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前三年，是中國的災荒之年，也是中國人的飢餓之年，更是逢此三年的絕大多數中國女性每憶心悸的艱苦歲月。從母親懷中的女嬰到老嫗，幾乎概難倖免。
我們這裡既說的是絕大多數，因而強調了例外者的存在。某些成年人雖然在那三年里自己不曾挨過餓，但還是知道別人在挨餓的情況的。只有極少數少男少女在那三年里並沒挨過餓，以至於長大後，聽許多同齡人或上一代人回憶起「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苦日子，卻渾然不知，莫名其糊塗。彷彿非中國人，乃外國人。他們是極少數的高幹子女。當年的空軍戰士，曾節省下自己每月發的餅乾和巧克力，送往他們寄宿的小學或中學。
「難怪學校里當年發過餅乾和巧克力！」
他們往往是在這樣的聯想下，才能證明那三年在自己的年齡中也確曾是度過的。
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我們如今都知道的，並不僅僅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也是政治因素造成的。
中國和蘇聯決裂了兄弟國家之間的友好關係，導致蘇聯板起面孔討債，中國顯示出強硬的志氣償還。
那三年內，局以上幹部每月發「優待券」，可憑券買到白糖、茶、煙、奶粉之類。老百姓在那三年里見不到奶粉。憑出生證明供應給嬰兒的是代乳粉，一種接近奶粉的嬰兒乳品。那證明不僅要證明嬰兒的出生，還要證明母親奶水的不足。倘不證明後一點，也是不賣給的。春節前，每戶人家供應幾兩茶葉。白糖每月每人二兩。吸煙的男人每月供應一條劣質煙。
我母親在那三年里一度也吸起煙來。為了獲得煙票，她起先裝出會吸的樣子蒙發票的街道幹部。煙票當年是一種很受青睞的禮品，尤其送給會吸煙的男人們時，他們是非常感激的，並會當做欠情之事銘記著。
後來我母親就自己也每月買兩盒，每天吸幾支。
我曾問母親吸煙有什麼好，母親嘆口氣說：「止心慌。」
當年許多人心慌不是由於心臟病，而是由於餓。「止心慌」，其實是為了「止餓」。母親不願實說罷。
科級以上幹部當年又叫「糖豆乾部」，因為每月可比普通百姓優待半斤白糖、半斤黃豆。
南方的和北方的，不同城市的人們聚在一起，免不了相互詢問——你們那兒每月供應幾兩糖？幾兩豆油？幾斤細糧？
糧店裡供應的糧食，經常是發霉的、生蟲的，分明是糧庫里清掃出來的庫底糧。
城市人口中，對男勞動力的最高定量是36斤半（搬運工、伐木工、煤礦工享此優待）。
一般工人32斤。
腦力勞動者30斤。
家庭婦女們和中學生、高中生們是一樣的定量——28斤半。
後來，在哈爾濱市，糧食不能保證定量供應了，每人每月減少3斤糧食，以霉質的地瓜乾等量代之。
連霉質的地瓜干都作為城市人的口糧供應了，足見已將農民的口糧收繳到了什麼程度。
許多學生腹中空空地上學，許多學校因而取消了課間操。學生和教師餓昏在課堂上的事是經常發生的。
男工人和女工人餓昏在車間里的事也是經常發生的，由此導致的傷亡事故頻頻。
素稱「魚米之鄉」的江浙一帶的農民，大批大批遷往山區，因為在當時，山區農民征糧指標低些。
「天府之國」的農民大批大批地逃亡外省尋求活路。
陝甘寧的農民大批大批地「闖中原」或「走西口」。
……
事實上，從1958年起，飢餓在有些省份就蔓延了，也並未能全國齊刷刷地結束於1963年底。在有的省份，直至1965、1966年才略見緩解，而1966年中期就開始了「文化大革命」。
那些年，全中國直接餓死或間接死於飢餓、營養不良、野菜中毒的人數，想必是難以統計確鑿的，比「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總數可能要多。當然，主要是連起碼口糧定量都喪失了的農村人口。
那些年，城市裡的許多中年母親們迅速地白頭了，明顯地蒼老了。
作為妻子，她們必得保障丈夫們不至於被餓倒。丈夫們一餓倒，家庭也就沒了基本收入。作為母親，她們必得保障兒女們維持在半飢半飽的狀態，因這是她們的起碼責任。如果還有公婆，如果她是個孝順媳婦，豈忍看著老人挨餓？
但每一個家庭成員的口糧都是定量的。巧婦難做無米炊，她們往往也只有自己吃得比定量更少。
倘有豐富的副食，以上定量並不至於使人挨餓。但那些年裡幾乎沒有任何意義上的副食，連蔬菜也是按票證供應的。
20世紀60年代的前幾年，中國城市裡的絕大多數母親們亦即中年母親們，總體值得評說的乃是母性的毅忍和毫不顧惜自身的家庭責任感。如果她們自己不吃飯也能將就著活，她們中許多人肯定會根本一口飯都不吃；如果她們身上的肉割下一塊來半個月就會長合，她們中許多人肯定會每隔半月就從身上割下一塊肉來給全家人燉湯。除以上兩點，實難再由她們評說出什麼折射時代精神的風貌特徵了。
那麼在咄咄逼人的飢餓年代裡，她們身上還能顯示出別種的女性異彩么？
那些年參加工作了的大姑娘，大多數比較自覺地推遲婚齡。一是由於結婚成了很不現實之事，大多數小夥子那些年沒心思結婚。整天餓得心慌眼花的，哪兒有結婚的心思呢？念頭一閃，便自行地打消了。而小夥子們的消極，正中大姑娘們下懷。其實她們都不願在艱苦歲月里嫁出門去。一嫁出門，工資也就帶走了。她們微薄的工資，對於她們的家越發顯得重要了。畢竟，在黑市上，花高價還是有可能買到糧食或糧票的。她們的工資也等於十幾斤糧食啊！一個家庭每月多十幾斤糧食、少十幾斤糧食，區別是很大的。何況，因為她們參加了工作，每月口糧比母親高三斤半，比小弟弟小妹妹高六七斤甚至十來斤，自己每頓少吃，家人不是可以多吃幾口么？
那些年，是中國城市結婚率最低的幾年。二十四五歲了仍不考慮婚事的大姑娘多了，不足為奇。與20世紀50年代初期至中期相比，她們是接近老姑娘了。飢餓比宣傳號召起了更大的晚婚作用。
但在農村裡恰恰相反。
為了拯救家庭，大姑娘或者甘願犧牲自賣自身，或被無奈的父母暗賣。因為她們沒有工資，土地荒蕪，工分也沒了意義，只有自身還能換點兒吃的。又加上中國農民傳統的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仍十分嚴重，賣了女兒，起碼家裡少了一口「白吃」。保命的重點，是傾斜於兒子的。當然，也有父母，願望是好的，考慮得極為現實——女兒讓一個男人領走，只要他能養活她一條命，總比餓死在家裡強。大姑娘白白被人領走了，接著，二姑娘、三姑娘也眼睜睜地被人領走。只有兒子，要死，也得和自己死在一起。因為只要留住兒子，只要兒子不死，就有能傳宗接代那一天。
我曾在一篇報告文學中記述過一位叫張劭的男人。他年輕時留美留英，獲得過美國的醫學博士和英國皇家醫學院終生院士的殊榮。他歸國後，1954年因受不公正對待，被判刑。刑滿回了河南原籍某農村。1961年至1962年間，他「嫁」走了三個女兒。當然不是賣，當地農村也沒人買。有男人肯以娶妻的名義領走就不錯了。三女兒被領走時剛15歲。在20世紀60年代，15歲當屬少女。
城市裡的少女們、半大姑娘們，亦即初中生、高中生們，比起農村的少女們、半大姑娘們來，落不到那麼悲慘的命運，似乎該算是苦難歲月中的幸運。
但她們中的許多，在身體正發育著的年齡，由於極度的營養缺乏而終止了發育。如果將今天小學六年級的學生和20世紀60年代前三年的初一、初二學生混編在一起，並且都來一個向後轉，那麼可能較難分出哪些是今天的小學六年級生，哪些是從前的初一、初二學生。如果將60年代前三年的高中生與今天的初中生混編在一起，那麼會比較明顯地看出，後者發育的良好程度遠勝前者。良好中的憂慮，倒是營養過剩現象。
許多20世紀60年代的初中生、高中生，身體發育在不該終止的年齡終止以後，就永遠地矮小了。排除個別遺傳因素，共同的原因是三年飢餓。
一進入20世紀60年代，中國城市女性人口的年齡比例發生了顯而易見的變化。過去是家庭婦女多，後來是學生多。過去，街頭巷尾發生件什麼事，哪怕僅僅是出現了個賣綵線的小販，滿街急匆匆聚去的全是中青年母親們的身影。後來，如果正巧是學生們放學的時候，被吸引的往往是許多女學生了。20世紀50年代曾被母親們經常抱在懷裡或經常左手牽著、右手扯著的女孩兒們轉眼間長大了、上學了，並且，在她們長大著的過程中，母親們又為她們生出了小弟弟小妹妹。
20世紀50年代初，全哈爾濱市僅六七所中學，包括高中在內。而20世紀60年代初，全哈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