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少年的眼所識之女性，當然皆20世紀50年代的女性。
哈爾濱市當年的市區主要是道里區和道外區，當年南崗區還沒成為主要市區，動力區也還沒成為主要重工業區，香坊區乃城鄉交界地。
道里區是哈爾濱最有特點的市區。一條馬蹄石路直鋪至松花江畔，叫作「中央大街」。兩側魚刺般排列著十二條橫街，叫作「外國」一至十二道街。因是早年俄人所建所居，因得「外國」之名。少年時期的我，家在道里區，但不是在道里區的中央大街那一帶，而是在距中央大街三四站路的偏臉子。
哈爾濱市早年有幾處老居民區，偏臉子便是之一。這些老居民區，幾乎一概為沙土路。路兩側挖有夏季流水的溝，叫「陽溝」。「陽溝」乃相對於「陰溝」而言。陰溝之上鋪木板，人可行走。至我少年時，陰溝已基本不存在了，老居民區只剩陽溝了。
一條條陽溝後，便是一排排臨街的住宅。而臨街的窗，都用木板障子圍著。木板障子其實便是柵欄的一種，只不過比柵欄高，不那麼整齊美觀罷了。木板障子使城市裡平添了幾分鄉村的景味兒，給我留下很深的記憶。自然，用木板障子圍成的臨街園子里，皆有樹、花和草生長著。有些木板障子，原先肯定也曾美觀過。木板的上端，鋸出齒形，或更好看的桃形、方塊形。天長日久，漸漸地朽了，缺斷了，於是補以不美觀的、帶皮的、長短不齊寬窄不一的雜木板、木條，也就只有叫「板障子」了。故板障子也可以看做「柵欄後」。
修柵欄是俄人的鄉村居住習慣。富裕的俄人，早年居中央大街一帶。不太富的和窮的，早年居偏臉子一帶。新中國成立後，政府向蘇聯遣送了一批俄人。於是那些住宅易主，成了許多中國人的家。柵欄也罷，木板障也罷，當然都是為了家的嚴緊，不致使人站在路上一眼從窗戶望進屋裡去。
陽溝上每隔幾米，便有小橋。叫小橋未免誇張，其實是過踏板。從板上過陽溝，迎面往往便是院門。那院門也皆為俄式的，大門上開小門。入了院門，就等於入了一個城市小「部落」。少則四五戶，多則七八戶、十幾戶，異姓而居。和北京異姓而居的四合院的情形一樣。俄人住時，一般都是一院一戶。中國人住時，就一院多家了。好比北京的四合院，原本也基本上一院一戶。既然異姓而居，便有公共義務。如輪流著每晚幾點關大門，天亮幾點開大門。如雨季共同疏通陽溝排水，冬季共同清雪。
我少年時期，那些院門大抵已朽損，但畢竟還都能算是門。
也有一院一戶的，非普通百姓人家可嚮往，是政府部門的小官，科長、副科長的家。再稍大點兒官，絕不至於住偏臉子。或新中國成立前的殷實人家，院子房子是早已買下的，屬私產。當年偏臉子屬私產的院子不少，約佔一半。故許多人家之間的關係，不但是鄰居，又是房東和租戶的關係。
就是在如此這般的一條條街上、一座座院子里、一戶戶人家中，我的少年的眼和心，觀察過、親近過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各式各樣的女人，也領略過與我同齡的少女們的風情。有的是小知識分子之家，有的是工人之家，有的是小幹部之家，有的是小販之家，有的是被「共產」了的富人之家或被「合營」了的小業主之家。有的人家在街頭開爿小小的雜貨鋪維持生活；有的人家在街尾開修鞋鋪、理髮亭；還有的人家靠男人收破爛兒，女人夏天賣冰棍兒、冬天賣糖葫蘆養家糊口……總之，沒上層人家，但有最底層人家。沒太富的人家，但有很窮的人家……
我的少年的眼和心，觀察過、親近過的，便是這些人家的母親們和女兒們——20世紀50年代，中國平民和貧民人家的母親們和女兒們。
先說那些是母親的女性們。她們當是我母親的同輩人，年齡在40歲左右。年輕的三十七八歲，年齡大些的四十五六歲。她們不僅是那條街上，而且是偏臉子千家萬戶的人數最多的母親。看來，中年母親是任何一個時代母親群體的主要成分。
她們大抵沒工作，更沒職業，20世紀50年代不是女性走出家門競相謀職的年代。她們大抵是比較典型的傳統的家庭婦女。除了極少數知識分子之妻、小幹部之妻、解放前的富裕人家之妻，百分之九十七八以上的都是文盲。她們中一半以上又都是城市中的新一代居民，平均定居城市的時間為20餘年。有的是在少女的時候進城投親靠友謀生，一如當代的打工妹，趕上了「光復」，於是索性嫁與城裡的男人為妻。當年落城市戶口容易，最簡單的途徑是嫁給一個有城市戶口的男人。好比今天的出國女性，獲得長期居住權的最簡單的途徑是嫁給外國人。她們中後來有些人有了文化，是中國開展「掃除文盲」運動的成果。在那一運動中，她們每天晚上成群結隊去夜校的身影，是當年城市裡一道獨特的、具有輕鬆喜劇色彩的風景。
家庭婦女的主要責任和使命當然是扮演好家務總管的角色，這也是她們互比優劣的主要根據。
她們每天早早起床，盡量輕手輕腳地做飯。那辰光正是丈夫和兒女們睡「回籠覺」的時候，擾醒了兒女無妨，兒女白天盡可以補覺。擾醒了丈夫，丈夫是要生氣的。丈夫不生氣，她們自己也會覺得罪過。將去上班的丈夫白天無處補覺，這一點她們是知道的。所以，即使談不上罪過感，也會內疚。夫妻感情好的，便會生出一份兒心疼。這一點和今天的妻子們是很不同的。今天的妻子們雖然也做早飯，但已非義務，而是覺悟。何況自己也要吃了早飯去上班。今天許多人家做早飯的義務已移交給丈夫們了。倘丈夫們弄出大的響動，擾醒了妻子們，她們也是要不滿的。今天的丈夫們如果不主動承擔做早飯的義務，久而久之，妻子們是要牢騷滿腹甚至提出抗議的。但20世紀50年代絕少有丈夫們做早飯的現象。那樣的丈夫將遭男人恥笑，同時那樣的妻子也將遭女人恥笑。20世紀50年代的妻子們，沒有因做早飯而發牢騷的權利，更沒有抗議的權利。這一種任勞任怨，乃是由她們家庭婦女的角色所決定了的。
20世紀50年代以細糧為主的家庭不多。生活較優越的家庭每月三分之二的時候吃細糧，生活一般的家庭每月一半的時候吃細糧，生活貧窮的家庭每月僅三分之一或更少的時候吃細糧。那細糧也就差不多僅夠丈夫一個人吃和帶飯了。倘家中有老人、有小兒女，受優待跟丈夫們沾點兒吃細糧的光，於是，也就幾乎只有妻子自己吃粗糧了。
雖然如此，她們也無怨言，甚至會認為這是自然而然天經地義之事。更甚至，不願實情被外人所知。當然是不願在這一點上被別人家的妻女們同情和憐憫。因為在這一點上來自別人家的妻子們的同情和憐憫，對於她們，似乎意味著自尊所受的傷害。
20世紀50年代也有羨人富笑人窮的現象。與現在比，不是什麼咄咄逼人的現象，但也畢竟不是令窮人家愉快的現象。
「瞧她，哪兒像個妻子，像雇的個老媽子！做在前，吃在後，而且只能吃粗糧糙飯！」
這是當年左鄰右舍中一些口舌尖刻的女人們對窮家妻的譏嘲之一種。話里包含著對窮家丈夫的譴責，實際上也包含了對是窮家妻的女主人地位的貶損，因而使窮家妻的自尊最受不了。
所以，她們常常囑咐兒女，對外人要講全家都吃一樣的飯菜。
而有些人家的女人，也的確每每心懷叵測地向別人家的小兒女刺探：「你們家吃一樣的飯菜么？」
這種刺探沒有太大的惡意。只不過是對別人家的隱私的興趣罷了。企圖通過那話刺探到這樣的結論——別人家的妻子比丈夫在家庭中的地位差，於是刺探者往往會放下自己手中的活兒，幫後者縫縫補補，拆拆洗洗。此時，她們因自己心中的善而自我感動，自我滿足。後者們當然也會受感動，也會獲得被憐憫的滿足。
倘非夏季而是冬季，則家庭婦女們就彼此串門兒。串門兒是她們冬季里的社交方式。自然，往往也都帶著針線活兒。常有這樣的事兒——張家的女人，腋下夾著沒做成的一卷棉襖片兒或棉褲片兒去到李家。如果李家的女人也正做著同樣的活兒，立刻讓出一半兒炕面。於是兩個女人相向而坐，一邊各做各的，一邊聊家常，聊她們少女時期的往事和家世。倘李家的女人沒什麼活兒可做，也會熱情地騰出炕面，情願幫著張家的女人做。
所以，張家丈夫的鞋底兒是李家女人幫著納完的，李家兒女的衣服是張家女人幫著做成的，乃不足為奇的尋常之事。
倘同院女人們關係相處得不睦，或某一戶的女人與別家的女人關係緊張，那麼聊天和串門兒便由本院轉移到別的院去了。可叫作交際的「外向型發展」。
所以，20世紀50年代男人們訓斥自己的女人或私議別人家女人的一句話往往是——「就生了一張嘴兩條腿，串遍了街！」
倘在同一條街上也知音難尋，那麼她們便向別的街去尋。
由這一條街到那一條街，是極方便的事。往往從本院或鄰院的什麼地方，比如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