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犯罪及行為矯正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員，讓厲果功成名就的，卻是一起小得不能再小的治安事件。
桐城市，力美健身中心。
一名22歲的女員工在工作期間與一名中年婦女發生爭執。三天後，後者帶領數名40多歲的中年婦女衝進健身中心，當眾侮辱、毆打該名女員工。廝打中，她們不但扒下受害者的褲子，還殘忍地把她的下體抓得血肉模糊。
此案的卷宗被厲果拿到了，因為他正在為自己的調研課題搜集案例。
厲果的課題名為「嫌疑人直系親屬行為證據分析」，將罪犯心理畫像的範圍，從現場心理痕迹、受害人研究、地理學的犯罪畫像等等，擴展到犯罪嫌疑人家屬行為的研究。通俗一點說，就是希望通過分析各類嫌疑人的親朋好友的反常行為，來倒推該嫌疑人可能會犯下的罪行。
在論文中，厲果選取了「力美案」，並加以深入淺出的分析。
更年期的中年婦女，會對年輕女子毫無由來地產生憤恨和妒忌。這是一種隨著年齡增長的正常女性生理反應，如果未經疏導或者受外力影響，可能發生如此案中的極端攻擊行為，即通過毀壞對方的生殖器官，來宣洩內心積壓已久的焦慮。
就此案而言，究其心理動機，不排除該嫌疑人配偶有不正當男女關係之可能，抑或該嫌疑人曾因婚外情離異等緣由。由此可見，公安人員在偵破男性犯罪案的同時，可參照其配偶的類似行為，排查相關線索，為破案提供新的思路。
原本這只是一篇普通的論文，忠於案例分析本身，並無影射之意。
可是此文發表之際，厲果並不知道這名中年婦女正是桐城市某區的區長夫人，而該區長因為經濟問題，正在被紀委秘密調查。
調查中，一筆國有資產去向不明。機緣巧合，紀委的一名領導看到了厲果的論文，並接受了文章的建議，著手排查該區長的私生活問題。不久，果然挖出該區長的一個隱匿頗深的情婦，紀委沿此線索成功追回了贓款。
該紀委領導與主管政法的副市長私交頗深，在他的引薦下，厲果得以進入公安局刑警大隊做顧問，一方面為各類疑案、大案提供建議，另一方面也是上面有意培養厲果，讓他有機會在第一線接觸第一手資料，更好地將行為心理學運用於刑偵破案。
對一名年輕的犯罪心理學研究人員來說，這顯然是件好事。
厲果可謂師出名門。
作為「文革」之後的第一代心理學專家石建國的關門弟子，厲果更值得炫耀的履歷卻鮮為人知。他曾在石建國一手創辦的「302心理實驗室」實習了一年，那正是「302」存在的最後一年。
因為二十年前介入鄱陽湖老爺廟水域生還人員的心理矯正，「302」在業內頗負盛名。然而到了厲果進入實驗室的那一年，這個實驗室不知為何只剩下石建國一個專家。
在這裡，厲果全面接觸了石建國多年潛心研究的「行為矯正理論」。在此之前，他已是一名行為心理學碩士研究生。
一年之後，「302」那間只有石建國能夠進入的、存有當年鄱陽湖事件資料的檔案室突然遭遇火災，縱火者正是石建國本人。「302」的所有資料被付之一炬，此後，石建國因意識障礙而出現失語、失憶等癥狀，如今仍在精神療養中心生活。
比厲果早一步進入「302」的，還有一個名叫張晟的年輕人。石建國精神失常後不久，張晟也奇怪地出現了定向系統紊亂、妄想等諸如此類的精神病癥狀。
對於「302」在最後一年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厲果諱莫如深。作為僅存的一名經歷者，他花了很長時間才把心態調整過來，重返工作崗位。
在刑警隊，與他聯繫介面的是隊長何鵬濤。
2005年的某天清晨，厲果接到了何鵬濤的電話。
桐城市。
作為中部省份的一個中等規模的城市，桐城市這幾年的建設並不如沿海地區。朝令夕改的城建規劃，讓這座城市還來不及煥然一新，就被新的煙塵籠罩了，活像一座巨大的建築工地。
馬路上土方車呼嘯而過，勤勞樸實的農民工在鋼筋水泥里蓬頭垢面、日以繼夜。因為政府與開發商之間微妙的利益衝突，或資金短缺之類的問題，很多項目往往到了一半就遙遙無期了。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一臉茫然地走在城市裡，然後進入另一個工地，用汗水去澆灌下一個希望。
這明顯是個安全隱患。
然而這次事態更為嚴重——桐城系列殺人案——發生在郊區無人看守的廢棄工地或爛尾樓里，並且，無一例外地由拾荒者發現、報案。
「談不上完美——如果可以用這個詞來形容謀殺的話。」這是何鵬濤見到厲果後的第一句話，「但技術痕迹明顯，受害者分別為醫院主治大夫和中年教授，男性。兩人在三天內，以同樣的方式分別被害於午夜12點至凌晨4點之間。事先被迷藥迷倒，至於死法……」他沒有接著說下去。
走進現場，厲果看到一個匪夷所思的場景——
死者下身裹著白色浴巾，頭戴浴帽坐在一個木桶里，右手搭在桶外，手中握著一支鵝毛筆，地上有一張白色的紙。死者的衣褲被整齊地碼在十多米外的地上，很明顯是現場換下來的。致命的是插在死者胸口的一把匕首，直中心臟。死者死於失血過多，鮮血盛滿了小半個木桶。
厲果心頭一驚，這不是世界名畫《馬拉之死》里的場景嗎？
厲果並不推崇教條主義，但統計學的數據馬上告訴他：如此匪夷所思的「儀式性」殺人，九成以上的嫌疑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礙。
「剛剛兩案並一案，我想還是要給你個電話。」何鵬濤說道。
厲果問：「現場有沒有直接證據？」
「很有反偵查意識啊，現場沒有發現有價值的線索，明顯是刻意清掃過的。罪犯心理素質似乎好得出奇，到現在為止都沒留下破綻。」
「目擊者呢？」
「這裡比較偏僻，又是發生在深夜，所以走訪結果令人悲觀。而且因為消息封鎖，我們無法從正面途徑向群眾徵集線索，都得靠我們自己跑，人力有限啊。究竟是昏迷後被運到現場，還是誘騙過來下的葯，現在都還沒什麼頭緒。」
「兩名受害人之間有什麼關聯？」
「通過家屬、單位走訪，電話記錄查詢，社會關係排查，上網記錄統計等搜集的信息來看，兩人之間並沒有交集，起碼到現在為止，沒有明顯的證據證明他們彼此認識，或者有共同認識的人和組織。總之，他們是生活在這個城市裡的兩個毫不相干的人！」
厲果蹲下來，用手指在地上摸了摸，放到鼻子前嗅嗅。
「宣洩型罪犯！」姚靜曼手拿筆記本，在一旁插話了。她是桐城師範大學心理學專業的學生，今年才畢業，在厲果手下做實習助理。
「什麼意思？」何鵬濤一頭霧水。
「兇手施暴的目的不是謀殺，而是情感的宣洩。」姚靜曼耐心地解釋。
厲果依舊沒說話。
《馬拉之死》，法國舊古典主義畫家大衛的作品，用寫實的手法再現了這一歷史事件的情形。
主人公馬拉是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派」的重要領導人，為了躲避迫害，長期藏身於陰暗潮濕的地下室。他有著狂熱的革命激情，渴望改變社會，同時他又是個暴君，主張殘酷無情的鐵血政策。可以說，正是他的殘暴為自己掘下了墳墓……
厲果努力回憶著過去在畫冊上看到的有關《馬拉之死》的介紹。
那是一幅在特殊年代裡，帶有很強政治性的寫實油畫作品。如果因此而聯想到罪犯是因為政治而謀殺，顯然是不妥當的。首先，受害者並不是政壇人物；其次，政治犯往往採取縱火、爆炸或投毒等危害性更大的群體性手段來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博取當權者的關注……
姚靜曼說得沒錯。
照現場分析，嫌疑人很有可能長期處於壓抑和焦慮狀態，無法通過正常途徑宣洩出去，而最終導致偏激或幻想行為的產生。
厲果皺著眉頭繼續想著。如果排除以上種種可能，儘管不願意，也尚未有足夠的證據，可現場的跡象依然表明：他們很有可能遇到了一個變態連環殺手！
而《馬拉之死》所象徵的內涵，正是罪犯內心焦慮的外延：想要宣洩的情感內容。
稍作思考後，厲果進一步把嫌疑人判斷為「隨機殺人的宣洩型系列殺手」，然後他給出了對嫌疑人的初步描述：
1.常駐本地的男性；
2.年齡在28～35歲之間；
3.受過高等教育，未婚，有潔癖，經常因為糾結於不必要的小細節而影響工作進程，受到領導指責；
4.身體強壯，獨來獨往，言辭木訥、不得志，因為工作崗位次要，長期被同事或親人忽略，近期可能有重大挫折，例如被解僱、降級、調離原工作崗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