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幾天，我跟十來個人談過話，有的是通過電話，有的是面對面。沒有人僱用我，也沒有什麼非調查不可的理由，但我還是異常忙碌。
我打電話給幾個我認識的律師，包括雷·格魯利奧和德魯·卡普蘭，打聽他們知不知道任何有關伯恩·霍蘭德的事情。雷曾經見過霍蘭德的新合伙人，一個叫西爾萬·哈丁的人，但是，他記得這個人，純粹是因為他的名字。「我就認識這麼一個叫西爾萬的人。但我總是得費半天勁兒，才會把叫他菲爾德先生的祌動壓下去，因為一見到他，我就會想起西爾萬·菲爾德 這個詞。就算這樣，我和他還是沒有什麼交情。我不能確定他記不記得有我這麼個人。」
「什麼時候大家連『硬漢雷蒙德』都記不得了？」
「哦，你這話說得對。如果真有需要的話，我可以打個電話給他，跟他說你想和他聊聊。但我不能肯定這對你來說這是個好方法，因為這樣一來，可能會讓他提高警覺，套不出什麼東西。」
「只要幫我混過接待人員的盤查就行了。」我說。
他打了電話，果然讓我一路順暢，來到了西爾萬·哈丁的辦公室。他首先向我道歉，說他這裡視野不好。「登上帝國大廈，」他說，「你應該可以看到三四個州，是不是？但是，這裡只有七樓，看出去，跟地下室的景觀差不多。」他在跟我扯這個的時候，笑得十分得體，讓人覺得相當體貼。但不知怎麼的，我總覺得不管遇到誰，他都會用這個笑話來寒暄。
我是來釣魚的，看看誰手上有對死去的伯恩·霍蘭德不利的證據。但是，我從哈丁口中得到的消息並不多。只知道霍蘭德的客戶對他都很滿意，員工和他處得也很好，甚至不明白為什麼有人一提到律師這一行，就滿臉不屑。
我知道霍蘭德專攻房地產和信託方面的法律業務，看起來實在不像是因為案子惹出糾紛，把比爾曼和伊凡科這兩個殺手引上門來。他的運氣很好，常常是在敗訴前，委託他辦案的客戶就死去了，有的甚至是生前委託，他根本沒有後顧之憂。
我提起比爾曼和伊凡科，問伯恩·霍蘭德有沒有幫這兩個人打過官司，或是處理過和這兩個人有關的案件。哈丁記得這兩個人的名字，但是，我的問題還沒有問完，他就開始搖頭。「我們事務所只接民事案子。」他說。當然打民事官司不等於大家互相謙讓，彬彬有禮，不過我想，他不必跟我談這一點。「我們這裡的合伙人，不管資歷深淺，都不處理刑事案件。」
「街頭小混混也有可能想立份遺囑吧。」我說，「也有可能出現在別人的案子里。我的目的是找出這兩個人和霍蘭德夫婦之間的關係，或者排除這兩個人跟霍蘭德夫婦有任何關係。」
「我的感覺是後者。沒有任何關係。」
顯然是我的意志力在堅持。「我想要做的事情，」我說，「是麻煩你全面搜索一下霍蘭德先生的電腦硬碟。」我想起TJ先前指點我的用語，現學現賣，其實我不大知道這話到底是什麼意思。「不只是文件名，要連內文一起搜尋，看看這兩個名字——比爾曼和伊凡科——到底有沒有出現。」
他嚴肅地跟我說，他絕對不能做這種事情。檔案純屬機密，這是律師與客戶之間最重要的義務關係。更何況，霍蘭德的電腦設有密碼，他人無從得知。我說他一定知道霍蘭德的密碼，因為事務所不可能讓霍蘭德手上的案子懸著，影響整體運作，只是他不想告訴我。我說我絕對無意破壞律師與客戶之間的義務關係，只想找兩個名字。如果他找不到，告訴我沒有，並不會破壞行規；如果他找到了，不妨改變想法，剩下的事是我該去傷腦筋的。
最後，我想他寧可敲幾下鍵盤、按幾下滑鼠，也懶得再和我這樣糾纏下去。不出我所料，他沒有花半點時間思考職業道德的問題。當然，他沒找到比爾曼和伊凡科這兩個名字，這也沒有出乎我的意料。
我又找到了雷·格魯利奧，問他對比爾曼與伊凡科有沒有印象。這兩個人大概不會僱用律師，但誰知道呢？不過我相信，霍蘭德夫婦血案只要能和政治扯上一絲關係，「硬漢雷蒙德」就有辦法大顯身手——比如批判社會制度——讓大家一時之間摸不著頭緒，最後讓他下流無恥的客戶無罪開釋。
但他也沒有幫這兩個人打過官司，在科尼島大道命案曝光前，連這兩個小角色的名字都沒聽過。德魯·卡普蘭，布魯克林一家法律事務所的所長兼律師，雖然無案不接，但也不知道這兩個人。他說，比爾曼這個名字有點耳熟，但卻說不上來為什麼。「如果這兩個人上過法庭，你應該可以找到幫他們辯護的人。」他說，「這種事是有記錄的。幫他們辯護的律師，願不願意跟你談是一回事，但要找出他們並不難。」
我早就查過了。伊凡科被起訴過好幾次，每次都找義務法律人員協助，我用電話找到其中一個——另一個死了，還有一個搬離紐約州了。她跟我說，除非當事人過世，否則她不便跟我說什麼。而且，坦白地說，她也沒什麼好跟我說的。她曾經幫伊凡科處理過一起強姦未遂的案子，目擊者並沒有把伊凡科指認出來，而她剛好在現場，能夠請求法官無罪釋放，成功了。這是她跟伊凡科僅有的接觸。我的印象是：這一次她都覺得太多了。下一次，她選擇代表強姦受害者，她是自願的，還特別跟一個男同事交換了工作。「因為我不確定自己能有效地替強姦未遂的嫌疑犯辯護。」她說。
我找遍了熟人，但完全找不到比爾曼的記錄。我倒不認為他們有所保留，應該是他們手上也沒有半點資訊。這點我很明白。比爾曼的名字首次出現在官方文件上的時候，屍體已經被貼上標籤了。他在曼哈頓殺了兩個人，在布魯克林殺了一個人後自殺，實在看不出有必要去追究他之前的經歷。
媒體覺得這事還有點新聞性，所以我知道的一點信息也是從報紙上看來的：他曾經因為一些輕罪被起訴，但是並沒有坐過牢，最多是因為妨礙治安與酒後鬧事被拘禁一個晚上而已，第二天早上就被釋放了。他的罪行無非是私闖布朗斯維爾的民宅、坐地鐵不買票，反正只是個不入流的小混混。
強盜、攻擊、多人命案、謀殺——他們進步得還真快。當然伊凡科曾經有強姦前科，對於撥火棍的使用，更有別出心裁的創意，最後割斷蘇珊·霍蘭德喉嚨的可能也是伊凡科。但伊凡科沒有射自己三槍，這應該是比爾曼的傑作，這樣的話，假設他在西七十四街曾經用過槍，也很合理。他兩次開槍都是打了三發子彈，最後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他把第七顆子彈射進自己的上顎骨，直抵顱腔。
兩次用的是同一把槍，點二二吧，我猜。哪一種型號的呢？彈匣能裝幾發子彈？自殺之後，彈匣里還剩幾發？他有沒有重新裝填子彈？
有太多我不知道的事情了。
我那個星期忙忙碌碌，但是沒有驚動警察和律師。有天下午，我到埃萊娜的小古董店幫她看店，她去參加一個拍賣會。我沒賣掉什麼東西，但也沒有砸破什麼東西，不賠不賺。
我參加了三場聚會，聖保羅兩場，中午在西城一場。埃萊娜跟我還聽了兩場音樂會，第二場是來自布拉迪斯拉發 的巴洛克樂團。埃萊娜說，她好像沒有認識的布拉迪斯拉發人，我說我以前有個朋友，是在那裡出生的。幾年前在格林尼治村的聚會裡見過他。他很小的時候就來到美國，記憶里只有下東城，皮特到麥迪遜之間的區域。以前的老建築現在都被夷平了，他跟我說，這樣也好。
我們當然不可能到布拉迪斯拉發去，離開音樂廳之後，找了部計程車到格林尼治村，那裡從謝里丹廣場開始，一路都是地下室爵士樂酒吧。這裡的觀眾對於音樂的關注程度不下於林肯中心，唯一的差別是這裡的人喜歡用腳打節拍，獨奏結束後少一些掌聲而已。我們倆沒說什麼話，出了酒吧就直接回家。
在廚房的餐桌上，我說：「前幾天，我做了個夢。」
「哦？」
「我不記得開頭。有沒有人記得夢是怎麼開始的？」
「怎麼可能？在夢開始之前，你就必須要有記憶才行；這等於是你在出生前就有記性。不過，的確有很多人說，他們記得出生前的事情。」
「很難證明。」
「根本無法證明。」她說，「但是，我不想轉移話題。你做了一個夢。」
「夢到安尼塔。她不知道是快要死，還是已經死了，不記得了。我想，夢一開頭，她就快死了，怎麼也喘不過氣來，然後，場景一換，我明白她已經死了。她看著我，不知怎的，我就是知道她已經死了。」
她等我繼續說。
「她一直怪我。『你為什麼袖手旁觀？我死了，都要怪你。你為什麼不救我？』她還說了很多話，可我不記得了，就只記得幾句，她就是這麼對我說的。」
她攪了攪她的茶，我不知道為什麼，因為她什麼東西也沒放。她把湯匙拿出來，放在碟子邊。
「然後她就消失了。」我說。
「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