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有強有力的理由把語言學結構主義同共時性的考慮聯繫起來，人們還是懷著強烈的興趣看到，從哈里斯起，尤其到了喬姆斯基，語言學結構主義當前的形式在句法結構的範圍內，採取了明顯是生成語法的方向；這種語言學「生成為關係的研究，合乎情理地伴隨有對於轉換規律進行形式化的努力；此外，我們還要指出，這些轉換規律具有一種「過濾」性的調節能力，能夠淘汰某些造得不好的結構。從這種看法出發，語言學的「結構」到達了最一般性的結構的行列，具有種種整體性的規律，這些規律是轉換規律而不是描寫性的靜態的規律，而且它們具有從這一組成關係的種種性質而來的自身調整作用。
這種看法上的重要改變，其推動力有兩類，為對各種結構主義進行比較研究（不單是研究結構本身）值得加以分析，因為它們都包含了一種我們可以毫不誇大地稱之為跨學科聯繫的態度。第一類推動力來自對言語的創造性方面的觀察。哈里斯和阿勒（M. Halle）都做過這種觀察，但言語的創造性主要表現在話語（與語言相對而言）的領域裡面，也就是在心理語言學的領域裡面。事實上，語言學在對心理學採取懷疑態度幾十年之後，心理語言學又重新建起了橋樑，喬姆斯基就直接對此非常感興趣：「在現在研究的種種主要問題的中心，就是我們可以稱之為在日常使用水平上的言語的創造性方面……一切發生的事情，都似乎是：說話人在他表達過程中逐漸在某種程度上創造出他的語言，或是在傾聽周圍人講話的過程中逐漸重新發現了語言，就這樣，說話人把一個前後一貫的規則體系即生成（語法〕法典（著重點是我們加的）同化吸收到他自己的思維本體里去，這個生成法典又反過來確定實際表達或聽到的一個有無限數句子的整體的語義學解釋。換句話說，就好象說話人支配著一部他本族語的『生成語法』」。
在對「生成語法」轉換規律進行研究中，使喬姆斯基得到啟發的第二個主要動力，要更加難於理解，因為初看起來，那似乎是導向徹底的固定論而正好不是走向發生論和轉換的概念的：這就是這種語法植根在理性之中，並且是植根在某種「天賦」的理性之中的思想。喬姆斯基在這條道路上走得很遠，在他最近的著作《笛卡爾派語言學》（Crtesian Linguistics）里，他在分析言語與「精神」的關係時，甚至引阿爾諾（Arnauld）和朗斯洛（La）（《波爾·羅瓦雅爾的理性普通語法》[La Grammaire generale et raisonneede Port-Roya1]）以及笛卡爾本人為遠祖。事實上，允許建立種種派生句的轉換規則，是從穩定的核心句里抽繹出這些派生句來的，喬姆斯基正是參考了這些核心句才把它們和邏輯聯繫起來的（例如，主語和謂語[按：在邏輯上譯為主詞和賓詞]的關係）。但是，這並不妨礙這種新的立場（關於這個問題喬姆斯基曾說過：「這種立場又把我們重新引向……一種古老的思想傳統，而不是在語言學和心理學的領域中構成一種徹底的創新」）成為對邏輯實證主義而言是一種完全意義上的「逆向」：由布龍菲爾德熱忱地繼承的邏輯實證主義，企圖把數學和邏輯學歸結到語言學上去，把整個心理生活歸結到話語上面去；而最新的語言學則是從邏輯學中派生出語法學來，把言語從被理性定向的心理生活中派生出來……
這種逆向關係在方法論的範圍內也同樣是相當清楚的。巴赫（E.Bach）在一篇有趣的論文里，文風謙恭，精神公正，對邏輯實證主義和從它產生的語言學方法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對喬姆斯基結構主義的認識論前提做了深入的分析。按照巴赫的觀點，美國語言學從1925年至1957年做出的值得注意的努力，是以培根的方法論為特徵的：用歸納法積累事實，事後才把或多或少地頗有聯繫的不同水平各個領域（語音學、句法學等）組成一個金字塔，對種種假設採取懷疑態度，總之對觀念不信任，從「原型句」中去尋找「基礎」，等等。巴赫把喬姆斯基的方法放在克卜勒（Kepler）的門庭之下來反對培根；喬姆斯基的方法，相反地認為這樣的「基礎」是不存在的，而且認為科學需要假設（而且甚至是波普爾［K. Popper下所說過的那種假設：即最好的假設是最少有可能的假設，這些假設雖則「有不真實的可能」，卻可以排除最大數目的結論）。結果是：喬姆斯基不去尋找能夠用歸納法手段即一步步地達到種種特種語言以及一般言語的各種屬性，而是去想，什麼才是能說明各種語言的共同結構並按照不同的特種語言使這個結構分化所必需而又充分的語法理論的那些公設。事實上，喬姆斯基就是通過數理邏輯的形式化（建立在運算規則系統、遞現功能、生成法典、尤其是以順序和運算結合律為基礎而得來的初級「單子」結構上面）、普通語言學（主要建立在作為創造性組成成分的句法的基礎上）和心理語言學（說話人關於他自己的母語具有的不明說的知識）這三者的混合，最後達到他的語言學結構學說的。
總之，喬姆斯基的語言學結構的概念包括下面一些內容。首先，可以用遞現的方式獲得一整套其形式為A->的改寫規則，其中A表示範疇符號（句子等）， z表示一個或幾個符號的語符列（包括新的範疇符號或終端符號）。把轉換運算應用到非終端符號的語符列上去，我們就得到了派生的語句，這些轉換規則的總體就組成了生成語法，這種語法「能夠馬上在義符和音素之間的無窮盡的可能組合里建立起聯繫」。
這是一個真正的結構主義的程序，因為這個程序抽象出了一個嚴密的轉換系統。形成了多少有些複雜的「網」）；它成了比較語言學研究者的極好的工具，而且這個程序還有這樣一個巨大好處：既可應用在作為說話或聽話人內化了的個人的語法能力上面，又可以運用在作為一種制度的語言上面。相當數量的心理語言學家，例如埃爾文（s．Ervin）和米勒（w.Miller），布朗（R·Brown）和貝呂吉（v.Bellugi），曾重構了「兒童語法」，那是很獨特而且與成人語法相差很遠的。喬姆斯基的結構主義在發生學上的這些應用值得認真地加以注意：首先，從惠特尼（Dwighi whitneyy）（在1867和1874年）、塗爾乾和索緒爾。受前面兩位的影響、開始，要在作為社會制度的語言和個人話語之間造成對立，把話語和用話語表達的全部個人的思維看成好象只是在集體的框框里模鑄出來的，喬姆斯基學說的這些應用已經明顯地把這種對立緩和了；其次，因為對個體發生作用地位的這種考慮，是與當前人們在各種非常不同的學科中可以注意到的一種傾向相符的：個體發生即使是屬於種系發生或社會發展的範疇之內，它在這些範疇內也還總是反過來使這些範疇也發生改變，這就象瓦廷頓所設想的生物學，而且如果允許我們作這樣對比的話，也在許多方面象發生認識論。
這種在個體發生學和語言學結構主義之間的可能的聯繫，今夭甚至在從前難以想像的領域裡也可以看到；這裡指的是在感情和無意識象徵作用的領域。真的，很久以前，巴利（Ch．Bally）就已經從事於他稱之為「感情言語」的研究了，這種言語的功能是加強日常言語表達中連續不斷地被用濫了的表達力的：但是巴利的 「文體論」主要是指出了語言的規範結構在感情言語表達中的分解現象。相反，我們卻可以問自己：感情是否就沒有它自己的言語表達呢，這是弗洛伊德，在布勞伊勒（B1euler）和榮格（Jung）的影響之下，想用掩飾作用來解釋象徵作用之後，終於來為之進行辯護的假設。不過，榮格在象徵中看到的是遺傳的「古老原型」（「archetypes」），而弗洛伊德則合乎道理地從個人的個體發生中去找尋象徵的來源。於是，我們這裡似乎是處在與語言學並無直接關係的領域裡了，雖然這個領域對於符號功能和普通符號學來說，顯而易見是很重要的。可是不然，拉康（J．La）最近第一個發覺，任何心理分析都是要通過言語表達的。當然，這裡有分析者的言語，但是在正常情況下分析者說話很少；主要是被分析者的言語，因為對被分析者來說，心理分析過程主要就在於把個人無意識的象徵符號翻譯成社會化的有意識的言語。以這一新觀念為中心，拉康從語言學結構主義和已知數學模式得到啟發，力求抽繹出一些新的轉換結構，來實現這種似乎沒有可能的企圖：把無意識界的非理性的東西和內心象徵的無法表達的東西，納入到在正常情況下用以表達可言傳事物的言語模子中去。這是一個嘗試，這種嘗試的想法本身肯定是有價值的。但是，在其結果還沒有被「門外漢們」按照這些心理分析學小救派所賦予的意義來理解清楚之前，要來分析這些結果是困難的（因為，固然要懂得一點人家所說事實的知識的意思，但是，一項真理之成為真理，卻只有在擺脫了產生它的方面的那些影響，才能為人所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