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目前的條件下邁出了自己的步伐。
沃倫。巴菲特，給合伙人的信，1967年10月格雷厄姆這輩人退休了，隨之帶走了對大蕭條時期殘酷的記憶。華爾街覺察到年輕一代人的崛起，他們中的許多人在1929年時尚未出世，同時也對上一輩人無窮無盡的回憶十分厭倦了。更重要的是，他們對大崩潰之前的狂亂歲月沒有任何記憶。對他們而言，投機是無可厚非的。60年代牛氣衝天的股市對於他們就像初戀一樣充滿新鮮感，甚至連他們交易的股票都是新的——電子發行，龐大的集團，小的成長股票。所有這些都要求一種忠誠，似乎此時，只要忠誠就足夠了，股票在紛紛上漲。
當巴菲特的基金規模還很小時，這些對他絲毫沒有什麼干擾，但當他的資本擴大後，巴菲特卻逐漸不安起來。擁有更多的現金可進行投資而可做的交易越來越少這兩方面的矛盾使他陷入了困境。他對自己必須在壓力下想出新點子以至於逐漸把弦綳得太緊的局面牢騷滿腹。的確，他在60年代晚期寫的信讀起來就是一部歲月顛倒的編年史。在華爾街變得更加興高采烈時，巴菲特卻更加狐疑了。
在1966年初，他邁出了決定命運的一步，關閉合伙人的企業，並將它變①成了新的賬戶 ：
只有唯一的方法能使這一舉措發揮效用，那就是在全國範圍內使用它。並且我也提醒蘇茜，如果我們有了更多的孩子，那還得靠她為他們找到一些其他的合伙人。
在巴菲特關閉他的閥門的同時，華爾街卻開始洪水泛濫，越南戰爭推動股市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當年青人都在街道上列隊行進時，他們的父母，則看到了戰爭帶來的擴張的影響，紛紛在證交所排起了長隊。共同基金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首次突破了1000點大關。它曾在另外三次又達到了心理大關，但每次都在這個充滿魔力的數字下收盤了。
然而，到了1966年春天，市場跌入了令人目眩的深淵之中（新投入的資金都陷入恐慌之中），於是投資者們逐漸把注意力放在短期投資上。
巴菲特的某些合伙人打電話給他，提醒他市場走勢還會更高。對於這些電話，巴菲特都一一駁回了，他提出了兩個問題：①如果他們在2月份就知道5月份道。瓊斯指數將達到865點，那為什麼他們當時不讓我進入市場呢？
②如果他們不知道2月份以後的3個月中將會發生什麼事情，那他們怎麼會知道5月份的情形呢？
毫無疑問，合伙人的這類建議只有到未來十分清楚的時候才有說服力。
由於某種原因，市場的評論家們往往有一個特殊的盲點，他們習慣性地假設一旦當前時刻的「不確定性」被指示出來了，他們就會對直到判定為止的未來一段時期有一種清晰的觀點。而事實上，就算他們無法預測目前的不確定
① 巴菲特也受到聯邦證券法的制約，它規定合伙人企業只能有99 個合伙人。據他的律師丹。莫納說，投資
於他的人的個數遠遠超過了99 個人，但並沒有超過99 個「合伙人上限」——他的解決辦法是把一大堆投資者算成一個個的小實體。「這是符合法律的條文規定的」，莫納說，「我不知道這個條文的真實意義。」
性，也絲毫不影響他們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未來前景不會有新的烏雲籠罩。
讓我再重申一遍：對我而言未來永遠是不明白的。 （如果你覺得後幾個月局勢很明顯，給我們來個電話——或者，就此事而言，未來的幾小時也同樣如此。）
巴菲特盡量避免對股市進行預測，同時也絕不按人們的觀點來買入或賣出股票。他更願意嘗試著去分析單個公司的長期商業前景，這得歸咎於他對邏輯推理所有的偏見。一個人可以「預言」股市的趨勢，就好像一個人能夠預測當一隻鳥飛離樹梢時它將從哪飛走一樣，但那是一種猜測而非一種分析。如果他以前「僅僅因為某個星象學家認為標價也許太低了」就賣出股票的話，他警告說，他們都會陷入困境的。
道。瓊斯指數的確開始走低了，並且只達到700點左右。但是更廣闊的市場卻掀起了泡沫。有兩次，正當巴菲特要著手買入他認為的熱點股票時，競爭者們一把將股票搶走了。（與大多數職業人士一樣，巴菲特在市場上逐漸積累頭寸，以免在自己買入時引起價格的上升。）有一種股票的價格超出了他的限定範圍，而另一種股票則被他人接了。但這些並沒使他變得瘋狂。
在這種局勢下面，巴菲特恪守自己的秘密，有時達到了有些偏執的地步。
他的經紀人都明白，任何情況下都不要談起巴菲特選擇的股票，甚至連辦公室里的人也一樣。據他的一位奧馬哈的橋牌密友凱。克特爾說，巴菲特甚至認為附近的黑石飯店通過望遠鏡放大技術對他位於凱威特廣場的辦公室施行了竊聽。克特爾補充說，巴菲特僱傭了一家安全公司前去檢查，但他們什麼都沒有發現。
真正的問題倒不是在於人們偷他的股票，而是由於他不能找到足夠的符合自己標準的股票。同時也因為格雷厄姆的信徒已非常之多，在計算機的協助下，他們正紛紛從樹上猛拽著累累碩果。
到了1967年初的時候，巴菲特覺得有必要提醒自己的合伙人，最近有些新的共同基金已經超過了他的業績。另外，他還警告說，儘管他不分晝夜地拚命維持著，他靈感的源泉已經變得只有「點點滴滴」了。他的語氣充滿了不祥的預兆，如果他靈感的湧泉「完全乾涸了，你們會收到我誠實而迅速的通知，這樣我們可以採取別的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巴菲特所做出的這些可怕的預言是與華爾街廳里出現的令人眩暈的狂亂成正比的。對於很多資金持有人來說，這是爭先恐後的年月。
電子類股票颳起一陣狂風，每一股新發行的股票都被當作第二個西爾若克斯公司。難道是華爾街突然崛起了一位電子界的專家嗎？如果有誰問出這樣的問題，那就是他錯看了這個時代。華爾街就是迷信電子學。即使像《美國音樂指南》之流的癩蛤蟆，都因自詡為宇宙之聲電子公司而搖身變成了君王。
在對高技術蜂擁而上之後，緊接著，在巨大的企業集團推動下，比如國際電話電報公司，李騰工業集團（Litton Lrdustries），萊特維公司（Ling—Temco—Vought）等，掀起了一場兼并的浪潮。公眾們在那個充滿自信的年代裡對官僚主義毫不信任，而將競爭的秘訣傳授了這些龐大的組織（比如技術）。
於是，市場上突然闖入了「信件股票」，這是一種未經登記的股份，常常是由不確定性很多的公司發行的。因此，作價也很奇特。每一次時尚都有它潮起潮落的時候，當一種時尚消退時，新的潮流又取代了它的位置。於是
在60年代期間，華爾街進入了一段更為令人心酸的投機時代。
投機時代的雛形源於「業績基金」，它是傳統共同基金的翻版。這種新型的基金並不力圖在長期範圍內超過市場贏利水平，而是著眼於每一個連續的季度、月、周乃至每個小時內。業績基金通常是由那些一心想儘快賺錢的虯髯之徒來經營的。他們頻繁地從一種股票換到另一種股票，擁向大紅大紫的熱門股，就像一個演員奔向一戶又一戶人家想要將掌聲維持下去。簡單地說，他們的目標就是要抓住貨幣的擺動行情。拉爾德。查伊，曼哈頓基金的經理，就是這批人中的主要典型。據稱，一點點有關查伊牽涉到某種股票的風吹草動，都足以引發一場小小的驚慌。這是因為這幫人根本不想堅持霍華德。巴菲特式的獨立性。他不過是一個年紀輕輕，手頭空空的沒錢的當代人物罷了。
他是什麼樣的一種年輕人呢？他來自一個興旺的中等收入的家庭，而且畢業於一所出色的商學院；他不到30歲，或比這更年輕一些；他穿著粗條紋襯衫，系著寬寬的飄動的領帶，渾身散發著一種自信，一種博學，幾乎接近於一種傲慢。他可以脫口而出一些最新的陳詞濫調，什麼「業績」、「概念」、「革新」還有「協同」之類的詞語，他談吐很急促，而做起事來卻相當勤奮。
投機在弗雷德。卡爾身上得到了集中體現，他引導著公眾，並成為了企業基金的領頭人。在1967年時，他所獲利潤達到了116％，遠遠超過了巴菲特任何一年的業績。卡爾投資於一些很小的，所謂的突然成長的公司以及成堆的未登記信件股票。他被新聞媒介尊奉為「冷酷而果斷」的典型。作為新崛起的一代人的典範人物，卡爾在他貝弗利希爾斯的浴室里裝了一部電話，並且開著一輛「積架」去上班。他的辦公室是用歐普藝術裝飾起來的。他的策略非常簡單：「我們不會愛上任何東西，每天早晨起來，每樣東西都是要出售的——證券組合里的每一張股票乃至於我的衣服和我的領帶。」
在名義上，買空賣空的實行者正越來越富裕。假若一般的股票都上漲了，為什麼不簡單地做一個買進？這個問題時時困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