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說《楊林同志》寫作快要殺清的時候，上海的天氣更加炎熱起來。
這時候，社會活動也多了起來。他的思路不能集中，文稿也寫得不順利。他在有關方面的安排下，不斷出席與他相關的外事活動和集會。1977年成了巴金最繁忙的一年。這是十幾年來過慣沉寂生活的巴金意想不到的。久卧思動成了老人的強烈慾念。那年春天，當他出席上海文學界舉辦的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65周年座談會時，多年來與世隔絕的一批文藝界老友們，第一次見到了隱居的巴金。
出現在友人面前的巴金，幾乎沒有太大的變化。他雖然受到種種難堪待遇和痛失蕭珊的精神磨難，然而老人臉上依然掛著溫和的笑容。只是他的頭髮全白了，讓所有劫後重逢的朋友們大吃一驚。他們看到巴金的頭髮儘管已銀白若雪，然而頭髮是代表一個人性格的，那些白髮依舊倔強地根根直立，似乎在告訴所有與會的友人說：「我還是從前的巴金，一點也沒有變！」
巴金除和國內朋友進一步接觸之外，他開始在寫作之餘會見外賓。夏天，他出席了一個招待日本代表團的宴會。那是日中友好國民協議會和日本要求歸還北方領土活動家組成的訪華團。這些日本友人來前都聽說作家巴金在「文革」中已經自殺了，然而當巴金精神矍鑠地坐在席間時，日本客人們都振奮起來，拚命鼓掌。之後，大家紛紛過來和這位寫過著名小說《家》的作者握手，祝福老人終於熬過了一場大災大難；
不久，巴金又在他武康路寓所會見了日本著名社會活動家中島健藏。他們談得很好，儘管那時的巴金已有會見外賓的自由，可他心中仍有餘悸，所以談起話來還相當謹慎。後來，他又出席上海市款待南斯拉夫總統鐵托的盛大招待會，接下來，他接受了法國客人露阿夫人的訪問。總之，巴金重又恢複了從前那樣的生活秩序。他的心中充滿著快樂。陰影似乎正在心頭悄悄消散，從前那已經習慣了的寂寞不見了。巴金也希望與他人交流，特別希望與那些多年不見面的朋友們交流。他開始不停地寫信，和那些十多年裡不知去向和音訊的友人又續上了關係。
巴金走出他幽靜的小院以後，街頭迎接老人的再不是冷漠和冰霜。可是，巴金並沒有陶醉在鮮花和笑臉之中。他知道自己畢竟是作家，由於浩劫他已經整整失去了11年寶貴光陰。而今巴金清醒地意識到，他再也不能把大量時間消費在一些頻繁的社交中。他要讓自己冷靜下來，把有限時間都用到寫作中去。巴金不是那種情願讓時間輕易付諸東流的人。那時，他翻譯的赫爾岑《往事與隨想》，才剛剛進行了三分之一，可是，巴金的思緒卻不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轉移到他人生暮年最重要的著作上來，那就是《隨想錄》的寫作。
誰也不知道巴金華章浩繁的巨著《隨想錄》，竟然會起因於偶然。
1978年4月的一天，巴金忽然收到一封從香港寄來的信件。他感到十分意外，十幾年來他和香港幾乎沒有任何聯繫，是什麼人會忽然從維多利亞海邊寄信給他呢？懷著激動的心緒，老人拿著那封來信回到他的小樓上，坐在陽光里拆開那封特殊的函件，裡面竟是一張寫滿毛筆小楷的約稿信。他再一看約稿者的署名，竟然是他從前在上海時結識的老朋友潘際垌。當年他在上海寫小說《家》之後不久，作為文藝編輯的潘際垌就向巴金約過稿子，早從那時起，他們就成了一見如故的好朋友。讓巴金尤感意外的是，潘際垌前幾年始終住在北京，聽友人黃棠說過他，在「文革」期間潘際垌一直在北京自來水公司里參加勞動。
可是，巴金無法知道幾年的音訊久疏，潘際垌如今居然忽然又到了香港，而且據他在來信中稱，自己又回到了從前供職的《大公報》，受命主持副刊《大公園》。潘際垌告訴巴金，他非常想念他。早在巴金恢複自由以後在上海《文匯報》上首次發表《一封信》時開始，在北京的潘際垌就在悄悄觀察與注視這位老朋友在上海的變化。他在為巴金重新回到作家書桌前執筆寫作暗暗高興的同時，也在悄悄寄希望於有一天能再象從前那樣編髮巴金的文稿。如今他終於如願地回到了香港《大公報》，所以，潘際垌現在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約巴金為他主持的《大公園》撰稿。
巴金非常高興。因為他知道在國內儘管已有了發稿的空間，然而有些話在上海還不好寫，也不好發。而香港《大公報》無疑是一塊理想的發稿園地。於是他在翻譯《往事與隨想》的間歇，忙裡偷閒的寫了一篇隨筆。題目就叫作《談〈望鄉〉》。巴金所以寫了這個題目，不僅僅是因為他最近看了一部當時正在國內上演的日本電影《望鄉》，他也決不是一個喜歡寫影評的作家。巴金之所以要為一部日本電影大發感慨，完全是針對當時國內的極左思潮。
在巴金看來，《望鄉》本來是一部如實再現日本戰爭時期婦女命運的現實主義作品，他尤對電影中的最後一個鏡頭大感興趣。那些死於南洋的日本軍妓們的一座座墳墓，居然都將她們的墓碑背向著日本本土的方向。巴金感到這個鏡頭很具有特殊的影射意義，無聲的畫面讓老人陷入良久的沉思。他知道這組鏡頭足以說明影片的拍攝者，是以正義作為全片基調的。然而當《望鄉》在中國內地上映以後，那些在「文革」中看慣了八個樣板戲和《春苗》等電影的人們，卻無法接受這樣真實的電影畫面。巴金心裡有許多真話，就希望在香港《大公報》上找一個可以傾吐的園地。這樣，他就複信同意了潘際垌的意見，並且決定馬上就寄稿過去。
巴金的《談（望鄉）》便成了他《隨想錄》中的首篇！
此文在香港《大公園》首發之後，馬上就激起了一片叫好之聲。除巴金的文筆老辣，看問題的尖銳，當然還有巴金非同尋常的名氣，這一切必然都會引起熟悉他的香港讀者的歡迎。於是潘際垌就再次約稿，巴金也就再寫了續章《再談（望鄉）》。
接下來潘際垌決定繼續約巴金撰稿。而且他還希望在《大公報》上特別為巴老開闢一個隨筆的專欄。巴金那時已經對自己是否寫一部數十萬言的《隨想錄》產生了躍躍欲試的念頭。他感到自己應該在翻譯赫爾岑《往事與隨想》的同時，也為自己寫一部同類的作品，留存在他自己的身後。赫爾岑是俄羅斯人，他可以寫一部讓人垂青的〈往事與隨想〉，盧梭可以寫一部讓後人驚警的〈懺悔錄〉，那麼，巴金為什麼不能寫一部屬於自己的同類著作呢？產生這種大膽的想法以後，巴金就決定把翻譯赫爾岑《往事與隨想》作為他「文革」後期的練筆，再以大量隨筆寫成自己的《隨想錄》，這樣兩稿齊頭並進，既完成了多年的夙願，也可以讓自己的寫作有一個完滿的結局。
當在香港的潘際垌聽到巴金這一龐大的寫作計畫之後，他馬上寫信表示祝賀，並且當即把《大公報》上的專欄命為《隨想錄》，專供巴金一人定期或不定期的發表隨筆。
可是，讓巴金做夢也不曾想到的是，就在他的專欄在香港《大公報》上開闢不久，就聽到了一些風言風語。在上海當然會有一些反映，不過反響並不強烈，而北京則不同了，那時已經有朋友從北方給巴老寫信或者託人捎信，要他最好不要繼續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隨筆了。因為有些人已經把巴金當成「不同政見者」看待了。
巴金聽了這些流言和非議，並沒有動搖自己的寫作計畫，只是淺淺的一笑。他再也不是「文革」期間無所適從的巴金了，他也不再是自己在〈隨想錄〉自責的巴金了。他記住了好友蕭乾不久前的那句題詞：「巴金的偉大在於敢否定自己。」巴金當然不是因為聽了蕭乾的話才決定在文章中講真話的，巴金是在反思自己幾十年走過的路以後，就已經悟到了這一真理：「晚年了，再也不能講假話了。從前在那些無休止的運動中，已經違心地說了許多假話，現在再也不能那樣做了！」現在當巴金聽到一些意外的雜音，沒有更動自己寫〈〈隨想錄〉〉的計畫，他泰然處之，對自己的朋友笑道：「別人喜歡嘰嘰喳喳，就讓他嘰嘰喳喳好了，我既然要寫作，就要寫真話了！……」
巴金在那些熟悉他的友人中，始終是一位謙和溫存的老人。他從來都是低調生活，性格儒弱而拘謹，寫文章當然也文如其人。很少有人見巴金為了某一件小事發脾氣。然而當一些讓人不愉快的嘰喳之聲越來越大時，巴金在他的朋友面前終於說了心裡話，他說：「五十年代我不會寫《隨想錄》，六十年代我也寫不出它們，只有被人剝奪了自由，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後，我才想起我自己是個『人』！……」
巴金在說這些話的時候，臉色是凝重的。老人眼神里好象在燃燒著一股火，那是他真實感情的流露。他激動地把自己對〈〈隨想錄〉〉的真情寫在一封寄給友人的信上：「整整十一年的時間裡我發不了一篇文章，不過我自己有了思想準備，只要有機會就寫，絕不放過，這一次我算對自己負了責，拿起筆我便走向己的路，我想說的，不需要別人給我出主意！……」巴金那如火如鐵的堅韌性格，萬沒有想到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