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工作者要同工農兵相結合[1]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文藝界的同志最近開了幾次會，座談怎麼樣使文藝界的同志與我們在座的同志、與我們領導下各方面工作的同志相結合的問題。我想在座的同志也應該了解這個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當然不是一天兩天的事，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是我們要了解黨對待這個問題的政策。
我們可以回顧一下。在十年內戰時期，也就是在紅軍那個時候，我們也有一點文藝，比如寫一寫小說，搞個劇團，那是比較普遍的，此外也有歌詠，有宣傳畫、漫畫。這些東西同現在的比較起來那是差得多，現在我們八路軍所吸收的人才，種類要豐富得多，文藝工作也普遍得多。那個時候，我們根據地與廣大的知識分子隔絕了，與中心城市的人隔絕了，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又犯過錯誤，輕視知識分子，認為知識分子似乎沒有好多用處，要是不犯這些錯誤，情況也許會好一些。
那個時候，國民黨有兩種「圍剿」，即軍事的「圍剿」和文化的「圍剿」。軍事的「圍剿」就是反對紅軍；文化的「圍剿」就是反對新文化，反對包含著革命思想的文學藝術，也就是反對以魯迅為首的在白區的革命的文化藝術。西安事變之後，我們建立了統一戰線，這種「圍剿」被打破了，文化人、知識分子大批地到根據地裡面來。所以，現在華北、華中各個根據地，陝甘寧邊區，特別是延安，有大批的文藝工作者，有已經成了專門家的，還有許多沒有成家，是做普通文化工作、藝術工作的，這種人更多。這種現象對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對我們根據地，是一種什麼性質的現象呢?是一種很好的現象，絕不是壞現象。這個情況，在中央關於知識分子的決定頒布之後，要更加好。中央關於知識分子的決定，正式表明我們黨歡迎並吸收大批的知識分子，不管是什麼知識分子，只要他們是抗日的就應該吸收。但在事實上，和我們合作的知識分子不但是抗日的，而且是有民主思想、傾向於民主的。沒有民主思想，他們根本就不會來。而且在和我們合作的人中，大多數人的思想都變成了馬列主義的思想，共產主義的思想，也就是說，大多數人變成了黨員，他們的思想不但是抗日的、民主的，而且成了無產階級的。
黨中央關於知識分子的決定已經有了，但是對於文學藝術工作，我們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很好的決定。現在我們準備作這樣一個決定，所以我們召集了三次座談會[2]，有一百多同志到了，有黨內的，也有黨外的。這次會開得還算好，其目的就是要解決剛才講的相結合的問題，即文學家、藝術家、文藝工作者和我們黨的幹部相結合，和工人農民相結合，以及和軍隊官兵相結合的問題。
如何結合呢?分兩個方面，要向兩方面的人做工作。對文學家、藝術家，文藝工作者來說，他們要與軍隊工作的同志、黨務工作的同志、政治工作的同志、經濟工作的同志接觸，要與這些同志結合；對其他方面的人，則告訴他們要與文學家、藝術家接觸、結合。總之，要向兩方面做工作，要告訴雙方各應採取什麼態度。
關於文藝工作者方面的問題，我們也應該了解。這方面有些什麼問題呢?就是想不想結合和如何結合的問題。首先是要結合還是不要結合，回答是要結合；那末接下來就是如何結合法，即怎麼樣結合的問題。這中間就要解決思想上的問題，其中一個基本問題，就是要破除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才能夠轉變為無產階級的思想，才能夠有馬列主義的黨性。解決了這個思想上的問題，才能夠在思想上與無產階級、與工農大眾相結合；有了這樣的基礎，才可能在行動上和工農兵、和我們黨相結合。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總是要格格不入的。一個人從事一種事業，如果時間很長了，一定會發生很多習慣，一定會發生許多偏向。許多文藝工作者生長在國民黨統治的社會或封建社會，舊社會的影響有的受得多，有的受得少，有的根底淺，有的根底深，有著程度的不同。這些東西如果不加以指明，如果不使他們把這些東西來一個自覺的破壞，逐漸轉變為無產階級思想，那末就會成為這些同志在行動中完全同工農兵和黨相結合的一個障礙，阻礙他們這個結合的過程的速度，阻礙他們自己的進步。所以在整頓三風中間，一切同志都要整頓，文藝界也包括在內，其目的就是要把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加以破除，轉變為無產階級思想。
最近一個時期，某些文章，某些文學作品——當然只是一部分，發生了一些問題。有些同志對一些事情不滿意，提出一些意見，這些問題的提出都是對的，提出這些問題證明了什麼，證明我們的同志不愧為一個政治戰士。雖然我們的文化水平低，但是我們的政治嗅覺相當靈敏，什麼風氣不好，我們一嗅就嗅出來了。現在所有發生的這些問題，所有發生問題的作品，我們說都沒有什麼大問題。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那些同志根本上都是革命的，都是從外面城市或根據地來的，他們在外面城市也是做革命工作的，有許多人已經做了很長時間，現在還是做革命工作。至於某些時候，或者某次說話、寫文章沒有弄好，這是屬於部分的性質，這樣的問題好解決，都不是什麼嚴重問題。個別比較嚴重的就是王實味這個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較成系統的，似乎壞的東西比較更深一些。其他作品都與此不同，只是部分的問題，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問題，這是一種。
再一種就是問題嚴重的。他們離徹底地運用馬列主義的思想，達到革命性、黨性與藝術工作的完全的統一還差得很遠，就是說，頭腦中間還保存著資產階級的思想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這個東西，如果不破除，讓它發展下去，那是相當危險的。這個東西，在文藝界的同志中或多或少都有一點，新黨員當中有，老黨員當中也有。當然，這種缺點嚴重的也只是一部分同志。他們最基本的問題就是文學藝術要不要為工農大眾，服務於工農大眾，向工農大眾普及，再從向他們普及中間來提高等還沒有解決。他們的這些問題也都是可以解決的。此外也還有像這樣的問題，在對作品的評價上，有的同志說是抹殺了藝術性，也有的說是抹殺了革命性。所謂抹殺革命性，就是說，只要是藝術的東西，只要是藝術水平高的文學藝術作品，就認為是好的。他們特彆強調這一方面，而對立場問題，觀點問題，馬列主義基本觀點問題，向工農兵取材問題，給誰讀的問題，與工農兵密切結合或完全為工農兵這些問題，認識不清楚。
文藝家要向工農兵取材，要和工農兵做朋友，像親兄弟姐妹一樣。如果對這方面輕視，不看重，那是一個偏向，就是比較地忽視革命性(當然忽視的程度也有輕重的不同)。如果說有偏向的話，這就是一個嚴重些的偏向。當然也不是說個個都有這個偏向，但是有許多人都有忽視革命性這一個偏向。他們忽視學習馬列主義，忽視拿馬列主義的思想來破除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在我們頭腦中的影響。他們的思想和實踐、思想和行動不統一，想是這樣想，做卻是那樣做，做的事和想的東西不相符合。這是理論和實踐的分離。想的是為工農，做的事不為工農；想的是為工農做事，在工農中間的朋友卻很少；想的是為工農，對工農幹部卻不了解。這種「想」，實際上是不徹底的，就是說，對革命性沒有強調得好。這種偏向在文學藝術界的同志中很多，應該很好地檢討一下。
還有沒有其他偏向呢?有的，這就是太強調革命性而忽視藝術性，認為只要是革命的東西，標語口號式的也好，藝術上不像樣子的東西也行。這就把文學藝術降低到和普通東西一樣沒有區別了，因為別的東西是不採取文學藝術這種藝術形態的。現在強調革命性，就把文學藝術的革命性所需要的藝術形態也不要了，這又是一種偏向。我們只是強調文學藝術的革命性，而不強調文學藝術的藝術性，夠不夠呢?那也是不夠的，沒有藝術性，那就不叫做文學，不叫做藝術。這個偏向在俄國曾經發生過，在我們黨的歷史上，聽說也有過，似乎只要講幾句馬列主義，只要講幾句無產階級，就是好東西。不注重藝術形式的問題，只注重作品的政治內容，這就把藝術與其他東西的區別取消了。說藝術無須乎帶有什麼特殊性，它在革命工作中也不是特殊部門，這種看法同樣是一種偏向。
那末，我們主張什麼樣的東西呢?我們認為革命性是從低級的到高級的，藝術性也是從低級的到高級的。革命性怎樣從低級的到高級的呢?對大地主，你跟他講馬列主義他不來，講民主他也不來，地主是要租子、要封建制度的。現在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來了，他也要抗日，只要不破壞他的封建制度，即使破壞也不要破壞得太徹底，抗日他就會來的。他來就好，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就是取他們抗日這一點，不能夠取到他們別的東西，只要他們抗日就好。民族資產階級就不一樣，他們需要民主，但他們所需要的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民生。至於人民大眾這個最主要的部分，即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資產階級的民主則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