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在任何地方，只要有機會，我最願意和我所能接觸到的任何一個老百姓聊天。至今連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何以我在最短的時間內竟能最大限度地取得他們的信任？也許是因為我的穿著太老百姓化了吧。
兩個老百姓聊天，尤其是互不相識的情況之下，尤其是他判定你絕不是公安局的便衣的情況下，他會把心底的話掏出來對你說。那些話，大概是他除非在酒後吐真言的情況下才說的。這種交談何止幾百次！可又只用兩句話便可以總結——擁護改革，憎惡現實。是的，千真萬確的，至少我所接觸到的老百姓，對現實的抵觸情緒和叛逆心理已經到了憎惡的程度。每一次我都久久震驚於我所聽到的何以竟會和某些大小官員們聽到的來自民間的聲音截然相反呢？
——你們這些話，敢不敢對政府官員們說？
——怎麼不敢？腦袋掉了不過碗大個疤！何況他們也未必敢因為我說了幾句真話就把我腦袋砍下來！那他們就有好戲看了！
——什麼戲？
——革命自有後來人！
——這類話你當真對他們說過嗎？
——那倒沒有。
——還是怕？
——不是怕，是懶得跟他們說真話。他們也配聽真話嗎？比如腐敗，老百姓說有不行，他們若不想承認，那也等於沒有。非到他們自己都不得不承認的地步，才算有。他們若不想懲治，老百姓呼聲再高也等於對牛彈琴，乾沒轍。非到他們自己也意識到不懲治不行了，才會揪出兩個殺雞給猴看。現在是互相裝傻充愣。你說改革的形勢大好，我就說好好好，好極了！你說腐敗是改革過程中的必然現象，我就說豈止是必然的，簡直他媽的就是天經地義的，完全符合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特色的、推動改革的。甚至我可以順著你說不腐敗就根本不足以實現改革，腐敗為了改革，改革需要腐敗！其實誰也不比誰傻多少，互相心裡都明鏡似的。都明白再這麼下去，總有一天，就互相哄騙不下去了。
——照你看來，改革就沒給老百姓帶來什麼利益啦？
——哎哎，別亂扣帽子啊！我可不是這麼看的。改革還是給了老百姓一點兒好處的。那就是練攤兒做小買賣的權利。老百姓從來就不否認這一點兒好處。可是除此之外，你倒說說，老百姓還得著什麼利益了？
我認真地想了想，一時竟也想不出「除此之外」的什麼。
——老兄，你無論如何得承認，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以往的年代我們吃的什麼？穿的什麼？
對方嘿嘿冷笑。
——你冷笑什麼？
——三四十年間，我們家成長起了兩茬勞動力。過去是我老爸一個人掙錢養活一大家人，現在是一大家人都能掙錢了。我們家生活水平的提高，歸根結底是我家勞丁興旺的結果！
我頓時語塞。
——別以為老百姓知道的事兒少。老百姓知道的事兒不少。還是那句話，誰也不比誰傻多少。給了老百姓們練攤兒做小買賣的權利，就可以為所欲為啊？就可以從中國的地面上劃一塊地皮歸了自己去炒賣啊？就可以用國家的錢去辦公司，然後再巧妙地把國家的公司變成自己的公司啊？就可以倚仗老子們的權勢到處伸手索要「乾股」啊？慈禧太后，當年也不過是她一個人割地賣國吧？現在可倒好，哪兒地皮炒熱了，他們就敢去白白要一塊國家的土地倒賣！……
他說得有些憤世嫉俗起來。
他是個維修摩托車的師傅，三十六七歲的樣子。他的鋪子不大，門前停著四五輛待修的摩托，有國產的也有進口的名牌車，看來他的生意不錯。而他對自己的能力也顯得相當自信，彷彿無時無刻不在以他熟練的舉動替自己做廣告——摩託交給我修就放心吧，我是這一行當中一流的。
那天我和一位朋友約定了在他的鋪子前碰頭兒，不見不散。朋友遲到了一會兒，我早去了一會兒，想吸支煙卻沒帶火柴，向他討火之後，是他主動跟我聊了起來。
「外地人吧？」
他當時正在修一輛摩托。
我說是的。
「北京的？」
我說是的。
「記者？」
我笑了，反問他為什麼把我當成記者？
他說：「看你樣兒不像做買賣的，不像幹部，不像教書的，而又像有點兒文化的，不是記者，也肯定是個耍筆杆子的。」
我向他承認我是寫小說的。
他也笑了，說：「作家啊。過去我心目中作家是挺受尊敬的人物。現在我覺得你們作家真是『臭老九』一類。不是別人誣衊你們臭，是你們自己確實臭。如今滿地攤兒由你們寫出的那些臭玩藝兒！除了男女間那點兒事兒，你們還能不能寫出點兒別的什麼玩藝？中國在你們眼裡就剩下了那點兒事可寫嗎？」
我是個一般不至於臉紅的人，當時卻臉紅了。
他問我認不認識寫《山坳上的中國》和《誰來承包中國》的兩位作家。
我老老實實地說知道他們的名字，也拜讀過那兩本書，可無緣和那兩位作家結識。並且，暗暗地對他刮目相看了。
他又說：「你什麼時候見著那兩位，替我捎個話兒。假如他們因為再寫那樣的書惹了麻煩，就往這兒跑。別的不敢吹，中國這麼大，藏住個把人還是不成問題的。」
當時我覺得他是個思想危險的人。本欲離去，可又不能離去。只有繼續站在那兒，只有繼續和他聊。
他手指上戴著碩大的金戒指。
我說：「你修車，怎麼不摘下來啊？」
他無所謂地說沒事兒。
我問：「是真金的么？」
不料他火了，搶白道：「接下來你是不是想說，我戴上了金戒指，得感激時代，感激誰誰誰啊！屁！老子誰也不感激。老子是憑本事吃飯，憑本事掙錢，憑本事戴上了金戒指。不像有些人的子弟！他們憑什麼？他們能當的，老子都能當！可你叫他們不靠老子，靠自己的生存能力來開個修摩托的鋪子試試！」
我則再也不敢和他聊下去了。不知他接下來又會說出些什麼觸犯「天條」的話。其實我倒不是怕別的，旁邊又無可能是便衣的人偷聽，怕個什麼勁兒。即使有便衣，即使那些話不是對方說的，是從我口中說出的，又有什麼可怕的？想他剛才說的，敢憑几句話就殺我的頭？或者讓我去坐牢？我所怕的，其實只有一條，那就是——我實在不願聽到太多諸如此類的來自民間的出自百姓之口的言論。當然，也不願親眼見到、親身體會到太多的腐敗現象。唯恐聽得多了、見得多了，會嚴重影響我對中國之現實的總體的、客觀的、全面的看法。
我知道同行們也許會對我大加恥笑和嘲諷的——老老實實寫你的小說算了。當的是作家，又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的現實跟你有什麼關係？玩什麼使命感啊！
其實，我太明白我自己了，我關注這個國家的現實，絕非意味著我對它抱有多少強烈的使命感。
但，我是一個一貫堅持寫現實的作家，不是什麼堅持不堅持現實主義，而是堅持反映現實生活、堅持反映最廣大的被叫作「老百姓」的人們的現實生活狀態的作家。我既關注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物質狀態，也同樣關注他們的精神狀態、心理狀態、情感狀態和情緒狀態。
沒有誰把這一點強加給我，更沒有誰企圖迫使我，完全是我自己的一種選擇、甘願的一種選擇。我的筆只有用來反映老百姓在現實中的生活或生存狀態時，我才感到寫作畢竟是有些意義的。熬自己的心血、消損自己的身體也算值得的。姑且不論我所關注到的、感受到的、觸及的現實在多大程度上是真的現實。
我也許會站在今天寫明年和後年我預測可能發生的事，卻絕不會、永遠也不會鋪開稿紙，吸著煙，潛心地去編織一個很久以前的故事。
即使我下了天大的決心，寫下第一行字以後，我也肯定會跳將起來反問——我這是怎麼了？我為什麼要這樣？意義何在？雖然，我十分明白，寫「從前」是多麼穩妥的選擇。因為差不多只有那樣，一個中國的當代作家，才能既當著作家又不至於和當代尤其是和當代的主宰者們發生在所難免的矛盾、抵觸和衝撞。並且，毫無疑問地，雖然民主程度已較寬鬆（我感覺是這樣，相信實際上也是這樣，但願我的感覺是對的），但在衝撞之中，可想而知，下場大為不妙的肯定是作家本人。
像我這樣一個自討苦吃而又沒法改變自己創作意向的作家，既然對現實的關注完全地成為了我進行創作的驅動力，我當然希望自己也要求自己對於我所關注到的、感受到的、觸及的現實，能夠認識得越客觀、越全面越好，能夠從總體上把握得越全面越好。
我既然願意寫老百姓，怎能不最廣泛地接近他們？我所言老百姓，其實幾乎包括中國的絕大多數人——工人、農民、小商販、小幹部、小知識分子。
「百姓」這個詞，過去本就是針對皇帝、皇族、朝廷命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