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自負》一書並非哈耶克的早年作品，而是他生前最後一本重要著作。但是當1988年開始出版《哈耶克全集》時，編者巴特利三世（W.W．Bartley，Ⅲ，）卻把它列為首卷。因此最初讀到它時，讀者心中也許不免會有些不解：一本新作乍一面世，就以全集第一卷的面目出現，總讓人覺得有點不合常規。
不過只要我們把全書讀完，便會覺得他這樣做也並非全無道理。哈耶克寫此書時已耄耋奎之年，緣起則是1978年他曾打算以「社會主義是否是個錯誤」為題，在巴黎這個西歐左翼思想的大本營與對手設場鬥法，來一場最後決戰一般的大辯論。這種在學術討論中有些反常的做法當然不易得到落實，哈耶克便在同道的鼓勵下，把原為論戰而準備的簡短宣言，擴展成了這本通俗易讀的《致命的自負》。由這一成書背景所決定，它可以算是哈耶克對自己畢生致力於探討市場文明的運行原理、反對計畫經濟選擇的一個總結。因而把它作為《哈耶克全集》的一個長篇序言來看待，倒是十分估當的。
既單純又複雜的思想追求
從二戰期間開始撰寫《通往奴役之路》到這本《致命的自負》，哈耶克度過了將近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在這段漫長的歲月里，他也從一個十分邊緣化的經濟學人，變成享譽世界的思想家。《通往奴役之路》可被視為哈耶克向計畫經濟發動一場全面討伐的正式開端。它在當時英語讀者的市場上雖然十分成功，但是戰後學術圈內對待它的態度，卻令哈耶克灰心。這反映在他的文字生涯中，便是從戰後直到1960年出版《自由憲章》前的十多年裡，哈耶克基本上沒有再認真介入這種論戰。到了70年代，哈耶克一貫反對的凱恩斯主義方案已經千瘡百孔之時，他的思想才又引來了越來越多讚賞的目光。1974年他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聲譽也由此達到頂峰——雖然經濟學界不少人認為這與其說是因為他在專業經濟學上的貢獻，不如說是承認了他捍衛資本主義文明不屈不撓的精神。當然，在這段時間裡，他的思想也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它既變得相當複雜，從另一方面看又依然十分簡單。
言其複雜，乃是因為他的學說成分日趨駁雜而精深。從《通往奴役之路》，經過《感覺的秩序》、《自由憲章》和《法律、立法和自由》等宏篇巨著，到最後完成這本《致命的自負》，他的知識基礎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果說他最初的立論基礎大體上局限於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和少許古典自由主義學說，那麼這一基礎最後則已變得極為龐雜，除原有的經濟學之外，他又從哲學、法學、歷史、心理學、語言學、文化人類學、生物學等各門學科中汲取證據，形成了一個既繁複但又具有邏輯一貫性的論證體系。
因此在許多人眼裡，哈耶克變成了一個在本世紀已很不多見的「知識貴族」，一個在19世紀前相信「知識統一性」的歲月，我們才可以從帕斯卡、斯賓諾莎、笛卡爾和康德之類大思想家身上得窺其風采的人物。因為在他們眼裡，今天我們習以為常的嚴格的學科分工，是一種十分荒謬的做法；專業化對於我們是學有所成的前提，而對於他們，卻是有礙於充分理解這個世界的一道道樊籬，因此他們要儘力打破知識體系壁壘分明的界線。這種宏大的認識論視界反映在哈耶克的思想中，便是他從整體上把近代世界作為一種文明——一種以市場秩序為特徵的法制文明看待。
不過換一個角度看，哈耶克的思想依然十分單純：他幾十年著書立說只是為了一個十分單一的目標。這種目標的單一性，有時甚至使他的思想顯得重複而乏味。他不斷擴大視野，不懈地調動各個領域中的知識，惟一的動機就是他終生未變的一種強烈關切，即論證市場秩序的形成與個人自由的關係和這種文明受到威脅的原因。可以說，他的思想不管涉及什麼知識領域，只能是因為它同這一目標有關。哈耶克在這方面表現出的一以貫之的精神，即使在思想家中也是一種十分罕見的品質。
高尚而危險的自負
哈耶克在漫長的時間裡頑強反對計畫經濟，自然有其歷史背景。用他本人的說法，從大學時代開始，他所接觸到的幾乎所有關於社會改革的知識時尚，都具有社會主義取向，而知識分子中所有的「好人」似乎也都是社會主義者。年輕的哈耶克當然也難免被捲入這種思想氣氛。但是他所繼承的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知識，卻使他對這種社會改革熱情很快便產生懷疑：既然人們的需要和知識有著高度的主觀性、個體性和易變性，那麼為滿足這些需求和充分利用這些知識而從事的經濟活動，是可以進行「理性計畫」的嗎？實行這種計畫的政治後果會是什麼？早年的《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中的許多篇章，便反映著他從經濟學角度對這種問題的思考。但是，假如沒有希特勒政權的建立為他提供計畫經濟的理想付諸實踐後的可怕樣板，說不定他不會從專業經濟學家變成一個「社會哲學家」。從這個角度理解哈耶克，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很多人不樂意接受的結論：哈耶克的思想是他對本世紀一系列巨大政治災難——兩次世界大戰、德國建立起來的暴虐統治——做出的反應，就此而言，他與本世紀同他立場十分不同的政治理論家，例如法蘭克福學派的領導人物馬爾庫塞，部分地分享著一個相同的問題背景，只是他們做出的反應各有不同而已：一方提出的救世方案是尊重法治條件下的市場秩序，另一方則是泛靈論意義上的「愛欲」解放。
自從啟蒙時代以來，人類在自然科學和技術的運用上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是，哈耶克從這種進步中（這也和馬爾庫塞等人一樣）卻看到了一個巨大的潛在危險，即每個科學領域所取得的成就，都在對人類的自由不斷形成一種威脅，這是因為它加強了人類在判斷自己的理性控制能力上的一種幻覺，即他所說的社會主義者的「致命的自負」。在他看來，一切打算對整個社會實行計畫的企圖，不管它們是出於何種高尚的動機，都是建立在這種危險的知識自負上。因此和許多人的看法相反，哈耶克一再聲明，他和社會主義者的分歧並不是出於意識形態或價值選擇的對立，而是由於事實判斷上的不同——問題不在於社會主義的計畫經濟所設定的目標在道德上是否可取，而是用它所倡導的辦法能否達到這些目標？
哈耶克為證明這種立場的錯誤，提出了他在《致命的自負》一文中的「擴展秩序」這一核心概念，它脫胎於他50年代以後開始系統闡述的「自發秩序」的思想。如想掌握哈耶克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大概最方便的辦法就是理解他賦予這一概念的含義。
他的立論是以這樣一個問題為起點：人類是如何從早期原始社會休戚與共的小部落，發展成廣土眾民、和睦相處並形成巨大而複雜交往關係的巨型社會的呢？哈耶克認為，形成這種社會的一個關鍵性因素，是人類中某一部分群體在一個類似於自然選擇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套調節人際關係的規則，它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人類特意計畫或追求的結果，而是在無人能預知其後果的情況下，在漫長的歲月中自發進化而形成的。人類早期在不存在國家之前自發出現的貿易、先於理性時代而形成的傳統習俗，都證明了文明的成長與其說是由於理性的完善和強大政治國家的建立，倒不如說國家和理性精神的產生是它們的結果。
為了解釋這種具有擴展性的行為規則的形成，哈耶克經常把社會比做一個「有機體」，他藉助於一些研究「複雜現象」的學科知識（如生物學、化學和現代協同論、系統論等）說明，對於這種包含著無限多的要素、相互作用關係極為複雜的有機體而言，人類的理智在其秩序模式的形成機制上所能達到的認知水平是十分有限的。對於這種複雜現象，我們充其量只能掌握一些有關它的一般結構的「抽象知識」，而這完全不足以使我們有能力「建造」或是預見它們所採取的具體形式。他認為，許多知識分子敵視市場秩序的原因，即在於他們沒有真正理解或根本不願理解這種抽象的自發模式在一切生命領域所起的作用。正是因為這種不理解，使他們情不自禁地傾向於從「泛靈論」角度，把複雜結構解釋成某個主體的自覺設計的結果。由於這種「建構論理性主義」把人類社會獲得的一切優勢和機會，一概歸功於理性設計而不是對傳統規則的遵從，因此他們認為，只要對目標做更為恰當的籌劃和「理性的協調」，就能消滅一切依然存在的不可取現象。包括愛因斯坦這樣偉大的頭腦在內，眾多知識分子所以傾向於社會主義的選擇，都是因為他們在理性之外看不到任何有用的知識，或者說，他們不承認人類通過理性而得到的各種知識體系，也受著某些傳統行為實踐模式的制約。
那麼，人類的理性與知識既然有著不可克服的局限，它又是如何為文明的進步作出貢獻的呢？換言之，人類需要對社會發展和制度的形成採取一種什麼態度，才能最好地使有限的個人知識得到充分利用？在哈耶克的理論架構內，這一問題其實包含著他的知識論的兩個要點，並且我們很容易看出，在如今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