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好端端的江山，為什麼發生了四年的戰爭？一個承平天子為什麼被趕下了台？除了戰爭雙方的個性不同，能力懸殊，用人各異之外，還有沒有別的原因？不少論者都把靖難之役看做是皇室內的奪權鬥爭，並沒有深刻的社會原因。但在仔細分析靖難前後的史籍之後，不禁對這種說法提出懷疑。儘管由於永樂年間的禁毀，我們所得到的往往只是蛛絲馬跡，而將這些蛛絲馬跡悉心串聯起來之後，我們就發現了一個非常廣闊的背景。這不僅使我們能對「靖難」前後的政治變遷做出更深刻的判斷，而且也使我們對建文帝和永樂帝的評價更為準確。
那麼，就讓我們來透視靖難之役。
要透視靖難之役，還應該從建文政治說起。建文君臣所推行的是一套與洪武截然不同的政策，他們變更祖法實行新政的思想是極為明確的。建文皇帝所倚重的大臣兵部尚書齊泰說：「《皇明祖訓》不會說話，只是用新法便。」這顯示他們對祖宗舊制的蔑視和實行變法的決心。
我們先來看看建文前後刑法的變化。
建文帝長於深宮，自小接受儒家教育。各書均記載他「仁柔」、「孝友」，這種品格反映在他的政治生活中，則與朱元璋的嚴刑酷法相反。「太祖春秋高，中外萬機，嘗付帝(建文)裁決。時尚嚴覈，帝濟以寬大，於刑獄猶多減省，遠近忻忻愛戴」。據說，朱元璋曾經以律授皇太孫，皇太孫「遍考經禮，參之歷朝刑法志，改定七十三條，帝覽竟，大喜曰：『吾當亂世，刑不得不重。汝當平世，刑不得不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建文所改七十三條，內容如何，今已不可考。有人曾考證建文所改者是例而非律。不過由嚴改為寬，大概是確實的。
建文即位，繼續實行了寬刑的方針。他說：大明律「較前代律往往加重。蓋刑亂國用重典，非百世通行之法也。……律設大法，禮順人情，齊民以刑不若以禮。其傳諭天下有司，務崇禮教，赦疑獄，嘉與萬方，共享和平之福。」這樣做的結果是「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之二，人皆重於犯法」。因此，建文二年(1400年)詔曰：「頃以訴狀繁，易御史台號都察院，與刑部治庶獄。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察院仍漢制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為職省。」這一機構的改變是刑獄減少的結果。
洪武初，朱元璋曾說：「水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也。蓋法嚴則人知懼，懼則犯者少，故能保全民命。法寬則人慢，慢則犯者眾，民命反不能保，故守成者不可輕改祖法。」因而，洪武時的情況是「用刑太繁」甚至「無一日無過之人」。後來，他雖說過「刑罰世輕世重」的話，但他的根本思想並未改變。洪武三十年(1397年)，申刑法畫一之制，「令子孫守之」，「群臣有稍議更改，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建文帝衡破舊規，實行寬刑，是需要有些勇氣的。建文二年九月，建文帝下令「赦流放官員，錄用子孫洪武中以過誤逮及得罪者，皆征其子孫錄用之」，「征洪武中功勛廢誤者子孫錄用之」。因而，在建文朝的官僚隊伍中，有不少人是在洪武中遭到貶黜放廢的人。這種措施是對洪武政策的實際否定，是一種平反。
我們再來看看田賦。
建文帝在即位詔中表示，要「誕布維新之政」，「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期致雍熙之盛」。接著他下了一道包括赦死罪、寬刑獄、蠲逋租、賑災荒的詔書。每個皇帝上台，都照例要做一番冠冕堂皇的文章，而建文帝的詔書卻不完全是例行公事，他確實想有一番作為。這年冬天，他又下詔賜明年田租之半。詔書說：「朕即位以來，大小之獄，務從寬省，獨賦稅未平，農民受困。其賜明年天下田租之半。」建文元年正月，又下養老詔，命官贖民鬻子。同年三月，詔均江浙田賦，人得官戶部。詔書說：「江浙賦獨重，而蘇松准私租起稅，特懲一時之頑民，豈可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照各處起科，畝不得過一斗。田賦既均，蘇松人仍任戶部。」
江浙蘇松地區賦稅重於他地，人不得官戶部，是朱元璋留下的問題。朱元璋在初取天下時，據說：「憤其城久不下，惡民之附寇(指張士誠)，且受困於富室而更為死守。因令取諸豪族租佃簿歷付有司，俾如其數為定稅。故蘇賦特重，懲一時之弊。」「初，太祖寶天下官民田賦，凡官田畝稅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減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一斗二升」，而「浙西官、民田，視他方倍蓰，畝稅有二三石者」。後雖稍有減免，但蘇松等地的田賦仍遠遠高於他地。實際受害的當然是普通農民。限制蘇松人在戶部做官，則是戒於「浙江及蘇松二府為財賦之地」，而「戶部胥吏，盡浙東巨奸，窟穴其間，那移上下，盡出其手。且精於握算，視長官猶木偶」。江浙地區是明朝經濟的重要支柱，朝廷害怕浙東人掌握財政大權造成威脅。這是一種歧視政策。它不僅給江浙農民帶來禍害，而且不利於江南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人民不堪其苦，就用逃亡和逋欠的方法加以抵制，使重賦往往成為無賦。因而建文帝均江浙田賦，不僅有利於國家，也使百姓得受其惠，確是一件德政。
洪武末，江南僧道「多佔腴田，蠶食百姓」。因此，建文帝對僧道占田也做出了限制。建文三年(1401年)七月，下令「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畝，免其租稅，以供香火費，餘田入官，均給平民」，也無疑是一樁愛民之舉。
建文帝受攻擊最甚的莫過於變更祖法，更改官制了。
朱元璋為控制中央大權對政治制度做了多次調整。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罷中書省，廢丞相，升六部秩以分相權，「事皆朝廷總之」。朱元璋戒諭子孫：「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建文帝不顧祖訓嚴禁，以齊泰為左丞相，黃子澄為右丞相，「閫外事一以付泰」。這在維護舊制，視祖訓為神物者看來，自然是大逆不道了。朱棣提出「悉復皇考之舊」，「綱紀政令一出於天子」。這不僅是為藉助於保守勢力，使篡權師出有名，也是為了維護專制主義皇權。
改官制，終建文四年一直沒有間斷。有些官制的改變無關緊要，意義不大，或僅僅改變了名稱。但有些改變，則是深有用意的。朱元璋升六部秩，而六部尚書僅二品，這是除宗人府官和公孤傅保以外文臣的最高品級，其目的是壓抑大臣，以保證綱紀政令一出於天子，「天子之威福無下移」。他所需要的是封建帝王的家奴，這些家奴可由皇帝任意處置，從罷黜直到廷杖至死。朱元璋所開創的廷杖，使大臣的身心遭到肆意的摧殘和污辱。所謂「血濺玉階，肉飛金陛」，「君之視臣如狗彘」。史仲彬、樓璉曾以「安靜祖法」為言，反對改官制。建文帝在樓璉的奏疏上批道：「此正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者。六卿果可低於五府耶？祭酒猶在太僕下耶？假令皇祖而在，必當以更定為是。群臣勿復言。」他不滿於六部尚書低於五府官，祭酒反低於皇帝的養馬官，至少要他們地位相等。這一方面提高了文臣的地位，另一方面也顯示他無意把權力控制得太死。他倚重大臣，放手讓他們去做事，尊重他們的地位，這與朱元璋的極端專制主義是大相徑庭的。朱棣在致李景隆書中曾說：「祖訓雲，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不許立丞相。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今雖不立丞相，欲將六部官增崇極品，掌天下軍馬錢糧，總攬庶務，雖不立一丞相，反有六丞相也。天下之人，但知有尚書齊泰等，不知朝廷。」這段話生動地說明了建文改制的情況和建文帝與朱元璋、朱棣對待大臣的不同態度。
洪武時，王府官的地位更低。他們不過是親王的家庭教師和辦事員。建文帝增設王府官，規定賓友教授進對侍坐稱名不稱臣，見禮如賓師。方孝孺說：諸藩「尊崇之極，而驕泰易滋，左右之臣位下勢卑，不能矯其失」，「天子慨然為深長之思，增立輔臣，重其職任，俾咸知尊賢取友，以成令德」。限制宗藩驕泰，提高文臣地位，相輔相成。
建文帝屢詔求言，並能責己納諫。一次，建文帝「偶感微寒，視朝稍宴」，監察御史尹昌隆上言規諫。左右曰：「以疾諭之。」建文帝曰：「不可，直諫難聞。」於是下詔：「昌隆言中朕過，禮部可頒示天下，朕亦用自警。」又一次尹昌隆劾執政大臣曰：「奸臣專政，陰盛陽微。」執政惡之，故貶。建文帝曰「求直言以直棄之，人將不食吾余」，命復原官。甚至，有兩個宮人在宮中毆嘩，建文帝也以「一宮未齊」，「悱然感愧自責」。這種作風，與朱元璋相較，真有天淵之別。這樣，建文帝把以監察各級官吏為主要職務的六科給事中改為左右拾遺，突出他們約束規諫皇帝的職能，就絕非僅出於「慕古改名」而已。出於同樣原因，謹身殿改為正心殿，並建置省躬殿，置「古書聖訓」其中，以「尚父所存丹書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