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工作者的代號既是偽裝，也是陷阱。當對手傷害一個名字為代號的對手時，很難再把他當作一個真正的人；當同伴指責一個名字為代號的同伴時，很難再把他當作一個真正的同伴……
1941年12月3日，農曆辛巳年十月十五日，星期三。今天發生了幾件事，讓馮九思心裡格外的不痛快，恨不得抓住個什麼人揍上一頓。
第一件敗興的事，是日本人又在天津英租界里製造了兩起爆炸案，目標都是國民政府在本地的間諜。英國領事兼工部局總董事將警務處正、副處長叫去臭罵了一頓，這兩個傢伙回來後又臭罵了所有的人。其實大家都知道，自從《有田-克萊琪協定》簽訂之後，他們已經控制不了日本人，更何況英、法租界還被十幾萬窮凶極惡的日軍包圍著。雖然如此，副處長喬治·安德森還是將這些爆炸案一股腦都派給了馮九思，並且規定了破案限期，於是馮九思認為，這是對方又在故意找他的麻煩。
第二件是交際花藍小姐請他給她的「老斗」幫忙，保釋那傢伙在跳舞廳傷人的混蛋小舅子。他辦到了，但安德森又將他一頓臭罵，說他私吞了事主的賄款。這讓他很惱火，險些在辦公室里揮拳與安德森「火併」。若是他沒被降職，還在擔任警務處副處長，這個愛爾蘭混蛋應該仍然是他的手下，也就斷然不敢對他如此無禮。
前邊兩件事都屬於最近兩年的生活常態，沒什麼大不了的，最不同尋常的是第三件事。昨天深夜，達文波道一家小膳宿公寓里有個男人被殺，這原本也無關緊要，不想，中共黨組織卻派人來調查此事，而派來的那人竟是他今生今世都不想再見到的楊炳新。兩年前，正是因為楊炳新的失誤，才導致他在警務處被降職，同時也讓他在黨組織內部變得不再受重視。
「你認識他嗎？」在「屍」滿為患的停屍房裡，馮九思問話時連眼皮也沒抬，因為他不想看到楊炳新臉上的那股子不信任的神氣。
楊炳新將十指交插放在肚子上說：「這個模樣可看不真切。」當著「看屍人」的面他們只能打手勢，馮九思注意到楊炳新已經確認，這正是他們要找的人。「看屍人」打水清洗死者的臉，現出那人臉上、頭上的多處傷口，脖子上有一道明顯的環形繩痕，但最觸目驚心的，還是那人被割掉了鼻子。
「看屍人」湊趣說：「這得有多大的仇啊，讓人下了『阿鼻地獄』。」馮九思知道此人沒別的意思，只是在討賞錢，但楊炳新太窮，必定捨不得打賞，少不了還是得由他「破費」。
從停屍房到案發公寓很近，馮九思把楊炳新的身份從認屍的親屬「提拔」為便衣巡捕，但他身上的那件舊藍布棉袍和頭上沾滿灰塵的舊呢帽卻與新身份差異極大。二房東對死者了解得不多，只說：「昨天晚上有人來找他，其實每天都有人來找他，後來我就睡了，沒聽見什麼，早晨催他交這個月的房租時，才看見他死了。」馮九思問：「來了幾個人？哪國人？」二房東說：「兩個，也可能是三個，不像小日本兒，個子挺高的，沒長羅圈腿……」
這時，他突然發現「便衣巡捕」楊炳新正捏著根一寸多長的鉛筆頭在做記錄，手中的本子是舊報紙的白邊裁開後用針線縫上的。他連忙移步擋住二房東的視線，從身後將警務處的專用拍紙簿塞給他，同時心中恨道：要節儉也得看自己扮演的身份，你這樣子哪像個貪污腐敗的租界巡捕，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共產黨。
離開公寓，他領著楊炳新就近來到一家小咖啡館，故意給對方要了一杯難以下咽的清咖啡，給自己要了一杯熱巧克力，然後問：「要不要我寫份報告？」其實他心裡巴不得早點擺脫眼前這個人。他這樣想絕不是不願意跟黨內同志親近，恰恰相反，近來他曾多次申請調回去與同志們一起抗戰。他只是不願意見到楊炳新，因為他懷疑這傢伙可能是他的「災星」，只合作了一次就給他帶來那麼多的麻煩，壞了他過好日子的興緻。
楊炳新顯然正在努力控制臉上的肌肉，以免流露出過分強烈的情緒，只把憤怒的眼神放在咖啡上問：「你怎麼看這件事？」馮九思搖頭道：「不是敵人乾的，應該是私仇。」楊炳新說：「上級可不這麼看。」馮九思故意戧白他：「你還沒去打小報告，怎知領導的心思？」楊炳新臉上的怒容像潮水一般湧起，但又像潮水一般落下，頓了一下方道：「前兩天也發生了兩起類似的案子，上級認定這是有計畫的暗殺。」馮九思卻故意弔兒郎當地感嘆道：「現在每天被殺的人太多了，未必都有政治目的，另外倆人也被割了鼻子？」楊炳新說：「一個被挖去雙眼，一個被割掉了舌頭。」
該死的！他明知此事大不尋常，但嘴上還是故意給楊炳新出了個難題說：「這算什麼，『大卸八塊』的案子現在也常見，除非這是日本人或是國民黨特務乾的。」楊炳新愁苦地搖頭道：「所以才來找你，希望能確認兇手，上級讓我領導你立即開始調查……」
「他媽的，你領導我？上次你領導我時出了什麼事，你還記得嗎？」馮九思不由得大怒，雙手攥拳猛地砸在桌上，但看到侍者正在向這邊張望，他只好壓低聲音恨道：「你這一輩子也別想再領導我，我要見上級。」楊炳新回答的話語同樣硬如磚頭，他說：「上次那件事你還沒能通過審查，不能見上級領導。」馮九思將話語嘶嘶地從緊咬的牙縫中擠出來說：「上次都是你的錯，沒有你向領導打小報告，我也不會落到今天這地步。」聽到這話，楊炳新把身子前傾，兩眼逼視著他說：「那件事你恨我也就罷了，但不應該給我那結拜兄弟栽贓嫁禍，現在他犧牲了，我們倆都只能等待上級的進一步結論。」
「哈，給我們倆下結論？難道連你這樣的『大英雄』也沒通過審查？」馮九思故意尖酸刻薄。
「在組織內部我們人人平等！」楊炳新勇敢地喝光那杯沒糖沒奶的苦咖啡，留下一張紙便離開了，把馮九思一個人丟在那裡生悶氣。
望著楊炳新的背影，他真想大吼一聲，我是一個老黨員，用得著你給我上課！他認為自己方才的表現還是不夠強硬，在氣勢上沒能壓倒對方，同時他也為自己在侍者面前表現出來的不謹慎感到自責，恨楊炳新讓他變得失態。該死的，我這是怎麼了！
然而，他確實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麼了。已經兩年多了，組織上好像在故意疏遠他，只是偶爾派下來一兩件簡單的任務，而且不允許他與其他同志接觸。難道我真的犯下了滔天大罪不成？他有時也會猜測組織上可能是因為抗日工作繁忙，一時顧不上審查他的事，但是，像他這樣一個租界中的重要人物，即使現在降了職，不像當年權力那樣大了，但關係網仍在，仍然可以為黨組織做很多工作。他不相信組織上會這麼勢利眼，但他實在無法忍受這種將他放任自流的處理方法。這些念頭時常會折磨得他怒發如狂，所以，每到這個時候，他也只能努力給自己解寬心——你既然信奉了共產主義理想，就應該保持住實現這個理想的信念，要信任黨組織，但不能信任楊炳新。
打開楊炳新留下的那張紙，他發現是前邊兩件案子的情況，但裡邊既沒有兇手的線索，也沒有人名，只有代號，死者一個叫「老虎」，一個叫「山羊」。今天死的那個叫「喜鵲」。
他記得「山羊」和楊炳新的義弟也參與了那次倒霉的行動。那是兩年前的夏天，上級下達任務，讓楊炳新和馮九思領導一次重要的襲擊行動，目標是日軍參謀總部在本地的間諜頭子吉田次郎，而這傢伙的公開身份卻是位銀行家。有關目標在英租界的住址、活動規律和家庭情況早已了解清楚，具體行動由楊炳新負責指揮，馮九思則負責購買梯恩梯炸藥和電雷管等違禁品，同時他也主動承擔了全部的行動經費。不過，在行動方案上他卻與楊炳新發生了激烈的爭執，他不同意在他的管轄範圍內製造爆炸事件，因為這件事可能會導致日軍再次封鎖英租界，到時候工部局的董事們必定不會與他干休，畢竟他當時是主管租界治安的警務處副處長。
爭執到最後也沒有結果，他只好讓步，建議將此事嫁禍給國民政府的間諜，但再次遭到拒絕。楊炳新說：「怎能讓國民黨特務憑白享受功勞？我們就是要讓全國民眾都知道，這是我們共產黨人的抗日行動。」
雖然他知道楊炳新的理由並沒有大錯，但他認為整個抗日戰爭就像是一盤局面複雜的象棋，這也符合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的觀點，因為這是一場長期的戰爭，最後的勝利必須要由無數項艱苦細緻的工作累積而成，所以，採取任何行動都不能逞一時之快，要考慮到一件事可能引發的一系列影響，特別是不利影響。然而，這次行動楊炳新是領導，他必須得服從領導。
炸彈在吉田次郎家門前爆炸，吉田受重傷被送回日本，很快日偽報紙上便登出他的「訃聞」，他們的任務基本完成。然而，這次爆炸卻也炸死了吉田的太太和獨生子，以及兩名朝鮮女傭，這便引來一陣輿論喧嘩。日偽報紙和電台稱此事為「吉田事件」，說中共不遵守國際公約，在中立地區用炸彈任意殘殺日本僑民，並指責英租界當局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