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成喬姆斯基的特徵的是發生論和笛卡爾主義這樣有趣的混合，這使得他必須要為這一當代語言學家所意想不到的意見去辯護。這個意見把笛卡爾的「天賦觀念刀和遺傳性聯繫起來了；而按照某些生物學家的意見，幾乎全部的心理生活都應該用這種遺傳性來解釋：「如果確實真的各種自然言語的語法不但複雜而且抽象，而且語法的不同種類又非常有限，特別在最高度抽象的水平上說是如此，那麼，通常人們似乎都把這些語法看成依語法這名詞可以接受的意義而言是文化的成果，這種看法是否正確就又成為問題了。非常有可能，一種語法是從某個天賦的固定圖式（著重點是我們加的）經過簡單分化獲得的，而不是由逐步積累材料、語列、語鏈和新的組合而獲得的……，而且一般說來，只要我們稍懂得一點言語結構，就會相信理性主義的假設有最大機會被人看到富有成果，而且大體上看完全是正確的」（前引文章法文版第20一21頁）。
因此，我們正面對著在大多數作者那裡存在而未表現出來的一個假設，因為他們的結構主義傾向促使他們懷疑任何心理發生論和任何歷史決定主義，但又並不因此就贊成把結構推到超經驗的本質上去。喬姆斯基既有實驗感，又有形式化感，他的立場要有分寸得多，因為各個個別語法按照在發展過程中起作用的轉換過程而分化：於是天賦的那部分就是核心，即「固定圖式」以及轉換的普遍性形式結構，而它們的變異性則屬於他和哈里斯在言語行為中所著重指出的「創造性」方面。但是，我們仍然面臨著一個基本問題，即關於「天賦的固定圖式」的問題，這個問題還要從不同方面去進行考察。
首先是生物學方面的問題。如果有任何一個特性被認為有遺傳性，那就要說明它是如何形成的。要理解大腦皮層的言語中心在人類化的過程中是怎樣出現的，這已經是一個使人相當困惑的問題了：用突變和自然選擇來解釋是不夠的，尤其因為涉及的是一種主要是與生俱來的關於個人之間交際的活動。如果要使負責言語表達的基因在遺傳上不僅擔負起傳遞從外界獲得發音言語表達的能力，而且還要有一個固定的有形成作用的圖式，從而產生語言本身，問題自然就變得更加複雜了。而且，如果這種起形成作用的核心另外還要把「理性」擔負起來，因而還應該承認理性也是遺傳的，於是就只有兩個合理的答案了（因為，讓我們堅持這一點，簡單地談突變和選擇，而又沒有一點客觀材料為依據，這就象貝達朗菲所說的是向「西藏的禱告木鐸」去求援似的了）：或者說是一直有的預成作用（可是為了使預成形式表現出來，為什麼非要等到人的出現呢？黑猩猩或蜜蜂不是已經很令人有好感了嗎？）；或者說是與環境的相互作用，這種相互作用使得選擇加在成為基因團對於外界刺激作用的「反應」的表現型的反應上。
不過，當我們涉及到個體發生學的領域，其中的後天獲得的品質和轉換作用的細節都是可以證實的，我們卻面臨著這樣的事實：它們固然與喬姆斯基的假設有一些確定的關係，然而從遺傳出發點的重要性或幅度來看，卻是有所不同的（參看第12和第13節）。道理無疑簡單地就是，在喬姆斯基看到有一種兩可選擇——或者是一種必須接受的天賦圖式；或者是從外界獲得，主要是文化方面的獲得，但是有種種變化，並且不能解釋所討論中的圖式何以有限制性和必然性——的地方，實際上有三種解答可供選擇，而不只是有兩種：當然有先天遺傳或後天從外界來的獲得，可是也有內部平衡作用的種種過程或自身調節作用。然而，這些過程象遺傳一樣會導致一些必然的結果，從某種觀點上看甚至還更加有必然性，因為遺傳的變異在內容方面，遠比表現在任何行為中的自身調整作用的普遍性組織規律的變異來得多。特別是遺傳只能建立在可以照原樣地傳下來或不能傳下來的內容上，而自身調節作用則強制規定一個與構造過程可以相容的方向，這個構造過程正因為是被指定了方向的，就變得是必然的了。
而在語言學結構的情況下，有兩類考慮對於上面這種解釋是有利的，這些考慮似乎使天賦的假設成為不必要的，但同時又保存了喬姆斯基的全部解釋體系：這就是，一方面，關於轉換語法建立控制論模式的希望，另一方面，對於在發育的第二年過程里使言語獲得成為可能的先決條件，作心理發生學的分析。
關於第一點，應該提到莫斯科科學院紹米揚（S．Saumjan）的研究工作，他企圖把起作用的轉換納入一個以「聯繫成分」（「 relateurs」）為基礎的「轉換場」，「聯繫成分」會提供有自動綜合作用的運算系統，人們可以大大地寄希望於這種分析，以求能夠抽繹出這種運算系統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或者反過來指出這個轉換場的局限性。可是，即使是它的局限性，對於我們討論的問題來說也是有教益的，因為如果真的象巴·希來爾（Bar Hillel）所設想的那樣，各種語法形式系統並不包含完全的決定程序，在邏輯領域中形式化的限度（參看第8節）所帶來的結果在這裡也象在別處一樣，會強制規定出分階段的構造過程的必要性，並且會排除從出發點上就預先包含一切的概念。
可是，從實驗資料的觀點來看，而不再是從形式化的觀點或從轉換信息的控制論機器的觀點來看，發育到第二年時言語相對地出現較遲的這個事實，似乎正好是叫人必須接受這樣一種構造論。的確，為什麼恰好到這個發育階段而不是更早熟地出現言語呢？用條件反射來解釋是太容易了；假如這樣解釋是正確的話，那習得言語從第二個月就會開始了；但是與條件反射的解釋相反，言語要以感知-運動性智力本身預先形成為前提，這就證明了喬姆斯基關於必須有與理性有關的基礎（語言底層〕的思想。但是這種智力本身並不是一開始就預先形成的，我們能夠一步步地看著這種智力怎樣地從同化圖式的逐步協調里得來。因此，這就使得辛克萊（H.Sinclair）——關於她的研究我們等一下再談——認識到要在感知-運動階段圖式的協調所固有的重複、排次序、和結合律聯繫（用這個詞的邏輯含義）的種種過程里，去探求喬姆斯基的「單子」的來源。如果這個假設能夠被證實，那麼我們將得到一個基本的語言學結構的可能解釋，而免掉非常笨拙的「天賦」 觀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