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新婚之夜醉酒，正符合他高興時喜歡喝點的特點。越高興越近酒，他確實太高興了。他是1919年4月由日本回天津，隨即投入五四運動。那時周恩來21歲，鄧穎超過15歲。他們一起開會、辦刊物、組織「覺悟社」，接觸雖多，卻還談不到戀愛這一層，在周恩來眼中，鄧穎超還不過是個「小妹妹」，有時稱她「小超」，才15歲么。
周思來1920年11月赴法國勤工儉學，與鄧穎超保持著通信關係，通信內容全是探討「中華雄飛」之路。那時也還不存在戀愛。何況年輕的周恩來在法國有了一個女朋友，關係很不錯的。
年，周思來對他的侄女周秉德講過，他在旅歐初期，曾經有一個比較接近的朋友，是個美麗的姑娘，對革命也很同情。然而，「當我決定獻身革命時，我就覺得，作為革命的終身伴侶，她不合適」。就是說，對革命僅僅是同情還不夠，必須是「能一輩子從事革命」，能經受得了「革命的艱難險阻和驚濤駭浪」才好成為終生伴侶。
周恩來說：「這樣，我就選擇了你們的七媽(即鄧穎超)。接著和她通起信來，我們是在通信中確定關係的。」
周恩來說的這個「通起信來」，是指1923年給鄧穎超的一次來信，在這封信中，他首次向鄧穎超表露了愛慕之情。第一次表露不免含蓄，何況鄧穎超也知道周恩來在法國曾有一個女友，所以沒作任何表示。
鄧穎超無表示，周恩來便接二連三來信，一次比一次談得明確，並且請鄧穎超作明確答覆。鄧穎超是獨生女，她的答覆是：這樁大事要和媽媽商量。而媽媽的態度是：
「別著急，等他回來以後我看看再說。你們倆人現在一個在國外，一個在國內，著什麼急呀？」
於是，事情拖了兩個月，這兩個月里，周恩來頻頻來信，雖然是談國家、民族之命運，論人民大眾之疾苦，但每信不忘催問鄧穎超本人對這個戀愛問題的態度。李維漢從法國回來時，周恩來還托他給鄧穎超帶來一封「情書」。於是，鄧穎超被感動了，回了一封懇切的信，對周恩來的求愛給予了肯定的答覆。
他們的戀愛關係就這樣在通信中確定了。
周恩來1924年歸國，到1925年黨組織把鄧穎超由天津調廣州，他們已經有五年未見面。現在見面了，結婚了，周恩來的高興喜悅之情自不必言；高興而喝多了，也是在情理之中。
不過，新婚之夜大醉，又不讓蔡大姐走，這不能不算失態。在這點上，鄧穎超同周恩來有點矛盾是正常的、像普通人的家庭一樣，當丈夫好酒時，妻子難免要有意見，在以後共同生活的幾十年中，鄧穎超一直反對周恩來喝酒，並且為酒繼續產生過一些矛盾。
作妻子的都怕丈夫喝酒誤事又傷身。
喝酒，特別是喝大酒，確實容易傷身。我們一些同志聊天，就有人掰著指頭總結過不是規律的規律：喝大酒比抽煙多還要傷身。
從毛主席開始，他數了許多在世不在世的中央領導同志，都是抽煙很厲害但不嗜酒，這些領導同志沒有誰是患癌症；從周總理開始，他數了陳毅、喬冠華等外事活動多，喝酒場合多，以及許世友等嗜酒的領導同志，雖然不抽煙，但或早或晚都發生了癌症……當然，這只是下過閑聊天，並沒什麼真正的科學考究。
周總理的第二次醉酒，我是親眼見了。那是1954年4月，出席日內瓦世界和平會議之前，在莫斯科發生的。
日內瓦會議是新中國成立後，我國政府代表團第一次參加的國際會議。前後4個月的時間，總理奔波於世界各地，他所付出的心血和完成的工作量是沒有任何一人所能比的。蘇、美、英、法及其他與會國，都沒有任何一人能比。這是早已為歷史所承認了的，也是被大量回憶文章所書寫過，證實過的。我這裡不重複，只談—件小軼事。
出發前，鄧大姐不無擔心地囑咐我要多關心、照顧總理的身體。當時，總理勞累過度，剛流過幾次鼻血，身體狀況不大好。大姐特意關照，要提醒總理少喝酒。
大姐的擔心是有原因的。蘇聯人本來就善飲，過去打交道的經驗，幾乎個個都是「酒桶」。這些寒冷地帶的人腸子里那種化解酒精的酶要比我們生活在溫帶的黃種人多很多，喝起酒來磣人。65度的汾酒也敢拿大茶缸子一口氣地灌，連醫藥酒精他們也敢喝，兌點水就咕吟咕吟灌幾口。他們要是上了宴會，幾杯酒下肚之後，便高門大嗓地完全「解放」了，不喝個東倒西歪不結束。總理雖然酒量大，畢竟是咱們黃種人，從生理上說就不能跟寒冷地帶的白種人比。這就像現在的百米賽跑一樣，黑種人的生理特徵，他們的細胞結構就決定了他們的爆發力適合跑百米，不適合游泳。所以，跑道上活躍的儘是「黑旋風」，游泳池的泳道上，就難以發現黑影子，滿眼都是「浪里白條」。
黃種人喝酒，在生理上就弱於寒帶的白種人，何況總理的肝又不好，長征時患肝膿腫，高燒昏迷多天，若不是從60里外的雪山取來冰塊冷敷，性命都差點不保。解酒主要靠肝臟，總理在這方面又處於不利地位，更何況總理去莫斯科，是在人家的地盤上，難免要碰上人家「人多勢眾」，喝起酒來以寡敵眾，這形勢就尤其不妙了。
從給總理當副官時起，總理平時的喝酒場合就是由我來管。建國後，出於對總理身體的愛護，又考慮喝酒容易誤事，我就跟總理提過建議：以水代酒。這個建議總理是同意的，他也時常警惕離酒遠點。
中南海服務科的老服務員都懂以水代酒，紅茶水代紅葡萄酒，白水代白酒，那時都是土辦法：把茶水或白水灌在相應的酒瓶子里，藏在低垂的帘布後面，服務員手上帶個酒托子，一次可以卡住兩瓶或四瓶酒，總之同樣的酒要卡兩個瓶子，給「自己人」一定要倒水不倒酒，給外人必須倒酒不倒水。那是反覆訓練過的，從沒出過差錯，動作一樣，不同對象從不同的瓶子里往外流水或流酒。為此，在我們作東請客時，確實使蘇聯及其他國家的「酒桶」們為總理的「酒量」驚訝不已，佩服黃種人也有這樣出類拔萃的壓倒白種人的「海量」。
然而，在家可以用這個辦法，出去作客可就行不通了。總理1月1日到莫斯科，為日內瓦會議作準備，同蘇聯協商有關事項，統一會議上的步調。經過會談，雙方達成一致看法後，由蘇聯同志草擬具體方案，由總理回國向中央彙報協商情況。臨行前的晚上，為慶祝會談勝利結束，蘇聯以赫魯曉夫的名義設宴招待周恩來總理。
那天一上宴會我就知道不妙。我不懂俄語，翻譯是老資格的師哲同志，聽他們嘟嚕嘟嚕講話，看到那些聞到酒精味就興奮的蘇聯領導人，我一陣陣起急。尤其赫魯曉夫，入席時就不停地轉動腕子上的手錶帶，捋下來放桌上，隨即又拿起來戴回手腕上，完全是一種躍躍欲試，準備大喝一場的架式。我急得原地打轉，想不出對策。
沒法作假，且不說我上不去，就是叫我上去幫助服務，也無法再以水代酒。那還是階級鬥爭正激烈的年代，蘇聯的保安措施十分嚴格。對一切食品、酒水的檢查都非常嚴密，每上一樣東西都是嚴格檢查之後，上來就不許換樣，吃完喝完，撤下為止。中間是不能隨便換動的。
赫魯曉夫起來講話了。話很簡短，幾句便開始敬酒，一敬酒那些蘇聯領導人便都起立舉杯。蘇聯人的熱情豪爽是沒比的。中國人敬酒，一般是誰敬誰喝；蘇聯人不然，赫魯曉夫敬酒，咕咚一口乾杯，那些跟著舉杯的主人，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布爾加寧等人都實實在在地「咕咚」乾杯，我們的總理便也不能不「咕咚」了。
外交禮節，人家敬了酒，你就不能不回敬。所以總理也得講幾句，也得回敬，眨眼工夫，又響起一片「咕咚」聲。
現在隨著科學發展，人們對酒的危害認識多了，電視上的宴請場面，都是拿著酒杯轉圈，看不到什麼乾杯的場面。還有一個原因是現在的領導人，文化程度高，都是學校培養出來的，不像那時的領導，都是戰爭培養出來的，艱苦環境里奮鬥出來的，氣質上就不同。那時喝酒也不像現在馬上要在電視上與群眾見面，無須過慮形象。蘇聯當時的領導人都是經歷了「十月革命」和隨之而來的與白匪的艱苦作戰，經歷了殘酷的衛國戰爭，性格上多屬粗獷豪放，在喝酒上也表現很鮮明。民族特色、經歷戰爭環境以及個人性格素質，這三方面一結合，喝起酒來可就驚心動魄了．看不到一個「紳士風度」，蘇聯領導人那種連續不斷、熱烈豪爽的敬酒勸酒，整個給人一種英雄好漢相聚的感覺。
總理參加外事活動的原則是客隨主便，一旦陷於這群「酒桶」之中，那情景便可想而知了。菜還沒怎麼動，酒瓶子就不知空了多少，服務員忙在上酒，不大留意上菜。總理即便想吃菜也不能隨意了，因為周圍隨時都有酒杯舉過來。
我明白，今天是在劫難逃了。記得1952年，總理來談第一個五年計畫，為中國人民最終爭取到156項援建項目後，就曾在這樣的場面中被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