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加布里爾以前住在九十二街附近的西緣大道。我到西一百街的二十四分局查詢，隔著桌子坐在我對面是一個年輕警官邁克爾·賽利格。他不到三十歲，已經開始謝頂了，而且表現出那種對早禿的緊張。「這些資料應該都放進電腦里才對，」他指的是加布里爾的檔案，「我們正著手把以前的老檔案輸入電腦，可是好像永遠完不成。」
加布里爾，四十二歲，已婚但和妻子分居了。一九八一年十月一個工作日的下午，被發現弔死在他八樓的公寓里。顯然他是先站上一張椅子，把皮帶纏在脖子上，接著將皮帶繞過衣櫥頂和門柱，在中間打了個結，然後把椅子踢翻。
「高血液酒精濃度。」賽利格說。
「沒有遺書。」
「這類情況不一定會寫遺書，對吧？特別是他們喝醉了酒，開始為自己覺得難過。看看這個——據估計，他是死了五天到七天後，才被發現屍體的。一定已經發臭了，是吧？」
「所以警察是破門而入的。」
「不必，資料上說，管理員有一把鑰匙，對門的女士聞到了臭味。」
那位女士還告訴來辦案的警察，自從幾年前妻子離去之後，加布里爾似乎很消沉，他唯一的訪客，就是附近賣酒雜貨店或中國餐館的送貨員。他生前曾在西四十幾街替一家錄影帶出租店做管理工作，但是死前兩個月丟了差事，從此再也沒有工作。
「八成是醉酒誤事才丟了工作。」賽利格說。
加布里爾的太太接到他的死訊時，說他們自從一九八○年六月簽了分居協議後，就再也沒見過面。她說她死去的丈夫是個憂鬱而寂寞的人，聽到他的死訊，她似乎不是很吃驚，只是覺得難過而已。
弗雷德·卡普留下了遺書。顯示他的電腦屏幕上，還列印了兩份，一份放在書桌上，另一份整整齊齊地折好，放在他的襯衫口袋裡。「我很抱歉，」上面寫著，「我再也無法承受了。請原諒我。」然後他打開位於十五樓的辦公室窗子，跳了出去。
如果是比較新的大樓，就不太可能這樣做了。新大樓通常無法開窗的，大部分甚至連窗戶都沒有，只有玻璃牆。有一次在匿名戒酒協會的聚會上，我聽到一個建築師談到他必須安撫那些有玻璃牆恐懼症的上班族，他曾經全速奔跑撞向玻璃牆，來向大家示範玻璃牆有多麼堅固。「那些人一看就信了，」他說，「可是撞斷鎖骨那一刻，我覺得自己真是蠢透了。」
卡普自殺的那幢大樓的窗戶是能打開的，那是位於列剋星頓大道一幢建於戰前的二十二層辦公大樓，往南兩個街區就是大中央車站和克萊斯勒大廈。卡普是個進口商，主要進口新加坡和印尼的貨物，他在五點時叫秘書下班，打電話給太太說他要加班到很晚。七點左右，第三大道的一家熟食店送了兩個三明治和一杯咖啡過來，九點十分他開窗跳樓。要確定死亡時間很容易，因為他跳下來的時候，街上有幾個人看見了。其中一個當場暈倒，趕來的急救醫護人員對他進行了治療。
這件事才過去三年，跟我談的那位警官還待在第十七分局，他一下子就想起這個事件。「整件事真是要命，」他說，「用那種方式也真是要命。要是你掉到一半時改變主意。『嘿，我收回！是開玩笑的！』是啊，沒錯，那你就走運了。」
他十分肯定，這就是自殺。遺書就放在卡普的書桌上、他的口袋裡，而且還在開著的電腦屏幕上。而且除了從高處摔下來的傷之外，也沒有其他傷口，不過他同意摔傷本身可能就足以掩蓋稍早頭部的擊傷，或者任何非槍擊之類的傷口。
我說：「我希望遺書是手寫的。這世上有誰會用電腦打自殺遺書？」
「現在是新世界，」他說，「你習慣使用電腦，做什麼都想用。付賬單、核對你的支票簿、約會提醒。這個傢伙所有事情都用電腦處理，他希望遺書準確無誤，可以照自己的意思修改、用詞。然後按下一個鍵，想印幾份就印幾份，而且還可以存在他的硬碟里。」賽利格三十歲左右，自己也是電腦時代的一部分，他很熱心地告訴我，電腦在警局裡加快了多少文書工作、又減少了多少的不愉快。「電腦真偉大，」他說，「可是他們也寵壞了你。生活中其他部分的麻煩，問題就在於沒有一個『取消』鍵。」
我去卡普的辦公室，現在是一個專利律師在使用。他年紀跟我差不多，看起來是個喝酒的人，而且身上有那種失敗的酸味。他搬來這個辦公室還不到兩年，也不知道以前發生過什麼事。他讓我從窗口看出去，只是我不知道我能看出什麼來。我沒告訴他前一個人曾從那個窗口跳出去。我不想讓他知道。
卡普的遺孀費利西亞住在福瑞斯特山，在南歐松公園的一所中學當數學老師。我中午打電話到她家，她說：「我不敢相信又重新查這個案子了，跟保險有關嗎？」
我告訴她這個案子跟其他事情有關，我只是想試著找出她丈夫並非死於自殺的可能性。
「我從不認為是自殺，」她肯定地說，「可還會是什麼？這樣吧，你願意來我家嗎？我晚上有兩個小時的家教課，可是我明天可以見你，四點半怎麼樣？」
她在斯塔福德大道一幢二層複式洋房的上層等我，距這裡幾個街區外有個標準網球場。她高高瘦瘦，暗色的長髮，下巴堅定有力。我們坐在廚房裡的餐桌旁，她煮了咖啡。牆上有個黑貓時鐘，雙眼移來移去，尾巴則像鐘擺一般搖晃。她說：「不是很荒謬嗎？兩年前學生們送這個給我當生日禮物，我得承認，這隻貓跟我一起成長。我們來談談弗雷德吧。」
「好的。」
「他自殺，我一直覺得不合理。他們說他的事業有問題，哦，他做那一行已三十多年了，問題一直有。謀生是絕不成問題的。我們有兩份收入，也從不浪費。看看我們住的地方。」
「房子很漂亮。」
「還可以，這附近的環境很好，雖然不是沙頓那種高級住宅區，但重要的是我丈夫沒有什麼龐大的財務壓力。他過世之後，我自己接手經營好一陣子，足以了解整個狀況，靠股票和商譽 也賺了點錢。他的公司狀況很好，日常的混亂當然有，可是沒有什麼反常的事情。尤其是沒有什麼可以讓你自殺的。」
「別人心裡忽然有什麼念頭，很難理解的。」
「我了解那種情況。可是你又為什麼會出現呢，斯卡德先生？你大老遠跑來這裡，該不會是要我接受我先生是自殺的吧？」
我問她知不知道她先生曾參加什麼俱樂部。她說：「什麼俱樂部？他曾參加生意圈子的幾個男性俱樂部，不過不是很熱衷。工作佔據的時間太多了，他參加過旋轉俱樂部，不過那至少是十年前了，我不認為他還有會員資格。你要講的跟這些無關吧。」
「這個俱樂部是一群人每年一起吃一頓晚飯，」我說，「聚會時間在春天，地點是曼哈頓的一家餐廳。」
「哦，那個啊，」她說，「你用『俱樂部』這個字眼，會讓我產生誤會的。我不認為有那麼正式，只不過是一群大學時代的朋友想每年保持聯絡罷了。」
「他是這麼形容這個團體的嗎？」
「他沒這麼『形容』過，只不過是我的印象罷了。你為什麼這麼問？」
「據我所知，這個團體要更正式一點。」
「有可能。我知道他從沒缺席過，有一年我們有兩張曼哈頓輕歌劇學會的票，弗雷德說，我得找人陪我去。他很喜歡吉爾伯特和沙利文的，可是他把他每年例行的晚餐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事。那頓晚餐跟他的死有什麼關係？他是在十二月死的，而晚餐會一向在四月或五月舉行。」
「五月的第一個星期四。」
「對，每年都固定在這一天，我剛才忘了。那又怎麼樣呢？」
有什麼理由不告訴她嗎？我說：「這些年來，這個團體里很多人都死了，比一般想像的要多。其中還有自殺的。」
「幾個？」
「三個或四個。」
「嗯，到底是幾個？三個還是四個？」
「三個確定自殺，一個可能是。」
「我明白了。很抱歉，我不是故意打斷你。你還想要咖啡嗎？」我說不用了，「是多少會員裡面有三個或四個自殺？」
「三十一。」
「我聽說有一種自殺病毒。在俄亥俄或威斯康星州有一些很好的中產階級學校里，很多都染上了一種自殺疹子。可是那是十來歲的學生，不是中年男子。這些自殺是集體發生的嗎？」
「隔幾年發生一次。」
「哦，百分之十或十五，自殺率很高，可是好像不是……」她的聲音拉長了，我看著她的眼睛。幾乎可以看見她腦子裡的齒輪快速轉動著分析那些資料。不論就任何標準來說，她都不算漂亮，不過有個相當機靈的腦袋，那種智慧很吸引人。
她說：「你說占的比率很高。總共有多少起死亡發生？」
「十七。」
「三十一分之十七。」
「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