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整頓三風[1]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日)
上次講了時局的問題，今天講講延安現在所進行的教育工作的問題。現在教育工作的意義很大，為了對付目前的時局也好，為了迎接將來的時局也好，都必須加強教育。現在的時局是一個國民黨反共高潮可能到來的時局。反共高潮來了，我們的困難更大；反共高潮不來，我們也是很困難的。今年明年，是最困難的兩年，所以要加強我們內部的教育。國民黨說我們在轉變作風，整頓內部，鞏固內部，這是說得完全正確的。為了現在，我們必須這樣；為了將來，我們也必須這樣。時局的黑暗只是暫時的，是要變化的。整個世界，整個中國，在不久的將來，都會有一個變化的，法西斯就要倒的。為了迎接光明，要加強我們的教育，要做思想的準備。報告時局，估計時局，這是思想準備的一種。我們把馬列主義搞通，把主觀主義反倒，這是加強教育的更深刻的方法，更徹底的方法。如果我們全黨幹部在現在這一兩年以內，能夠把作風有所改變，擴大正風，消滅不正之風，這樣一個目的達到了，我們內部就能夠鞏固，我們的幹部就能夠得到提高，我們也才能夠有本事迎接將來的光明世界，掌握這個新的光明的世界。總之，對付黑暗需要加強教育，迎接光明也需要加強教育，無論怎樣講，我們都需要加強教育。
從我們黨的歷史上來看，全面的、全黨的、由中央領導進行的幹部內部教育，過去還很少。從去年七月中央發出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開始，我們才全體地、從上而下地、一致地注意了這個問題，這個意義非常之大。現在延安所進行的教育和學習，是有全國意義的。中央學習組[2]在座的同志們，整個延安的工作幹部，進行學習，這個意義不是局部的。一來是因為我們的機關是中央直屬的，這裡——陝甘寧邊區是所有邊區中政治意義最大的，這裡的很多幹部是作全國性的工作的。二來是全國許多地方的幹部到這裡來了，這些幹部本來是全國各地的，他們之所以到延安來，或者是因為在原來地方立不住腳了，或者是因為有事情要到延安來辦，或者是到延安來學習的。延安這個地方集中了全國的人才，所以我們的教育工作有全國性的意義。延安的幹部教育好了，學習好了，現在可以對付黑暗，將來可以迎接光明，創造新世界，這個意義非常之大，這是全國性的。還有，延安這樣一搞，搞得很好，消息傳出去了，傳到了各個根據地，傳到了國民黨統治區域，各地的黨組織都會跟著我們干。現在我們還只是在這裡干，我們要經過《解放日報》，經過新華通訊社把一些東西傳播出去。現在新華社應該主要是廣播教育材料，廣播劉少奇同志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廣播斯大林的十二條[3]、斯大林論檢查、列寧論紀律、季米特洛夫論幹部政策這些文件。當然，現在世界處於戰爭形勢下，戰爭消息不能沒有，但可以少播一些，比如印度打仗的消息可以少播一點，蘇聯打仗的消息也可以少播一點，而教育材料要多播一點，延安整頓三風的報道也可以多播一些。華北送來了整頓三風的報告，可以由延安轉播出去。可以多做一些反對主觀主義的鬥爭。
現在，國民黨也利用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來罵我們，在報上寫文章罵我們。但我們還要繼續反下去，當然我們所反對的主觀主義等與他們所罵的完全不同。我們首先要使在座的同志，還要經過在座的同志使延安所有的幹部都懂得，我們現在做的是一件有很大意義的事情，是做一件有全國性意義的工作，做一件建設黨的事，使我們黨的工作更完善更健全。現在中央已經下了決心反對主觀主義，反對宗派主義，反對黨八股，要把我們的學風、黨風、文風改變，擴大正風，縮小和消滅歪風。中央各個部委除了一些日常的必要的工作外，其餘的全部精力就是做這個工作。在這一點上，是否能做好，當然現在還不能斷定。現在各機關各學校也還有一些同志沒有認識清楚這一點，沒有把這件事情當做一件重要事情，沒有把這個工作當成一項中心工作。我們說在最近三個月內要把它當作一項主要的工作，其他工作是不是停止呢?日常的、必要的工作那是不停止的，要在日常的必要的工作不停止的條件下把它當做一項主要的工作。不緊要的工作怎麼辦?不緊要的工作就把它暫時停止。學校裡面有許多課程，那些不緊要的也可以停止。比如在中央黨校，就是把全部精力來搞這個事情，十八個文件[4]，加上四個[5]，共二十二個文件，要學兩個半月。中央研究院也要停止其他課程學這些文件。其他學校，按照不同情況，或多或少都可以停止一些課程。各個機關也可以或多或少按照情況停止一些不緊要的工作，就是說除了日常必要的工作外，要把二十二個文件的討論、研究，以及工作檢查、思想檢查，放在第一位。學校規定用兩個月，機關規定用三個月。學校兩個月如果不夠，延長半個月，半個月不夠，延長一個月。機關三個月不夠，延長半個月，半個月不夠，延長一個月。總而言之，要把反對主觀主義這件事搞得徹底，一定要搞好，我們必須要下這樣一個決心。如果搞得不好就再搞，再搞沒有搞好還得重搞，要搞徹底。有人反對就要說服，說了不服，還要再說，一定要使其心悅誠服。總而言之，一定要干到底，一定要整頓三風，來一個徹底的思想轉變。這個轉變已經準備很久了，從遵義會議以來就在準備，特別是去年七月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頒布以後，到現在已經有十個月了，做了很多準備工作。現在再來一個三個月的突擊，在突擊以後，就要轉為經常的工作了。在突擊之中，除了一些必要的工作外，統統停止。必須使高級領導幹部有這個認識，有這個決心，也要使所有的同志有這個認識，有這個決心，做到思想一致，行動一致。
如果不是這樣，那就難得很。為什麼呢?因為過去幹部教育中是有很大毛病的，特別是在學校教育中把方針完全搞到另外一邊去了，研究馬列主義搞到違反馬列主義方面去了，方法也是違反馬列主義的方法，這個毒害相當深。現在的主觀主義的毒害有歷史的，也有最近這個時期產生的，都相當深。歷史的毒害是遺留下來的。最近教育方面又有許多東西搞得不好。因為思想龐雜，思想不統一，行動不統一，所以這個人這樣想問題，那個人那樣想問題，這個人這樣看馬列主義，那個人那樣看馬列主義。一件事情，這個人說是黑的，那個人則說是白的，一人一說，十人十說，百人百說，各人有各人的說法。差不多在延安就是這樣，自由主義的思想相當濃厚，也可以說在某些部門中間非常濃厚。自由主義是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共產黨員是不應該有的。但是現在有沒有人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的意識，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呢?沒有人指破這一點。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各種幹部，新幹部，老幹部，男幹部，女幹部，文化人，各個地方來的幹部，從事各種不同的工作的人在一起，就有了毛病。這毛病，如果不經過這幾個月的工夫，將指定的這二十二個文件研究好，並貫徹到自己的實際行動中間去，是很難克服的。要把理論和實際行動聯繫起來，把文件上講的東西和自己的行動聯繫起來。什麼是實際?個人的歷史實際，機關工作的歷史實際，各個同志所想的、做的都是實際。對它們可以先來一個研究，在研究中、在檢查中來統一思想，統一行動；如果不這樣做，就不能夠達到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的目的。就是說，現在有許多違反馬列主義的東西，要在這次教育中、檢查中去掉，要達到這個目的，就要用主要的精力去做，否則，這個目的也就達不到，那就難於應付時局困難，打起仗來，把延安失掉，就要哇哇叫，雞飛狗跳，那時候，「諸子百家」就都會出來的，那就不得了，將來的光明也就很難到來，即使到來，也掌握不了它。
全世界的共產黨，除了蘇聯共產黨之外，只有中國共產黨有根據地，可以教育與訓練自己的幹部。現在也許還感覺不到這有什麼好處，如果延安失掉了，就會知道延安的好處了，有那麼多的窯洞，還有二十二個文件可以閱讀，可以討論，更會想到這個時候弔兒郎當不注意學習是不應該的，那時候就會後悔的。延安失掉了還沒有什麼，張家也要獨立，王家也要獨立，那就不得了。所以就是延安失掉了，反主觀主義也要搞，作戰也要搞。總之，一定要搞，搞到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巴爛也要搞。要能對付以後的困難就得趕快搞，我們現在就要讀這些文件。中宣部那個決定上說要寫筆記，黨員有服從黨的決定的義務，決定規定要寫筆記，就得寫筆記。你說我不寫筆記，那可不行，身為黨員，鐵的紀律就非執行不可。孫行者頭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寧論共產黨的紀律說紀律是鐵的，比孫行者的金箍還厲害，還硬，這是上了書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我們的「緊箍咒」裡面有一句叫做「寫筆記」，我們大家就都要寫，我也要寫一點。斯大林的十二條，不寫一點筆記就研究不清楚。不管文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新幹部也好，老幹部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