言不順，……則民無所措手足。
——孔子
語言是行為的指南
貿易、人口流動及人口的增長和交融，不僅開闊了人們的眼界，而且使他們的語言變得豐富多彩。商人在旅行中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各種異域的語言，於是也就掌握了這些語言，不僅如此，他們還不得不思考那些關鍵用語的不同含義（即使僅僅為了不冒犯東道主，或不誤解交易協議的條款），由此他們也了解了對最基本事物的一些新的不同觀點。我現在要探討的，是涉及到語言在原始群體與擴展秩序之間引起衝突的一些問題。
所有人，無論是原始人或文明人，要想使他們的感知變得有條理，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賴語言使他們賦予這些感覺信號的特性。語言不僅能使作用於我們感官的客體分為不同的物體，而且能使我們根據自己的期待和需求，對不同標記的無限多樣性的組合進行分類。這種標記、分類和區別當然經常是含混不清的。更重要的是，語言的所有用法都含有許多關於我們所處環境的解釋或推理。正如哥德所承認的，我們以為是事實的，其實已經是理論：我們對自己環境的「所知」，也就是我們對它們的解釋。
於是，在對我們的觀點進行解釋和評價時便出現了各種困難。例如，許多普遍認可的信念只是隱含在表示它們的用詞或句子里，可能絕對不會成為明確的信念；於是它們也絕對不會有受到評判的可能，結果是，語言不僅傳播智慧，而且傳播難以消除的愚昧。
同樣，由於一套特定的辭彙本身的局限性及它所具有的含義，要拿它來解釋與它歷來習慣於解釋的東西有所不同的事物，也是很困難的。不僅用原有辭彙解釋甚至描述新事物是困難的，而且要想把語言以某種特定方式做過分類的東西再進行分類也不那麼容易——特別當這種方式是建立在感官的內在特性之上時。
這些困難促使一些科學家為他們所從事的學科創造新的語言。改革家，特別是社會主義者也受著相同動力的驅使，他們中的一些人也建議對語言進行精心改造，以便能夠更好地讓人們安分守己（見布洛赫，1954-1959）。
鑒於這些困難，我們的辭彙以及附著於其中的理論是至關重要的。只要我們是用建立在錯誤理論上的語言說話，我們就會犯下錯誤並使其長久存在。然而，對我們認識這個世界以及人類在其中相互作用仍然有著深刻影響的傳統辭彙，還有那些根植於這套辭彙中的理論和解釋，在許多方面一直是非常原始的。其中有許多是遙遠的年代形成的，那時我們的頭腦對我們感官所傳達的東西，有著十分不同的解釋。所以，當我們學會了許多我們通過語言而知道的東西時，每個詞的含義會使我們誤入迷途：當我們儘力要表達我們對某一現象的新的和更好的理解時，我們繼續使用著含有過時含義的辭彙。
一個相關的例子是及物動詞使無生命物體似乎具有某種思維能力。天真或無知的頭腦，當它感覺到運動時，總是以為有生命存在，同樣，當它以為存在著某種目的時，也總是設想存在著思維或精神活動。以下事實可以更好地說明這一點：在某種程度上，人類的進化似乎在每一個人類思維的早期發展中重複一次。皮亞傑在《兒童對世界的認識》一書中寫到：「兒童最初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目的。」只是在第二個階段，頭腦才開始對事物的目的本身（泛靈論）和造物者的目的（造物論）加以區分。泛靈論的含義附著在許多基本的詞語之中，尤其附著在那些表示產生秩序的現象的詞語之中。不僅『事實』本身，而且『造成』、『迫使』、『賦予』、『選擇』以及『組織』這些在描述非人格過程時必不可少的詞語，仍然使許多人聯想到人的行為。
「秩序」一詞本身就是一個明確的例子，在達爾文之前，它幾乎被普遍用來暗指存在著一個行動的人。在上個世紀初，甚至像邊沁那樣有名望的思想家，也主張「秩序以一定的目的為前提」（1789／1887，《全集》Ⅱ，399頁）。可以這樣說，在19世紀70年代經濟學理論的「主觀主義革命」之前，對人類創造力的理解一直是受著泛靈論信仰的主宰。直到19世紀70年代，在對競爭中決定的市場價格的引導作用有了更清楚的理解之前，甚至，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也沒有完全擺脫泛靈論的影響。甚至今天，除了對法律、語言和市場的科學研究之外，人類事務的研究仍然被一套主要源於泛靈論思想的辭彙控制著。最重要的例子來自那些社會主義作家。人們越是仔細審視其作品，就越清楚地看到他們所做出的貢獻，更多地是在保護泛靈論的思想和語言，而不是對其進行改革。以黑格爾、孔德和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論傳統將「社會」人格化為例，社會主義，以及它所理解的「社會」，實際上是歷史上各種宗教（連同它們各自的「上帝」）所提出的對秩序的泛靈解釋的最新形式。社會主義往往反對宗教這一事實也很難削弱這一點。社會主義者以為所有秩序都是設計的結果，於是他們得出結論說，秩序也能夠由某個更高明的頭腦加以改善。從這一點上講，在埃文斯-普瑞查德《原始宗教理論》（1965）一書中初步闡述過的權威人物發明各種泛靈論的過程中，社會主義也應當佔有一席之地。鑒於泛靈論的不斷影響，在今天要同意克利福德的觀點似乎仍為時過早。克利福德是位深刻的思想家，他早在達爾文時期就曾斷言「除了人能夠獨立介入的情況之外，目的性已不再表示設計歸功於有教養的人」（1879：117）。
社會主義對知識分子和學者的持續影響在史學和人類學的描述性研究中也十分明顯。布羅代爾就曾問道：「我們中的哪個人不曾講到過階級鬥爭、生產方式、勞動力、剩餘價值、相對貧困、實踐、異化、基礎結構、上層建築、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原始積累、辯證法、無產階級專政……」（大約這些術語全是來自馬克思或因為他而得到普及。見布羅代爾，1982b）
在大多數情況下，這類談話的基礎並不是簡單的事實陳述，而是對所講事實的後果或起因的解釋或推理。我們也尤其應當把一件事歸因於馬克思，即「社會」代替了馬克思實際談論的國家或強制組織。這是一種迂迴的說法，它使我們認為可以用比強制更為溫文爾雅的手段去支配個人的行為。當然，作為本書主題一直在談論的自發形成的擴展秩序，幾乎不可能像「作用於」或「對待」一個民族或一國人口那樣，「作用於」或「對待」具體的個人。此外，「國家」或更為正確的「政府」一詞，在黑格爾之前一直是普通的（或較為明確的）英語詞，在馬克思看來它們也直白而明確地包含權力的概念，而模糊的「社會」一詞，卻使他能夠暗示社會的統治將確保某種自由。
所以，正像智慧常常隱藏在字裡行間，謬誤也是如此。那些我們如今知道其錯誤的天真解釋，以及那些常常不被賞識，但產生了極大作用的建議，通過我們使用的語言流傳下來並影響著我們的決定。與我們的討論尤其有關的是這樣一個不幸的事實，即我們在談到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的不同方面時所採用的許多詞，都帶有早期社會的誤導性含義。實際上，包含在我們語言中的許多詞都具有這樣的特點，如果人們習慣於使用它們，就會得出一些對問題的冷靜思考不可能得出的結論，即與科學論證相矛盾的結論。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在寫這本書時，我給自己下了一個自我否定的指令，決不用「社會」或「社會的」這樣的詞（儘管它們難免會不時出現在一些著作的標題和我所引用的別人的言論中，並且我有時也會讓「社會科學」或「社會研究」這類說法繼續存在）。儘管迄今為止我還沒有用這些詞，但是在這一章里，我希望通過討論這些詞以及其他有類似功能的詞，來揭露隱藏在我們語言中的毒素，特別是隱藏在涉及人類相互作用和相互關係的制度和結構的語言中的毒素。
本章開頭處孔子那句相當簡略的引語，也許是被保存至今的這種認識的最早表現。我最初看到的是它簡化了的譯文，這顯然是因為中文裡沒有一個字或（一組字）來表示自由。但是以下這段話似乎正確翻譯了孔子在《論語》（韋利譯本，1938：XIII，3，171－2）中對任何一群有秩序的人的理想狀態的描述：「If languageis incirrect，……the people will have o put hand and foot」（譯按：此譯文顯然來自《論語》中「……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一段，哈耶克只從中截取「言不順」和「則民無所措手足」兩句，似與孔子原意不十分相合。）我要感謝牛津大學的大衛·霍克斯先生，他為我經常引用的一句翻譯有誤的話找到了更為正確的譯文。
我們現在的政治語彙不令人滿意的特點源自它們的祖先，主要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他們由於缺乏進化的觀念，認為人類事務的秩序是統治者完全了解的固定不變的一些人做出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