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起乘A線地鐵，在哥倫布圓環分手。TJ要去店裡讓埃萊娜看看他穿上有為青年制服的樣子。我則走到中城北區分局找德金。他正在座位上吃著三明治，喝一瓶冰紅茶。
「湯姆·克盧南，」我說，「劇作家，兼職開計程車，四年前在奧德邦大道和第一七四街交會處被射殺，被逮到的嫌犯從沒上過法庭。」
「上帝，」他說，「我成了什麼，啰里啰唆的老奶奶嗎？你以為我連這一點點短期的東西都記不得嗎？」
「我只是想勾起你的回憶而已。」
「根本不需要提醒，我們前幾天才談過那個狗娘養的。」
「克盧南怎麼會成了狗娘養的？」
「天哪，不是克盧南。是那個兇手，」他專心地眯起眼睛，「姓米姆斯，」他說，「就一件我沒必要費心的案子而言，這樣的記憶力不錯吧？」
「要不要再猜猜他的名字？」
「奧巴達。」
「埃爾多尼亞。」
「哦，見鬼，很接近了。他怎麼了？」
「射殺克盧南的是個白人。」
我把自己知道的資料告訴他，那不是他主辦的案子——拖到現在也沒有人主辦了——可是他的警察本能太強了，不免會產生興趣、過濾資料、提出並放棄各種理論。
「前座的乘客，」他說，「誰會坐在前座？」
「在澳洲，」我說，「乘計程車的時候，你很自然就會去坐前座司機旁邊的位置。」
「因為後門打不開？」
「因為大家不分階級，每個人都是夥伴。坐在後面就太勢利眼了。」
「是嗎？射殺計程車司機又搶走他東西的是澳洲人，這概率有多少？」
「嗯，從挪威人變成澳洲人，整件事就全變了。」
「先不管這些，這表示兇手是司機的朋友，對吧？」
「總之司機一定認識他。」
「前座乘客，計價表沒開，工作日誌上沒登記。他在中城路邊搭載了一個客人，大老遠開到哥倫比亞長老醫學中心。兇手怎麼會知道他在那兒？」
「『湯姆，下回你載客人到附近的話，順便來綠寶石小館，我有點事情要跟你談談。』」
他想了想。「不知道，這跟那個鱷魚先生的理論 一樣難以接受。」
「說不定是克盧南自己的主意，他剛好來到附近，所以決定去看看朋友。」
「然後他的朋友就把握機會殺了他。」他喝了一大口冰紅茶。「覆盆子口味的，」他說，「忽然之間就出現了，不知道，十二種，或十五種各種不同口味的冰紅茶。我以前會想，我們幹嗎弄出這麼多不同的選擇？如果他媽的蘇聯正在造坦克和登陸月球的時候，我們卻把精力花在調紅茶口味上，那我們怎麼趕得上？結果他們整個系統垮了，我們又安然地多發明了十幾種口味。這表示我懂什麼。」他又喝了一口，「你的目擊者可信度有多高？」
「如果滿分是十分，」我說，「她介於零和一之間。」
「我是這麼想的，兇手從克盧南腦袋後面兩槍，如果坐在他旁邊的話，怎樣才能從他背後開槍呢？」
「『嘿，湯姆，窗戶外面那是什麼？』」
「他轉頭去看，砰砰。是啊，我想是這樣。我得去看驗屍報告。不過，兇手幹嗎要這樣呢？只為了讓一切看起來像是從后座開槍的？」
「或者只是為了讓克盧南沒法提防。」
「很合理。那你聽聽這個推測：兇手坐在后座，計程車停在路邊，兇手開了兩槍。然後他下車，接著又上車，這回是從前門上的，然後抓走皮夾和零錢。接著，他再度下車，這回就被目擊者看到了。」
「有可能。」
「還有個推測。開始是一樣的，從后座開兩槍，然後從靠街那邊車門溜下車，所以站在糖果店前面聊天的人不會注意到他。或許他跟那個奧巴達是來自挪威的同一個城市，抱歉，是埃爾多尼亞，也或許他就跟那個西班牙語地區一樣，是西裔的，不管哪種，他都走到街角消失了。」
「然後呢？」
「然後你聽說的這個白人走到街上，想要乘計程車，白人在那種西語區，難怪他會想坐計程車。」
「那個區不算太壞。」
「一個白人在那裡就是寧願乘計程車，我們先接受這個假設行不行？他看到這輛計程車，有個人在駕駛座後面，他打開前門，想問司機是不是在等預約的客人。」
「結果看到司機已經死了。」
「說對了。於是他就像大部分人碰到這種情況的反應一樣，尤其那個區他不熟，就是拚命地儘快逃離現場，因為他才不想當目擊證人，也或許他是跑去華盛頓高地買毒品或找樂子，他幹嗎要捲入這件事情？」
「那他上車時證人都沒看到，只看到他下車？」
「為什麼要看到他上車？」
「我不能肯定，」我說，「她既沒看到兇手下車，也沒看到那個白人上車，卻看到那白人下車。」
「她為什麼要看到？她心裡在想別的事情啊。」
「我猜是這樣吧。」
「基本上，」他說，「你沒有任何收穫，對吧？」
「對。」
「我的意思是，任何有形的證據。」
「半點都沒有。」
「但如果你想讓一個兇手殺掉四個人的案子成立——」
「五個人，連同希普頓的太太。」
「——那麼這點挫折也不會打擊你。不過我也沒法建議你可以去三十四分局找誰。他們破不了的案子太多了，不需要捲入這種已經結掉的案子里瞎忙。」
「我了解。」
「除非你想正式報案，申請重新調查所有的舊案子。看你的客戶願不願意。」
「我的客戶和幾個朋友過兩天會碰面，討論一下該採取什麼行動。」
「什麼？二十六個人全員到齊？」
「哪來的二十六個人？」
「三十個人，其中四個被殺死。這樣就剩下二十六個了，對吧？」他笑了，「這個老奶奶短期的記憶力可不會出錯。」
「算錯了。」
他看看我。「三十減四等於——」
「十四。」
「嗯？」
「有四宗謀殺，」我說，「還有其他十二個人死了。」
「怎麼死的？」
「幾個是自殺，幾個是意外。還有幾個是病死的。」
「天哪，馬修！」
「不完全都是假的，」我說，「要把謀殺布置成前列腺癌或戰死越南不太容易。可是自殺有可能是假的，還有幾宗意外事件也是。」
「你的猜想是什麼？」
「包括那四宗登記為兇殺案的嗎？有人會說他們全都是被謀殺的，不過我猜有十二個。」
「天哪。前後歷時幾年？」
「很難說。俱樂部成立是三十二年前，不過剛開始那年沒人死去。當時大家都很真誠，大概都是二十或二十五歲的年紀吧。」
他忽然把椅子往後一推。「我實在不能忍受了。」
「忍受什麼？」
「你敢發誓這個俱樂部不是那種搞同性戀的？」
「如果你手邊有《聖經》，我可以把手按在上面發誓。」
「你知道我有什麼想法嗎？我想我該給你做筆錄。」
「好啊。只要寫『不予置評』就行了，我可以簽名。」
「你不肯讓警方介入？」
「我的顧客是這樣要求的。」
「我不明白。」他說，「你的顧客難道不怕自己也被幹掉？」
「他更怕媒體馬戲團。」
「你憑什麼認為媒體會對這件事有興趣？」
「開什麼玩笑？一個小丑對準一群男人，花了三十年一個個把他們幹掉。如果這不會讓記者瘋狂追蹤的話——」
「哦，你是對的。而且博伊德·希普頓也是被害者之一。」
「在世的還有三個人名氣不會比他小。」
「真的嗎？這個俱樂部真是了不得。裡面還有個計程車司機，一個農產品批發商，還有那個同性戀是做什麼的？室內設計師？」
「卡爾·烏爾？我想他是一家外匯公司的合伙人。」
「差不多。有三個人跟希普頓一樣有名？」
「家喻戶曉。」
「天哪。」
「我不會坐視不管，喬，但同時——」
「哦，當然。你剛才說他們十四個人要聚會？」
「至少有一部分會出席。」
「什麼時候？」
「星期二。」
「今天是星期五。從現在到星期二，你打算做些什麼？」
「看能做什麼就做什麼。」我說，「我剛剛想到福瑞斯特山。」
「那個被刺死的傢伙，農產品批發商，沃特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