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鄧穎超的夫妻關係，無疑可以為人楷模。既是反封建的，又繼承了民族的傳統的優秀道德；既是反資產階級腐朽化的，又煥發出解放的現代文明的新氣息。
對於戀愛與婚姻，周恩來像大多數人一樣，隨著年齡的增長和閱歷的豐富，認識和態度也在不斷發生變化。
周恩來15歲進天津南開學校，19歲畢業，在一所教育比較進步，並且很有特色的學校里，度過了對一個人思想性格的形成有極為重要影響的時期。
南開學校是今日南開中學和大學的前身，於1940年在嚴氏學塾的基礎上，仿照歐美近代教育制度創辦的私立學校，創辦人嚴修在清朝做過翰林和學部侍郎，思想比較開明。
校長張伯苓是從北洋水師學堂以第一名畢業，又到日本歐美考察過，辦教育很認真。
周恩來在這樣的學校里讀書，並且成績優異。「心算比一般同學筆算還快」，並且在全校不分年級的作文比賽中，以《誠能動物論》獲第一名。
卷子上的姓名是密封的，所以完全以文論取，不會像現在的許多文學評獎，摻雜人際關係的因素。名次是由學校創辦人嚴修親自選定，當他揭開評為第一名卷子的密封時，看到了「周恩來」三個字。他深深喜愛這個學生，因為過去的兩年中，周恩來代表南開學校參加天津市各中等學校的校際演說比賽，都奪取了第一名。
嚴修十分器重周恩來的人品和才學，經過長期觀察，慎重考慮，決定將自己的女兒嫁給周恩來。並親自託人向周恩來提親。
這是周恩來第一次正式面對了婚姻大事。以嚴修的名望和社會地位，能娶他的女兒為妻，無疑是令人羨慕，甚至是某些人所求之不得的。令人不解的是。周恩來卻很有禮貌地辭卻了這次提親。
對此，周恩來的同班同學張鴻浩曾有回憶。說周恩來在一次散步時，對張鴻浩談了自己的想法：「我是個窮學生，剛入學時，學習和生活費用靠伯父支持，現在雖然靠成績好，作了免費生，生活費用還要靠自己解決。以我這種情況，假如和嚴家結了親，我的前途一定會受嚴家支配。所以我辭卻了這門親事。」
周恩來的想法對於一名有救國抱負而又自尊自強的熱血青年來說，是很正常，不難理解的。
那正是血性、銳氣、容易衝動，容易偏激的年齡。周恩來從日本回到天津，隨即投入五四運動的洪流中。周思來參加組織了革命團體「覺悟社」。激進的青年學生們相約：
不戀愛、不結婚，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國社會的鬥爭中去，避免結婚受拖累或給後人添麻煩。
鄧大姐對此曾回憶說：「他們那個團體有20多人宣布抱獨身主義，周恩來也是其中之一，還為此發表過文章。」
隨著年齡的增長和各方面的不斷趨於成熟，周恩來在赴歐勤工儉學期間，自然而然地放棄了因一時激情而宣布的獨身主義，自然而然地面臨了戀愛與婚姻這件人生大事。
旅歐初期，周恩來曾經有一位比較親近的朋友，是個漂亮的姑娘。然而，好朋友未必適合作妻子。一旦作為婚姻來考慮，這，位漂亮的姑娘就不行了。因為她僅僅是同情革命，而周恩來需要的是「能一輩子從事革命」「能經受革命的艱難險阻和驚濤駭浪」
的伴侶。
周恩來曾對他的侄女周秉德說：「這樣，我就選擇了你們的七媽(指鄧穎超)。接著和她通起信來。我們是在通信中確定關係的。」
周恩來與鄧穎超認識、交往及後來通信，確定關係的基本情況，前面章節里寫過。
我這裡主要想就自己的所見所聞，談談他們婚後的夫妻關係。
周恩來與鄧穎超親愛和睦，關係融洽，首先得益於他們彼此的選擇。
周恩來基本是屬於國家，屬於民族和人民的，極少屬於個人，因而也更少屬於妻子。
從1940年我來到他身邊，直到他住進305醫院，到他逝世，他與鄧穎超的夫妻生活很少。
從鄧穎超偶爾談到的過去生活，可以知道在大革命時期，在紅軍戰爭時期乃至整個戰爭年代，夫妻生活更少，他們都是無保留地將自己的一切奉獻給了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
婚前，周恩來與鄧穎超5年沒見面，儘管他們確定了戀愛關係。
婚後的生活，鄧穎超曾對我們回憶說：那時周公很忙，一早要從廣州天字碼頭乘船去黃埔軍校，晚上進回廣州，還要參加廣東區委的會議，向幹部講課作報告。我有我的一攤工作，我擔任廣東區委委員，婦女部長。兩個人都很忙，見面不多，說個話的機會都很少。婚後不過一周左右，發生了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被刺一案，他就更忙了……這種職業革命家的「蜜月」預示著今後漫長的夫妻生活都將是伴隨著奮鬥與犧牲的革命進行曲度過。從統一廣東到北伐；從領導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到衝出「四一二」「七一五」大屠殺的血雨腥風；從南昌起義到堅持白區鬥爭，到投入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從長徵到西安事變，到抗日戰爭……到轉戰陝北。他們夫妻聚少離多。並且聚時匆匆，離後悠悠，連毛澤東主席都兩次大不忍地說：「可苦了恩來呀」，「你(鄧穎超)這個後勤部長沒有當好，這麼久，你連到前委來慰問(恩來)也沒有啊……」
那種聚少離多的動蕩顛沛的生活我曾經歷過，不難體會。就是不曾經歷過的青年，也可以想見。因為就是建國後相對穩定的生活，他們也仍然在作出最大的犧牲與奉獻。
實在說，周恩來與我們工作人員在一起的時間，遠遠超過與鄧穎超在一起的時間。
他們各自有自己的工作，他們的最大樂趣都是為人民服務。這話講起來似乎有點「講大道理」。「講大道理」是「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被極端化以後才變了味道，令人反感了。如果你在周恩來、鄧穎超身邊呆幾天，你一定不會說這是「講大道理」，你將感慨萬千地明白，什麼叫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
周恩來的生活習慣前面章節都講過，完全是圍繞工作「見縫插針」，毫無規律可言，吃飯和睡眠時間極少，而鄧大姐基本是正常作息時間。所以常常是鄧大姐睡醒一覺，周恩來還在辦公；鄧大姐起床洗漱，周恩來剛回卧室吃了安眠藥睡覺。鄧大姐吃午飯時，周恩來或早或晚剛吃早飯。除非請客，他們很少吃在一起，更少睡在一起。在我印象中，一周難得在一起吃幾頓飯或睡在一起。
由於總理時刻生活在工作人員的包圍中，可以說，從兩眼一睜到吃過安眠藥入睡，身邊總有秘書等人跟著遞彙報條、請示，送審批文件。所以，總理和大姐就連說話的機會也是很少很少。
他們有什麼事要說，多數是在衛生間，利用周恩來洗漱的機會，鄧穎超去跟周恩來談點事，當然也有公事，主要還是談點家庭里的事。所以，衛生間被我們稱為「第一辦公室」，也曾被大姐苦笑著稱為「成了我們的談話間」。我們也自覺，逢大姐來跟總理談話時，盡量不跟大姐搶這幾分鐘的洗漱時間，除非有特別重大的事。
有時大姐跟總理一道吃頓飯，很高興，很開心，秘書們卻為急事急件所迫，常常到餐桌旁去請示報告。鄧大姐從沒為此生氣。我在總理身邊幾十年，只聽大姐說過一句算不得牢騷的苦澀話。那是一次吃飯，由於不斷有秘書來請示報告，總理不停地放下筷子又抓筆，甚至吃兩口飯就得說七八句工作上的話。鄧大姐開始還獨個兒慢慢吃，趁秘書來去的空間搶說幾句話。後來怕總理這頓飯吃不飽就不槍時間了，讓總理在秘書來去的空間抓緊吃幾口飯。再後來，見總理又批文件，又交待工作，抽空往嘴裡撥口飯，她心疼地皺起眉頭，放下筷子，默默地望著總理，好久好久目光一瞬不瞬。
終於，當總理把一個急件交我時，抬眼看到了對面望著自己的妻子，感覺到那目光的異樣，小聲說：「小超，你怎麼不吃了？別等我，菜要涼了的。」
鄧穎超臉上掠過一絲笑紋，那個笑給我留下極深印象，包含了多少感情多少心意啊。
光是革命者，不會有這種笑，光是賢妻良母，也不會有這種笑．必須兼有革命者和賢妻良母這兩條，才可能有這種笑。
「你也快吃。」鄧穎超柔和地催促，接著抬眼望住我，說出那句苦澀的話：「你們也給我們老倆口留個說話的時間呀。」
我無限歉疚地望著鄧大姐，張一張嘴，卻什麼也沒說出來。
我們這些工作人員都對不起總理和鄧大姐。但我知道這種說法只反映我們的心情卻並不正確。正確的說法應該是，總理和大姐確實對得起黨，對得起國家，對得起人民。
用張佐良同志回憶時講過的話說，叫作「一片赤誠可對天。」
總理找到鄧大姐做伴侶，是他一生的幸福，也是他遠見卓識的一個證明。戰爭年代的顛沛漂泊、奮鬥犧牲且不說，就是進城後，中南海所有的人，上至毛澤東下到一般服務人員，無不公認周恩來是「最忙的一個」。我們嘴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