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面切換到奧普拉秀——過去十年中最著名的電視脫口秀節目之一——的現場。今天的嘉賓是俄狄浦斯人類潛能研究所的所長阿爾弗雷德·龐蒂菲科特（Alfred Pontificate）博士。這位博士新提出了一個有關出生次序的激進理論，這一理論的基本理念是：個體的生命進程是被家庭互動所設定的，而家庭互動是由出生次序決定的。奧普拉鼓勵觀眾對此理論進行提問。討論無可避免地由最初的理論關注，轉向了為觀眾個人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做出解釋。這位博士欣然應允。
例如，「博士，我的哥哥是個不要命的工作狂。他對妻子和家庭完全不管不顧，並且把與工作有關的問題看得比什麼都重。他有潰瘍和酗酒問題，但他拒不承認。他們家在近兩年內從沒過過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假期。他的婚姻也快玩完了，但他似乎並不是特別在乎。他為什麼要選擇這樣一種自我毀滅式的生活呢？」
博士反問道：「親愛的，他在家中排行第幾？」
「哦，他是子女中的老大。」
「這就對了，」博士說道，「這在生活中比較常見。我們在臨床上經常見到這種現象。這類現象出現的深層次原因是，父母將自身的願望和挫折都轉移到他們第一個出生的孩子身上。通過願望的這種無意識的轉化過程，即使父母從未明確要求過孩子，孩子也在內化這些願望和挫折。然後，通過這種我稱之為『期望上旋』的動力過程，父母的抱負轉化為孩子對於成功的病態的渴求。」
當嘉賓挑戰觀眾的信念時，奧普拉秀的觀眾有時會提一些尖銳的問題，但當行為「專家」似乎是在印證觀眾的傳統觀念的時候，這種情況就很少發生。然而曾經有過那麼一次，節目因為一位觀眾質疑嘉賓的主張而顯得異彩紛呈。有一位熱切而直率的觀眾當時正身處演播室，「但是請等一下，博士，」提問者開始了他的問題，「我的哥哥也是家裡的老大。我的父母把那個笨蛋送到哈佛，而讓我去了一個將來能夠成為一名牙醫的兩年制專科學校。但他們的『神童』在一年之後就輟學了，跑到了科羅拉多州的山頂上。我們最後一次見到他時，他正在編籃子！我搞不懂你關於『長子』的說法。」
這位觀眾使現場氣氛驟然緊張，但是博士總是能夠逢凶化吉：「哦，是的，我也曾經見過很多像你哥哥一樣的個案。是的，我經常可以在我的從業中遇到這樣的人。他們的『期望上旋』的動力過程發生中斷，生成潛意識的要求來抵抗父母轉化到他們身上的期望。這樣的話，個體的生活規劃會朝著與傳統成就標準相反的方向發展。」一陣肅然的沉默之後，討論轉向了下一個「案例」。
這些場面我們都再熟悉不過了，只不過又是一個關於本傑明·拉什問題的例子罷了。關於出生次序的「理論」是在沒有一個事例能夠證明其「不成立」的思維框架下被構想出來的。由於它是一個不能證偽的理論，搬出再多能證明它的證據也沒有意義，因為這個理論不能排除任何可能的情況。
然而，我們在本章所關注的並非這一理論本身，而在於那些用於支持它的證據。當被迫出示證據時，龐蒂菲科特博士搬出了他的「臨床經驗」或「個案研究」。這在媒體心理學領域是一個慣用的套路。脫口秀節目和通俗心理學圖書中充斥著基於作者臨床經驗的心理學理論。他們通過這類渠道提供給公眾的許多療法，能夠支持這些療法的，無非是那些曾接受治療並認為得到了改善或被治癒了的人的個人見證。在本章中，我們將為心理學信息的消費者建立一個非常有用的原則：個案研究和見證作為評估心理學理論和治療的證據是毫無價值的。
在本章中，我們將要證明這個原則為什麼是正確的，並且還要討論個案研究在心理學中的正確作用。
個案研究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科學探索在某個特定領域進展到什麼程度。從個案研究或臨床經驗中獲得的靈感，在特定問題的早期研究階段或許比較有用，因為它們可以提示哪些變數需要進一步研究。個案研究在開啟心理學新的研究領域方面起到過關鍵作用。讓·皮亞傑（Jean Piaget）的工作中就是很著名的例子。皮亞傑的研究提出了一種可能性，即兒童的思維並不只是成人思維的簡易版或低級版，而是有其自身結構的。皮亞傑關於兒童思維的部分推測已經被證實，但很多還有待證實（Bjorklund, 2004; Goswami, 2004）。然而，對於我們這裡的討論來說，更重要的不是皮亞傑的哪些思想被證實了，而是要理解，皮亞傑的個案研究儘管沒有證實任何事情，但它為發展心理學家的研究提供了難以置信的廣闊領域。第5章和第6章中所要介紹的相關研究和實驗研究，為皮亞傑個案研究中提出的假設提供了或支持或否定的證據。
然而，當我們從科學研究的早期階段（在此階段個案研究可能是極為有用的）步入更為成熟的理論檢驗階段之後，情況就大大不同了。由於個案研究在特定理論的檢驗中不能作為證實或證偽的證據，所以它在科學研究的後期不再有效。其原因就是：個案研究和見證敘述都是所謂的「孤立事件」，缺乏比較性信息，而這種信息對於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釋來說是必要的。
見證敘述與個案研究相似，因為它們都是孤立事件。依賴見證敘述的問題在於，如果累積起來的見證能夠為幾乎每一種療法提供支持，那麼它也就不可能用來支持任何一種特定的療法，因為所有相互對立的療法都有各自的見證。當然，我們想知道的是哪種療法是最好的，但我們不能依據見證來決定。正如心理學家雷·尼克爾森（Ray Nickerson，1998）在評論我們用以欺騙自己的認知過程時所說的那樣，「江湖郎中的騙術往往得逞，是因為他們總能找到一些病人願意為他們做見證，這些病人總是發自內心地告訴別人，他們自己的確從治療中獲益匪淺」（p.192）。例如，有大量的見證聲稱潛意識自助式錄音帶（用一種低於聽覺閾限的信號製作出來的錄音帶）可以提高人的記憶力，甚至提高人的自尊，然而，在嚴格控制條件下進行的研究顯示，這類錄音帶對記憶力或自尊沒有任何改進（Greenwald, Spangenberg, Pratkanis, & Eskenazi, 1991; Moore, 1995）。
「其他可能的解釋」這一理念，對於理解理論檢驗來說至關重要。實驗設計的目標就是構建某一事件或現象，使其只能用某一種特定的理論來解釋，而其他理論則解釋不通。正如第2章所說的，只有當我們收集的數據排除了其他可能的解釋時，科學才能進步。科學為理論觀點的自然選擇創設了條件。有些理論觀點經過實證檢驗存活了下來，而另一些則被淘汰出局，凡保留下來的都更接近真理。但是，這是個慢工出細活的過程，各種理論觀點都必須經過細緻審査，以便發現哪些更接近真理。但是這一過程必須有所取捨：為支持某一特定理論所收集的數據，不能同時支持許多其他可能的解釋。基於這一理由，科學家在他們的實驗中設有控制組，或稱為對照組，以期得到比較性信息。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能夠在比較控制組與實驗組的結果時，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釋。至於實驗設計如何能做到這一點，將是後面幾章的主題。
個案研究和見證敘述作為孤立的現象而存在，它們缺少必要的比較性信息，不能證明某一特定的理論或療法更優越。因此，引用某個見證敘述或個案研究的結果來支持某一特定理論或療法是錯誤的。如果這麼做的那些人不指明他們所提供的所謂證據其實也適用於大量其他可能的解釋，那他們就是在誤導公眾。簡言之，針對某個現象的孤證具有高度的誤導性。安慰劑效應的例子將更清晰具體地闡釋這一論點。
幾乎每種產生於醫學和心理學的療法都有一定數量的支持者，並且總能催生出一些發自內心認可其療效的人。醫學文獻記載了豬牙齒、鱷魚糞便、埃及木乃伊的粉末，以及很多更富想像力的東西都曾經具有療效（Harrington，1997；Shapiro, 1960）。事實上，人們早已熟知，僅僅暗示正在接受某種治療，就足以使許多人感覺病情好轉了。
無論治療是否有效，人們都會報告某種療法曾經對他們有所幫助，這種傾向被稱為安慰劑效應（Christensen, 2001; Ernst & Abbot, 1999; Harrington, 1997; Kirsch, 1999; Russo, 2002; Stewart-Williams & Podd, 2004）。安慰劑效應的概念在電影《綠野仙蹤》中有絕佳的闡述。仙女並沒有真的給鐵皮人一個心臟，沒有給稻草人一個大腦，也沒有給獅子以勇氣，但是他們都感覺更好了。實際上，直到近一百多年，醫學才發展出較多具有確鑿療效證據的治療方法，因此有人曾經這樣說：「本世紀以前，整個醫學史只能說是安慰劑效應的歷史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