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商業現象的鄙視
對市場秩序的厭惡，並非全都來自認識論、方法論、理性和科學的問題。還有一種更晦暗不明的反感。要想理解這種現象，我們得步入這些相對合理的領域背後，看看一些更古老甚至更隱秘的東西：社會主義者在討論——或原始人遇到——商業活動。貿易和金融制度時，產生的一些特彆強烈的態度和情緒。
如我們所知，貿易和商業對保密往往有重要的依賴，一如它依賴專業化或個人知識，金融制度就更是如此。例如在商業活動中，除了個人有時間精力上的風險外，特殊的信息使個人能夠對他們在具體投資中的機會和競爭優勢做出判斷。只有當取得特定環境的知識使人得到的優勢，足以抵消為此而付出的代價時，人們才值得追求這種知識。假如每個商人必須把如何以及在什麼地方能夠獲得更好或更便宜的貨物公之於眾，使他的競爭者立刻就能效仿他，那麼他幾乎一點也不值得做這種事情——不可能出現由貿易而增加的利潤。再者，大量有關具體環境的知識是說不清楚的，也是很難說清楚的（例如一位企業家對某種產品可能成功的預感），因此除了動機的考慮外，也不可能把它「公之於眾」。
根據並非人人都已知道並提前做了充分說明的信息——即恩斯特·馬赫所謂「可觀察的和確鑿的信息」——採取行動，當然違反了前面討論過的理性主義要求。此外，不確鑿的事情，往往也是不可信甚至可怕的事情。[順便說一句，不只是社會主義者懼怕——也許是出於不同的理由——貿易的環境和條件。伯納德·曼德維爾說，「想想在異邦經歷的艱辛和不測，想想我們得越過的浩瀚大海，我們需要忍受的不同氣候，我們必須屈尊求助的各個民族，這種極可怕的前景」，讓他也「不寒而慄」（1715／1924：I，356）。意識到我們得嚴重依賴我們無法了解或控制的人類努力，不管對於從事還是迴避這種事的人，當然都是令人沮喪的。]
自遠古以來，在世界許多地方，這種擔心和懼怕就使普通民眾像社會主義者一樣，認為貿易本身不僅和物質生產判然有別，不僅混亂而多餘，不僅是一種方法上的錯誤，並且是令人生疑的、低俗的、不誠實的和可恥的。縱觀歷史，「生意人一直是普遍受到鄙視和道德詛咒的對象。……一個賤買貴賣的人本質上就是不誠實的……生意人的行為違背了存在於原始群體中的互助模式」（麥尼內爾，1981：35）。我記得艾里克·霍弗說過：「對生意人的仇視，尤其是史官的仇視，就像有記錄的歷史一樣古老。」
這種態度有諸多原因，也有許多表現形式。在早年的日子裡，經常把商人拒之於社群中的其他人之外。遭此待遇者不限於他們。甚至一些手藝人，尤其是鐵匠，被種田人和牧民懷疑為巫師，經常讓他們遠離村落。的確，不正是這些掌握「魔法」的工匠改變了原料的形狀么？買賣人和商人的作為更是遠甚於此，他們加入了一個完全處在一般人感覺和理解範圍之外的網路。他們從事著改變貨物價值這種無形轉化的勾當。東西的數量沒變，它滿足人們需求的能力怎麼就變了呢？買賣人或商人，即那些似乎造成這種變化的人，是處在看得見的、公認的、人們所理解的日常秩序之外，結果被排斥在既定的尊貴等級制度之外。因此，甚至像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這樣的人，一個多虧了貿易才取得領先地位的城市中的公民，也瞧不起生意人。後來，在封建狀態下，商業活動繼續被視為低人一等，因為至少在少數小城鎮之外，當時的生意人和手藝人的生命和貨物的安全，要依靠那些手握寶劍的人以及受到他們保護的道路。貿易只有在以軍事為業的階層的保護下才能發展，他們的本錢是強悍的體魄，所要求的回報是養尊處優的生活。這種態度，甚至在情況開始發生變化時，仍然會在維持封建制度的任何地方徘徊不去，即使是自治城市中富裕的資產階級或貿易中心，也不願反對這種態度。於是，甚至到了上個世紀末，我們聽說日本的「造幣者仍然是個不可接觸的階層」。
想到商業活動經常籠罩在神秘氣氛中，對生意人的鄙視就更容易理解了。「生意上的秘密」意味著有些人是從別人沒有的知識中獲利，這種知識往往同異邦的——甚至可能是令人憎惡的——習俗以及不為人知的國度，即神話故事和謠傳中的國度有關，這就使它更形神秘。「Ex Nihilo nihil fit」（拉丁語：「無中不能生有」）或許已不再是科學用語（見波普爾，1977／1984；以及巴特利，1978：675－76），但是它仍能主宰常識。看上去沒從事任何物質創造，只是把已經存在的東西倒騰一下，便「無中生有」地增加了現有財富，這樣的活動，散發著一股子妖邪之氣。
物質努力、體力活動以及「額頭上的汗水」，在強化這種偏見上想必也起到了被人忽視的影響。強健的體魄，常用的日常工具和武器，既看得見又摸得著，甚至對於自己沒有這些東西的人，也沒有任何「神秘」可言。體力的付出和這方面的能力，其本身就值得讚揚和尊重——這種信念幾乎不必等到封建時代的來臨。它是小群體遺傳本能的一部分，並且一直保留在農場主、庄稼人、牧民、武士甚至小房主和手藝人中間。人們能夠看到農夫或手藝人如何增加了有用物品的總數——並且根據看得見的原因解釋了財富和權力的差別。
因此，體力上的競爭很早就已出現並受到人們的讚賞，原始人在爭奪頭領的地位和技能比賽時（見補論E），便逐漸熟悉了檢驗外在體力優劣的各種方式。但是隨著知識，另一些參與者不具備、而且他們中間的許多人也不可能具備的知識——它不是「公開的」或看得見的——成為一個競爭因素，於是，熟悉的因素和公平意識消失了。這種競爭威脅著休戚與共的狀態和對共同目標的追求。當然，從擴展秩序的角度看，這種反應表現得十分自私，或者說是一種形式奇特的小群體自私行為，它讓群體的休戚與共壓倒了個人幸福。
這種情感在19世紀依然十分強烈。因此，當托馬斯·卡萊爾這位對上個世紀的文人影響甚大的作家發誓說「只有勞動是高貴的」（1909：160）時，他顯然指的是體力勞動，甚至是重體力勞動。他和卡爾·馬克思一樣，認為勞動才是財富的真正來源。這種特殊的情感如今可能正在衰退。我們出於本能，仍然很看重人類強健的體魄，但是它和生產力之間的關係在人類活動中所起的作用已經變小了，如今在這裡表現出的能力，常常不再是指體力，而是指法律上的權利。當然，我們仍然缺不了一些十分強壯的個人，但是他們正在成為各種日益縮小的專業團體中不斷增加的成員中的一類。只有在原始人中間，四肢發達還能說了算。
無論如何，貨物交換和交易、更複雜的貿易形式、對各種活動的組織和領導，以及為了賣錢獲利而轉移現有貨物，像這樣一些活動，依然並不總是被人視為真正的勞動。許多人仍然難以同意，生活和享受的物質手段現有供應量的增加，在更大程度上是取決於改變物品相對數量和價值的物品流動，而不是把一種有形物質轉變成另一種有形物質。也就是說，市場過程雖然是在和物品打交道，但它只是讓它們流動起來，並不增加（不管說些什麼還是就事論事）它們的外在數量。市場傳遞有關它們的信息，而不是生產它們，傳遞信息所起的關鍵作用，脫離了那些受機械論或唯科學主義習慣支配的人的視野範圍，因為他們只認可和有形物體有關的事實信息，卻不考慮不同物品的相對匱乏在決定價值上發揮的作用。
這兒有件滑稽事：有這樣一些人，他們並不從膚淺的物慾熏心的角度——即從物品的物理數量的角度——思考經濟事務，而是受價值核算的引導，也就是說，他們考慮的是人們對這些物品的需要，尤其是成本價格差，即利潤。恰恰是這些人，習慣上卻被人斥為物慾熏心的人。然而正是對利潤的追求，使從事這種事的人不考慮他所認識的個人的具體需求的物質數量，而是考慮他們能夠為總產出做出貢獻的最佳方式，這個總產出則是無數素不相識的個人分別做出努力的結果。
經濟學在這兒還有一個錯誤——一種甚至卡爾·門格爾的弟弟安東也在宣揚的觀點，即「全部勞動產品」主要來自物質努力；雖然這是個古老的錯誤，不過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大概也像任何要對傳播這種錯誤負責的人一樣。穆勒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1848，「論財產」，第二卷，第1章第一節；《全集》，Ⅱ：260）中寫道，「財富生產的法律和條件帶有物質真實性的特徵」，分配卻「僅僅是個人類制度的問題。東西一旦在那裡，人類不管個人還是集體，便可以按自己喜歡的方式處置它們」，他由此得出結論說，「社會能夠讓這種分配服從它可以想出的無論什麼原則」。穆勒在這裡把生產規模作為一個獨立於分配的純粹技術問題來考慮，因此忽視了規模取決於對現存機會的利用，這是個經濟學問題，而不是個技術問題。我們認為產量能夠達到如此之大，是因為「分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