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六月最後一個星期二的下午三點，三十一俱樂部在世的十四個會員有九個共聚一堂。這一天，天氣炎熱，有點薄霧，沉滯的空氣中夾著蒸發的臭味。首先到達的是格里·比林斯和肯德爾·麥加里，他們分別乘計程車來，但剛好同時下車。兩人按格魯利奧的門鈴時，是兩點五十五分。進門還沒坐下，門鈴便再度響起。鮑伯·伯克在三點零二分進門，為自己的遲到而道歉，他是第九個。三點零五分，雷蒙德·格魯利奧站起來，開始主持這個聚會。
他曾經主持過一次，去年九月弗蘭克·迪喬里奧死後，他就成為俱樂部里最年長的會員，因此得主持每年五月的聚會。三十二年來，主持聚會的人只換過兩次——從霍默·錢普尼換成弗蘭克·迪喬里奧，現在又換成格魯利奧。
但他沒做過、之前也沒人做過的，就是在非傳統的時間和地點主持聚會。他曾想過這個聚會應該採取的形式，也詢問過其他幾個會員這方面的問題。結論是盡量不要和過去的形式有任何差異，於是他先以死亡順序朗誦不在世的會員名單作為開場，從菲利普·卡利什、詹姆斯·塞佛倫斯和霍默·錢普尼開始，直到法蘭西斯·迪喬里奧和艾倫·沃特森為止。
「謝謝各位的到來，」他說，「我曾跟各位談過我們現在面臨的情況，而且我知道你們有些人也跟其他會員討論過。我先簡單報告一下我們現在遇到了什麼事，然後循慣例輪流發言，討論應該如何處理。三點半會有一個人加入我們的聚會，是一個名叫斯卡德的偵探。希望我們能在他來之前，達成某種共識……」
我提早十五分鐘抵達商業街，在蜿蜒的街道上徘徊，打發時間。此情此景讓我回想起自己剛到第六分局那陣子，當時警局在查理街，我對格林尼治村還不熟，對於眼前見到的一切感到興奮，但是在這些奇怪的街道上，我常常是迷路。我以為自己不可能摸熟這一帶，在那種區域巡邏，卻什麼都不熟悉，不過最後我還是弄明白了。
三點半我準時走上格魯利奧家門前的那道台階，敲敲那個獅頭門環，格魯利奧立刻開了門，用一臉的笑容迎接我，那種笑容我見過，意味著我們兩個分享著同一個秘密。「你很準時，」他說：「請進，這裡有一群想見你的人。」
儘管天氣炎熱，我還是很高興自己穿了西裝。他們都穿著深色的西裝，只有洛厄爾·亨特穿了印度泡泡紗的套裝，還有那個在電視台播氣象的格里·比林斯打了他註冊商標般的領結，外罩一件黃綠色的夾克。格魯利奧介紹我，我一一和每個人握了手，盡量記住每張臉，也把他們的長相和我已經知道的名字比對一下。要記的不多，九個人之中，我已經見過格魯利奧和希爾德布蘭德，另外我還認得比林斯和埃弗里·戴維斯。剩下的就是亨特、鮑伯·伯克、比爾·魯蓋特、肯德爾、麥加里，還有戈登·沃爾澤。
其餘五個人，布萊恩·奧哈拉和他的長子去爬喜馬拉雅山了，十天後才會回來。約翰·揚德爾住在聖路易斯，他是八年前搬去的，每年五月的聚會都沒缺席過，可是今天下午沒法來，因為臨時才接到通知，太匆忙了。鮑伯·里普利去俄亥俄州參加女兒的大學畢業典禮。這格·波默羅伊和理查·巴澤里安則已經有約，不能取消。
介紹完後大家坐下來，他們都等著我開口。我看著一張張期待的臉，腦袋裡唯一的念頭就是喝杯酒。我深吸了一口氣，又吐出來，把那個想法拋掉。
我告訴他們，我很感激他們出席。「我知道剛剛你們稍微討論了一下情況，」我說，「但我覺得我可以從一個局外人，而且是一個職業偵探的角度，告訴你們一些我對這件事的看法。」我說了大概十幾至二十分鐘，輪流談到每一樁死亡，推敲其中的一些是否真的是自殺或意外。我不記得自己確切說了些什麼，但是我沒有結結巴巴，而且我想我把意思表達得很清楚。從他們臉上的表情看來，他們都把我的話聽進去了。
「現在我們該怎麼辦，」我說，「就要看各位的決定了。在我列出各種選擇之前，我想借這個會議的難得機會，問你們一些問題。」
「比如什麼？」格魯利奧想知道。
「這個俱樂部的死亡率高於一般數字。這也是促使路易斯來找我的原因。我想知道你們有多少人也對這樣的死亡數字感到困擾，還有，你們有沒有想過謀殺的可能性。」
那位有個祖先曾參加簽署獨立宣言的肯德爾·麥加里說，兩年前，他曾過有同樣的想法。「但是我馬上就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為毫無根據，而且太可笑了。這類電視劇上的情節，搬上屏幕還不錯，但在現實生活里實在太荒唐了。」
鮑伯·伯克承認說這個念頭也曾掠過他的腦海。第一次聚會曾宣布他生下來雙手都有六個指頭的戈登則說，過去三十多年來，他的父母和一些家人都過世了，這大概讓他對俱樂部的高死亡率沒產生什麼警覺。同樣的，洛厄爾·亨特已經有「數不清的朋友」因艾滋病而去世。他向我們保證，這個俱樂部的死亡率要比他的社交圈低多了。
格里·比林斯說，他曾擔心這種高死亡率會不會是一種疾病的結果。「那是一種威脅，」他說，「癌症、心臟病，這些小小的定時炸彈都在你的細胞和血管里，這種事情會讓人害怕。可是自殺，是可以選擇的，而我自己從來沒想過。私人飛機失事，這個嘛，我沒有私人飛機，所以這種事怎麼可能發生在我頭上呢？至於謀殺，這就好像被閃電劈死一樣，只會發生在別人身上。別去治安不好的地區，別碰別人的老婆，夜晚不要去中央公園，你就不會成為詹姆斯的朋友。你知道吉姆·克羅斯的那首歌嗎？」他哼了兩句，其他人瞪著他看，他的聲音便越來越小了。
比爾·魯蓋特說他曾經強烈感覺到俱樂部里的死亡率太高了，可是卻沒有因此起疑過。讓他困擾的是，他明白到自己這一輩的人都開始一一走向死亡，他也可能比自己預想的更接近生命的終點。埃弗里·戴維斯說：「你知道，我想過同樣的事情，可是思考的方向剛好相反。我認為死去一個人就多佔掉一個死亡的缺額，既然他們死了，那我就有機會活更久一點。這麼想實在沒道理，可是當時卻覺得邏輯上好像說得通。」
我問他們有沒有注意到任何可疑的事情，會不會覺得他們正被跟蹤或伺機暗算？是不是常接到打錯的、或者是不說話就掛掉的電話？
沒人有什麼具體的事例。住在新澤西蒙克萊爾市北部的鮑伯·伯克說，以前有一陣子，他家電話常常有咔噠聲和雜音，感覺上簡直像是被錄音，也不知道是為什麼。但是幾個月前，莫名其妙地就忽然消失了。比爾·魯蓋特說，他太太曾經有一陣子經常接到那種不出聲就掛掉的電話，覺得很煩，正當他打算有所行動時，才碰巧搞清原來打電話的人是他的一個女友，只是想打電話去他家找他而已。
「你真混蛋啊。」格里·比林斯說。
但那段婚外情已經結束了，魯蓋特說，怪電話也就沒再出現了。
我又問了幾個問題。有一點我沒告訴他們，其實我對他們能提供我的情報並不那麼感興趣，我比較有興趣的是借著他們的回答，感覺到他們是什麼樣的人。我已經知道他們住在哪裡、年齡多大、做什麼工作、經濟狀況如何，但我想需要一些感覺，讓我知道他們各是什麼樣的人。
我也不確定知道這些要做什麼。
等他們回答得差不多，我也沒什麼問題可問之時，我重新整理一下他們的意見。他們可以去找警方，無論是找對他們情況略有所知的喬·德金，或任何警方高層人員都行。如果他們對警方的反應不滿意，或者希望能因此得到一個全面且優先的調查，就可以直接訴諸媒體。
或者我可以繼續我的單獨調查工作，進展緩慢，過濾資料，等著某種突破。這可以讓俱樂部不致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也不會讓任何一個會員的名字上報。可是這樣的調查可能不會有任何結果。不過，我建議大家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他們也必須扮演輔助偵察的角色，和我保持聯繫，只要覺得不對勁，任何不相關的可疑線索都要隨時告訴我。
「我不能保證自己能查到什麼，」我告訴他們，「但是警方也不能向你們保證。而且他們會把你們的生活搞得天翻地覆。」
「你是指因為媒體的注意？」
「就算沒有媒體注意也一樣。如果我是警察，你猜我第一個會去做什麼？我會要你們一個個告訴我，今年二月艾倫·沃特森遇害的那個夜晚，你們人在哪裡。」
有幾個人反應很明顯，他們還沒想到自己會是嫌疑犯。「雖然你不是警察，也許你還是該問問我們，」埃弗里·戴維斯說，「包括我們在場的，還有那五位沒法來的都該問一問。」
我搖搖頭。
「為什麼不行？」
「因為我沒法檢查你們的不在場證明是否有效。我個人不認為警方能因為檢查不在場證明而破案。我猜想你們會有幾個人無法證明自己未曾跟蹤沃特森回家並殺害他，但這也並不表示你們有罪。事實上，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