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標榜自己是儒家政治理想的繼承者，想要作為一位盛世名王留於史冊，最能反映朱棣這一思想的是他親自編篡的《聖學心法》。他「修文竟武，滅虜遷都，終其身不敢自逸」，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受這種思想驅使。
《聖學心法》成書於永樂七年（1409年）二月，是一部帝王教科書。其時，朱棣即將巡視北京，隨向翰林學士胡廣等出示一書，曰：「古人治天下，皆有其道。雖生知之聖，亦資學問。由唐漢至宋，其間聖賢明訓，具著經傳。秦漢以下，教太子者多以申韓刑名術數，皆非正道。朕間因閑暇，采聖賢之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今已成書。卿等試觀之，有未善，更為朕言。」胡廣等「■覽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此書，宜與典謨訓誥並傳萬世。請刊印以賜。」朱棣曰：「然。」遂名曰「聖學心法」，命司禮監刊印，這便是《聖學心法》的編纂緣起和它的大致內容。
在歷代帝王中，朱棣最稱許唐太宗，稱其事功而追慕之。他曾說：「若唐文皇帝，倡義靖難，定天下於一。躬擐甲胄，至履弘堂而登睿極。其思患也，不可謂不周，其慮後也，不可謂不遠，作《帝范》十二篇以訓其子，曰飭躬闡政之道在其中。詳其所言，雖未底於精一執中之蘊，要皆切實著明，使其子孫能守之亦可保為治，終無閨門藩鎮之禍。」因此，也可以說《聖學心法》是朱棣模仿唐太宗的《帝范》之作。
關於成書的原因朱棣還說：「朕常欲立言以訓子孫，顧所聞者不越乎六經聖賢之道，舍是則無以為教，尚何舍哉！故於幾務之隙，采古聖賢嘉言，編為是書。」因而，該書可以說是歷代「聖賢」治國方略語錄之大成。然而，雖然此書是採集古人言論而成，但表述的卻是朱棣的政治觀念，特別是卷首洋洋六千餘言的序，更是夫子自道。朱棣說：「不觀吾言則無以觀吾之用心，不知吾之用心則不能窺聖賢之閫奧。非欲其法於吾言，實欲其取法於聖賢之言也。」所以，它是研究朱棣政治理想的集中而有代表性的材料。
從《聖學心法》看，朱棣所標榜的儒家政治思想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
（1）敬天法祖
天，天命的觀念，自產生以來，便與政治密不可分，被統治者利用來作為加強自身權威的工具。以後歷代，天命觀雖迭經發展變化，但仍不脫君權神授的圈子。他們對天既敬且畏，唯恐天命不佑，同時又借天命畏人。作為最高統治者，明成祖朱棣繼承了西周以來天命觀中的許多內容。
由於時代的限制，朱棣不可能擺脫對天的神秘觀念。蒼天高高在上，無言無視，而又無時不監，無時不保，世間萬事萬物無法逃遁，除將其神化，是無法做出其他解釋的。朱棣承襲了天人感通之說，其感通之處，在於人的「敬」與「不敬」。敬則受天命之眷佑，否則遭天命之遺棄。因而朱棣說：「吉凶晦否。匪降習天，實自由於人。」何者為敬？「法天之行，體天之德」，按「天道」行事，則為敬。又何者為道？「天道不言，四時行而萬物生」，「天道至誠無息」，「天道至公無私」。因此，要以自然無為治國，要以教化服天下，要以「至誠無息」、「至公無私」安天下。如此，則「上天眷顧，四海安」。如果「所行差忒」，便會造成「天命去之，人心違之」的局面，要想延長須臾的統治，也是不可能的。
朱棣說的「人」有兩層意思。前者「實自由於人」，這人主要指人間的統治者，即人君。這個「人」必須按照天道行事，才可能成為享受天命眷佑的聖人，不然就不會受到上天眷佑。後者「人心違之」這個人，是指被人君統治的眾人。這個「人」是天下安與不安的根本。雖雲「天命違之，人心去之」，實則是「人心違之」從而「天命去之」。君主按至公無私的天道行事，則人心順暢服從，天命便會眷佑，如行事並非至公無私，不合於「天道」，人心便會違逆甚至反抗，天命也會遺之而去了。
這裡所說的天命，不是幾近於人心嗎？朱棣雖不能擺脫天命說的迷信成分，不能擺脫天人感應的謬誤，但他能把人君的治國之道、民眾之心的順逆從違視為天下能否長治久安的根本，無疑應當給予正面的評價。
但是朱棣也希望借先哲的話將君主神化，以加強自身的權威。他聲稱：「人君一動一靜，無非天也。心在則天在矣。」然而這一天命說包含著明顯的邏輯上的矛盾。既然「人君一動一靜無非天」，既然天道是至公無私的，人君之心也只能是至公無私的而不是別的，從而也不存在什麼奉不奉天道了。反之，如果人君之心可能至公，也可能不公，那麼，在其不公之時便與天不合，「人君一動一靜無非天」的說法便不正確。這個矛盾是致命的。每個君主在宣稱他與天同心、代表天命時都無法逃過這個矛盾，因而也便很容易識破君心即天心的欺騙性。
歷代皇朝盛衰的事實教訓了統治者，他們不能不承認天命並非始終眷佑一切君王的，因而他們必須對此有所警戒，必須謹慎行事。永樂二年八月丙申，朱棣在與侍臣討論元朝興亡的歷史經驗時，就表述了這種認識。他說：
天運雖有前定之數，然周家後來曆數過之，蓋周之先德積累甚厚，其後嗣又不至有桀紂之惡，使夏殷之後不遇桀紂，未遽亡。若順帝不恤軍民，不理國政而荒淫無度，安得不亡！故國之廢興，必在德，不專在數也。
因而，人君不僅要敬天，而且畏天。敬天、畏天，實際是要對君主的行動有所約束。首先，天是不可欺的：「下民細微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其二，天是唯一可以約束人君的：「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去亂亡無幾矣。」其三，人君知畏天，則可以常存警戒、謹慎施政；「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必當，黜陟必明，賞罰必行。」
總之，朱棣希望自己和他的繼承者成為聖明之主，順天無私，至公博愛，畏天慎行，以求至治。
祖先崇拜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內容，歷來與敬天、順天並行不悖。在中國人看來，今人所享有的一切都是祖先所賜，甚至天命的眷顧，也與祖先之積德有莫大關係。作為富有四海的帝王之家，更對創業垂統的祖先充滿無限的崇拜。他們堅信，既然其祖先可以創業，那麼，謹守祖先之法也必然可以守業。一切改變祖法、違背祖制的做法都是危險的。因而恪守祖制，在《聖學心法》中便成了重要內容。他說：
祖宗之法，所以為後世也。當敬之、守之，不可以忽，繼世之君，謹守祖法，則世祚延長。衰世之主，敗其祖法，則身亡國削。
我們之所以說法祖與法天、敬天並行不悖、主旨是一致的，還因為他們總是把先王看做是法天的楷模。天德、天道究竟是什麼樣的？難以說清。而先王的言行典則，則是可視可聽可得而循的明確榜樣。只有做得像其祖先一模一樣，才可受天命眷佑於久遠。
天之可敬，在於它可以眷佑下民；天之可畏，在於它可以拋棄下民，甚至降罰以行天譴。天命是如此無常！人君無不擔心他們可能被拋棄的命運。君主們面臨萬民，如履薄冰，如蹈水火，他們警惕著隨時可能來到的滅頂之災。為了避免被拋棄的命運，歷代君主和政治家提出了不少君主臨民要謹其好惡、束其言行、勤其朝政的主張。朱棣也說：
人君之所好與天下而同其好，所惡與天下而同其惡。群情之所好，而己獨惡；群情之所惡，而己獨好，是拂天理之公，而循夫人慾之私，則所蔽者固而溺者深。雖欲勿殆，其可得乎？
人君雖高踞於萬民之上，但不是可以為所欲為的。其取捨標準則是與天下人心共好惡。他們把自己妝扮成天下民眾中的一員，竭力約束自己的慾望，表現出與民眾同其好惡，如果追求滿足私慾，而「拂天理之公」，其結果是極為危險的。這種與民同樂的思想，與上述天命觀的實質是一樣的，即他們看到了能否穩住寶座在於是否得到萬民愛戴。
歷代人君和思想家在現實的政治經驗中，得到一個結論：「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因而他們對人民的力量十分懼怕。「君失人心，則為獨夫。獨夫則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君主一旦失去民心，不過獨夫而已，連一個愚夫愚婦也不如，何況他面對的是億萬民眾。這是一幅十分可怕的圖景。君主能不常存警戒之心？若待釀成禍亂則悔之晚矣。
於民怨未形之時圖之以法，便是謹好惡、慎修身。這其中包含三層意思；
(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朱棣同歷代政治家一樣，把皇室看做天下第一家庭。在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一點上，與普通人家沒有什麼不同。
(二)「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作為最高統治者，其所做所為為普天之下所矚目，它關係到國家興衰。同時，他還領導著一國之風氣：「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君主只有努力修身，行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