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雖沒有長住過深圳，卻也接觸了不少深圳人，感覺他們大都是有點「野心」的。
我將「野心」這個詞加了引號，意在強調含有讚賞，不帶貶斥的。
「野心」這個詞，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權威解釋，指對領土、權力或名利的巨大而非分的慾望。
但是，細細一想，不會有哪個人是為了佔有一片領土而成為深圳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法早已宣告得清清楚楚，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每一平方米土地，都是歸國家和集體所有的。即使你是億萬富翁，你也只能在二三十年，最長六七十年內，用金錢買下一小片土地的使用權。所以，可肯定地說，懷著佔有領土的「巨大而非分的慾望」成為深圳人的人，不是瘋子，就是傻瓜。「炒土地」者們的本質動機和最終目的，並非企圖佔有它，而只不過企圖在「炒」它的過程中賺取金錢。
為了權力成為深圳人的人，我想也不是太多。因為就權力舞台而言，深圳畢竟太小了。太小的深圳的權力舞台，怎能滿足對它懷有「巨大而非分的慾望」之人的心理呢？除非是在別的權力大舞台上失意又落魄，才會轉移向一個權力小舞台尋求安慰。何況，深圳從一開始便確定了向商業城市發展的藍圖。而商業城市的特徵之一，便是政治權力保障並服務於商業的規律。在一個商業時代典型的商業城市，第一位的驕子是成功的經商者，第二位才是從政者。一個對於政治權力懷有「巨大而非分的慾望」之人，在深圳怕是找不到什麼良好感覺的！
為了名到深圳去的人大概也是不多的。想來想去，除了歌星們，還會有誰呢？他或她，也不過是將深圳當成較理想的演習場或集訓營。積累了經驗，提高了素質，便會從深圳這塊跳板縱身一跳，跳往北京的。
更多的人，之所以從全國各地奔赴深圳，主要是為了一個「利」字吧？
古人云：「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這個「利」字，我強調的，並非它的商業內涵的一面，而是社會學內涵的一面。
人既然生活在社會中，就是一個社會人，不可能不考慮自身利益。它包括保障一種相對體面的物質生活的收入，選擇能發揮自己某項專長或才智的職業的充分自由，參與公平競爭的激情和衝動，以及便於實現自我價值的社會環境。
我想，更多的人，是被這樣一個社會學內涵方面的「利」字驅動和吸引，才由別處的人毅然決然地變成深圳人的吧？
如果，這樣的一個社會學內涵方面的「利」字，是可以不太確切地用「野心」這個詞來談論的話，那麼具有這一種「野心」，對當代中國人而言，實在是值得欣喜的事呢。尤其是對於當代青年人而言，倘連這麼一點兒起碼的「野心」都沒有，那實在不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幸事。
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而言，如果它的大多數人尤其大多數青年人，皆能有以上那麼一種「野心」，它將必是安定昌盛、高速發展的，前途也將是美好光明的。
在我看來，深圳是中國的第一座典型的「移民城」。也許，它還是全國青年人最多的城市和知識結構最高的城市吧？尤其後兩點，和深圳的年輕、深圳的現代觀念為主體的觀念，可以說相得益彰。無論他們選擇了深圳，還是深圳選擇了他們。
20世紀80年代初，我的一位大學同學，是在寧夏頗有名氣的一位作家，曾打算調往深圳。後來由於種種願望以外的因素沒有去成，什麼時候談起來遺憾得不行。
我的另一位大學同學，貴州人民出版社原編輯部副主任，也曾因打算調往深圳，來尋求我的幫助，後來也是由於種種願望以外的因素沒去成，卻至今「賊心不死」。
而我自己，1988年底從北影調到童影后，住房窘況大大改觀，才最終滅了由北京人變成深圳人的念頭。否則，儘管我覺得與深圳缺少緣分，但也可以劃歸為「賊心不死」者。可見，曾想要去深圳成為深圳人的人，比已經去了深圳成為深圳人的人少不了許多吧？
我曾應邀到渤海油田講過文學創作課，結識了那個地方的一批男女青年文學愛好者。某天我收到一封從深圳寄來的信，困惑地打開一看，是其中一位女孩寫來的。告訴我她已經調往深圳了。而且，是因為陪她父親到深圳旅遊，一下子就被深圳吸引住了。用她的話說，是「我找到了某種感覺，某種緣分」。於是坐地就成了深圳人。去時是父女倆，回渤海是她父親一個人。老父親特理解她，支持她，自告奮勇承擔了回原單位替她辦理辭職手續的義務。
她那封信，字裡行間，充滿了洋洋自得的人生信心。彷彿待嫁閨中的女孩，忽一日紅鸞星驚，相中了一位「白馬王子」或被「白馬王子」相中似的。
一位包頭的文學青年，某天也出我意外地從深圳打來電話，說已受聘於深圳某一公司矣。也說找到了「某種感覺」「某種緣分」。先是，他的一位同學去了深圳，受公司委派，回包頭辦子公司，將他從單位硬「挖」了出來。後來深圳方面派員去包頭考察，發現他那位同學志大才疏，不善經營管理，將他那位同學「炒」了魷魚，宣布解體子公司。同時在與他的幾次接觸中，發現他倒挺有能力，問他願不願到深圳謀求發展。他自是喜出望外，於是跟隨到了深圳。
我問：「幹得順心么？」
答曰：「我已經從那一家公司跳槽，換了一家公司幹了。」
我替他憂患地說：「那麼，是在第一家公司幹得並不太順心了？」
他在電話里笑了，說：「你別替我操心。我在第一家公司幹得也很不錯，但第二家公司的待遇更高些。人往高處走嘛！在深圳工作變動是尋常事兒！」
我在南京簽名售書，遇到了一位「兵團戰友」。他竟也裝模作樣排隊買我的書。
他說他已不是哈爾濱人了。
我問：調到南京了？
他說：調到深圳了。
我一怔，忙問他感覺如何。
他莫測高深地一笑，說：「人挪活，樹挪死么。起碼的感覺是——我挪活了！」
簽名售書活動的第二站是西安，又遇到了我的一位中學老師排隊買書。二十多年不見，她頭髮白了。
我畢恭畢敬地站起，問老師近況怎樣。
老師說，她已退休了。已調到深圳了。受聘於女兒和女婿的公司，當一名老業務員。
我奇怪，問老師：深圳也歡迎您這般年紀的人么？
老師一笑，說：「深圳那地方，不以年齡和資格論人，看重的是實際工作能力。我也沒成想自己教了一輩子書，一朝下海，居然還能撲騰幾下子！」
一不留神，你生活的周圍，就會有一兩個你熟悉的人說變就變成深圳人了。一旦他們變成了深圳人，給我的印象是彷彿都年輕了幾歲，都對人生增添了幾分自信和樂觀，都自我感覺好起來了似的。
中國人碰到一起，總不免首先抱怨一通自己的工作單位，接著抱怨自己生活的那座城市、那個省，進而抱怨整個中國。許多人備感自己懷才不遇，備感自己的才智和能力受到壓抑，備感活得窩囊委屈。
據我想來，他們的抱怨，也許不無各自的理由和根據。
然而，深圳人卻一般不這樣。他們很少抱怨深圳。也許是因為當初是他們自己樂於去的吧？可又分明不完全是，分明還是一種深圳人共有的大家都恪守的什麼原則似的。
我不信去到了深圳的人沒有人仍覺得懷才不遇，沒有人仍覺得才智和能力受到了限制和壓抑，沒有人仍覺得與他人比起來自己活得窩囊、活得委屈、活得累。但我所接觸的深圳人，一般都不抱怨。
在今天，與普通的中國人比較，這一點尤其顯得難能可貴。
他們的不抱怨，似乎都向人表明著他們的另一種自尊和自信。
彷彿，深圳像一種學校，它教育出來了另一種當代中國人。
我曾去過深圳一次。目前為止，僅僅一次。
我曾很想調往深圳。最終徹底打消念頭，原因之一是深圳對我這個北方人來說，似乎太遠了，遠到不止是南方，簡直就像是國外；原因之二恰恰是，由於我到過深圳一次。
先說第一個原因。我出生在哈爾濱。直至下鄉前，沒離開過它。如今，我的老母親、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都在哈爾濱。弟弟妹妹都已成家，老母親輪流和他們生活在一起。哈爾濱還有我諸多的同學和兵團戰友。親情加上友情，據我想來，便該是所謂家鄉觀念或曰家鄉情結的最主要的內涵了吧？無論世人對此如何評說，我這一代人的特徵，正是家鄉觀念或曰家鄉情結的依重難以解脫。我甚至進一步認為，這是貧窮在我和大多數同代人心理上和情感圃林中投下的陰影。父母輩在貧窮年代為我們付出的太多，含辛茹苦。我們總希望生活在他們周圍，起碼是生活在離他們不算太遠的地方，以圖能夠更經常地盡我們作兒女的義務和拳拳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