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了場病，發高燒，我以為病好之前能看見家人，結果是自愈的。十二月初張隊來看我，說必須請我吃個晚飯，去個貴點兒的地方。我選了大連海鮮，待業半個月，我都有點兒仇富心理了。
他讓我點餐，我不點太貴的，可也絕不挑賤的。合上菜單我審視他：「你幹嗎請我吃飯？」
「我沒保下來你，該還你的。」
「你已經很好了，這是我的事。」
離職的話題我們都沒興趣往下聊。我低頭掰筷子，這是我的愛好，在外面吃飯，或難過，或高興，我都不自覺地把筷盒裡的筷子掰斷。待桌上大概攢了二十多段時，張隊問我家人回來了沒。
「快了，路上了。」
「聽說那邊下雪了。」
「我以為長白山一年都下雪，長白嘛。」
他遞我雙新筷子，說：「我上次才知道，原來你有個繼父。」
「王總？我不記事的年紀就跟他，要不是倆姓，我能以為他是我親爹。」
「他在開公司？」他問。
「誰？」
「王總。」
「沒有，他就是一工人。我大了不肯叫爸，直呼其名也不像話。他想的，叫他王總，不尷尬也不失禮。」
「他對你不錯？」
「憑良心講，是不錯。他沒兒子，就把我當兒子養。後來他女兒也叫他王總。」
「不是你妹妹？」
「不是，他和他前妻的，比我小一歲。」我頓了一下，說，「我們倆沒有血緣關係。」
「她現在在哪裡？」
「不說這個了吧，說出來你會樂的。」
「哦？那你親爹呢？」他問，「真的沒了？」
「我印象不深，他帶著我哥哥走的。」
「你還有哥？」
「我跟我媽留在哈爾濱，我那個姓歐陽的父親帶我哥去的雲南。你今天怎麼這麼好打聽？」我把碎筷子攏成一堆兒。服務員陸續上海鮮，我拽只螃蟹揭蓋兒，問他最近怎麼樣。
「還行，就是輪我一臟活兒。」
那是我們在一部電影里看到的詞，把警察通知死者家屬的過程叫「臟活兒」。後來我們就沿用，誰都不願目睹死者家屬各種各樣的不可接受的痛苦，「臟活兒」都讓新警察干。然後我們會輪流請他吃飯。我也干過十多次「臟活兒」。
「幹嗎讓你干？」我問，「什麼案子？」
「新來的干不明白。雪崩，一家人都死了。」
「別唬我，咱這兒還沒下雪呢。」
我低頭吃蟹，碰上一有黃兒的。服務員端盤炒螺肉，我讓她拿幾雙筷子，筷盒空了。她瞅著桌上的碎筷子，貌似很有意見。我讓她快去。她哼哼兩聲，走了。
「是山，」張隊拿個貝殼在筷子堆下繞一圈，「這家人開車往下盤，正好一團雪從山上滾下來，砸向這輛車。」
「哈爾濱哪兒有雪啊？」
他靜了有半分鐘，足令我預感到噩耗的時限。接著他在椅子上坐直，鬆鬆他的警服領帶，一字一句地說—長白山。他又沉默了一會兒，那沉默讓我一時什麼都問不出來，他說：「他們都在裡面，都死了。」
「你開玩笑？」我連螃蟹都抓不住了，牙齒直打戰。我感覺自己只能呼氣，無法吸氣，耳朵嗡嗡地響，飯店碗碟的聲音如警笛聲在腦子裡震蕩。我聽見自己問：「在回來的路上？」
「什麼？」
「我讓他們回來的。我本來秋天就該讓他們回來的，我幹嗎非得拖到冬天下雪？」
「這不能怪你。」
張隊說去洗手間，他有意讓出空間給我。我看著他的背影大聲哭出來。鄰桌的人轉身看我，服務生幾次過來，都被我一擺手趕走了。張隊拎了兩瓶白酒回來，問我繼續在這兒喝，還是換地方。
「就這兒吧。」我擠點兒笑容給他，「換地兒還得再哭一次。」
「還有一件事，不知道該不該說。也許你早知道。」
「說吧。」
「那邊報告說，你老婆有身孕。」
我這回沒說話，低頭吃蝦。張隊有點兒拘謹，過了一會兒，要跟我碰一杯。二兩杯我一口乾掉，嘴裡有點兒辣。我說：「那個稽查，高文，問我為什麼想離婚。記得吧？」
「他是傻逼。」
「我離婚，酗酒，被開除，是因為—」我心跳得厲害，感覺端著酒杯的手都是抖的，我使勁兒把後半句說完，「那孩子不是我的。」
「誰的？」他張著嘴，抑制不住驚訝，「算了，我也傻逼了。」
那天我們喝到凌晨兩點，張隊的目的很簡單，陪我喝倒，讓我直接入睡，也用不著多想了。可是他比我先躺下，擠進計程車，竟是我把他送回家的。下車時下雪了，我冷得打哆嗦，才想起皮夾克忘在車裡了。這兩年哈爾濱不常下雪，去年就這一場大雪，厚得能埋人。我拽著他，在雪上拖出一條壕溝。回望了一眼，我就走不動了。我放下他，趴在雪地上又一次哭了出來。
他家樓道沒燈，十幾把鑰匙我試得直哆嗦。推他上床後，我翻衣櫃找了件大衣套上。去衛生間洗了把臉，對著池子乾嘔了半天沒吐出來。回卧室他早打起了呼嚕。我系好扣子下樓，想起他家門沒鎖。我把他搖醒，讓他在裡面鎖上。他耷拉著腦袋送到門口，才反應過來，執意要我在他家過夜。
「你清醒嗎？」我問。
「去我房裡睡覺！」
「我今晚跟你說的事情，你明天還能記住嗎？」
「你，在這兒睡！」他說，「我去前妻家睡。」
「得了吧。」我說，「幫我查查他們三個，都有什麼保險，再找個擅長遺產官司的律師。」
「跟誰爭遺產？」
「歐陽桐，我親哥，查查他有什麼非法勾當，幫我把他送進去。」
「哈哈，」他大笑，「搞定！」
「把他關起來，是在救他，不然我會殺了他。」
「收到！」
「我認真的。」我對他耳語道，「我老婆的孩子，是我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