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神秘的事物瘋狂著迷。
——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們全都在等他。我們等他已經等了好幾個世紀。我們有些人，受不了加拉塔橋上擁擠的人群，一邊哀凄地凝視著金角灣鉛灰色的流水，一邊等待著他；有些人在蘇底比兩個房間的公寓里，一邊朝怎麼也燒不熱的爐子里再扔進幾根木頭，一邊等著；有些人一邊踩著看似無止境的階梯，爬上奇哈格區後巷裡的一棟希臘式建築，一邊等待；有些人在安納托利亞一個祥和小鎮的酒館裡等待，面前攤開一份伊斯坦布爾的報紙做填字遊戲打發時間，直到遇見朋友；有些人，一邊幻想著自己即將登上報紙所展示的飛機，或是正要跨進一間燈火通明的房間，或是擁美人入懷，一邊等待。我們一邊等待著他，一邊憂傷地走在泥濘的人行道上，手裡拿著用被讀過不下百遍的報紙做成的紙袋，或是裡頭塞滿蘋果、散發出化學合成氣味的塑料袋，或是會在我們指掌間留下紫紅色壓痕的菜市場網袋。坐在電影院里，我們一邊觀看某個周末夜裡，一群壯碩的傢伙打破瓶子和窗戶，或是世界知名的甜美女郎展開一場愉快的冒險，一邊在等待他。我們從妓院回來，那兒妓女的懷抱只讓我們更覺寂寞；我們從酒館出來，那兒的朋友總是譏嘲我們小小的執著；我們離開鄰居的家，那兒吵鬧的小孩始終不肯上床睡覺，吵得我們沒法子好好聽收音機。我們在大街上等待他。我們有些人說，他會首先出現在貧民窟最黑暗的角落，那兒的路燈已被街頭貧童的彈弓打爛。也有人說，他將會現身於商店門口，在那裡，罪惡的店家售賣全國賭馬和運動樂透的彩券、色情雜誌、玩具、煙草和保險套之類的東西。每個人都說，無論他最先出現在哪裡，不管是在孩子們一天十二小時不停揉捏麵糰的肉餅店，還是千百隻眼睛熱切渴望融為同一隻眼的電影院，或是天使般純真的牧羊人被墓園柏樹催眠睡去的綠野山坡，無論在哪裡，第一個見到他的幸運兒將會立刻認出他來，並且倏然醒悟，那長如永恆又短如一瞬的等待，已經結束，救贖已近在眼前。
關於這個主題，古蘭經有詳細明示，但只有讀得懂阿拉伯字母「意義」的人才能理解（《夜行》篇中第九十七句或《隊伍》篇中第二十三句，解釋古蘭經的結構是「一致性」以及「重複」等等）。耶路撒冷的穆塔哈·伊本·塔亥，在古蘭經啟示之後三百年，寫下了《起源與歷史》一書，其中說道，關於這個主題的惟一證據，是在於穆罕默德的「名字、外貌或某個與我意氣相投的作者的指引」，或者是，為此篇聖訓提供訊息的證人們的證言。我們也知道，在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圖塔的《旅程》中也有簡短提及，什葉派教徒在薩馬拉「當代聖賢」神殿下方的地下通道里，舉行儀式等待他的顯靈。此書發表三十年後，弗魯茲·沙阿在他的文章里敘述道，成千上萬的悲苦民眾在漫天黃土的德里街道上等待他的降臨，以及他將揭露的啟示之秘。我們也知道，同一時期，還有另一個關注的焦點。也就是伊本·赫勒敦所寫的《歷史導論》一書，此書中他篩撿了許多激進什葉派的典故傳說，仔細探討每一則提及顯靈的聖訓，重新強調一項重點：他現身之後，將會殺死在審判和救贖之日與他一起出現的韃迦爾，依基督教的概念和語言來說，也稱撒旦，或稱反基督。
令人詫異的是，那些等待並夢想著救世主 的眾生，竟然都完全想像不出他的臉孔。比如說，我珍貴的讀者默哈瑪特·伊瑪茲寫信來告訴我，他曾在位於安納托利亞內地一座偏僻小鎮的家裡，看見了某種幻象；而七百年前的伊本·阿拉比也只能虛構出類似的光景，並把它寫進《鳳凰》一書中；哲學家阿爾金迪做了一個夢，夢中面孔模糊的他與被他拯救的眾人，把君士坦丁堡從基督教徒手中奪了回來；甚至那位女店員，坐在伊斯坦布爾——阿爾金迪的夢後來果然在這裡成真——貝尤魯區一條後巷的一間布料店裡，置身於滿屋子的線軸、紐扣和尼龍絲襪堆里，也只能憑空獃想他的樣貌。
相反，我們卻能夠輕而易舉地描繪出韃迦爾：根據布哈里的《先知史》中的敘述，韃迦爾有一頭紅髮，一隻獨眼，而《朝聖》中則提到，他的身份寫在他的臉上；被他亞利西形容為粗脖子的韃迦爾，在尼薩梅丁教長於伊斯坦布爾做白日夢寫下的《獨一真主書》中，還有一對紅眼和沉重的身軀。我還在做菜鳥記者的那幾年，有一份名叫《皮影戲》的幽默小報在內地廣為流行，報上連載了一篇以一名驍勇善戰的土耳其軍人為主角的愛情漫畫，故事中的韃迦爾被畫成臉缺嘴歪。這位在戰鬥中使盡花招耍弄我方軍人、與君士坦丁堡眾佳麗翻雲覆雨、至今尚未被打敗的韃迦爾，有一個寬額頭，大鼻子，沒有鬍子（符合我不時提醒插畫者的建議）。相對於激起我們鮮明想像力的韃迦爾，我們卻惟有一位作家費瑞·凱末爾醫生，能夠以擬人化方式呈現人們企盼已久的無上榮耀救世主。他用法文寫下《大帕夏》，然而此書到了1870年卻也只能在巴黎出版，關於這一點，有些人認為是我國文學的一大損失。
只因為是用法文寫成的，就把這部具體描繪它的形貌的獨特作品，摒除於我國文學之外，這是既錯誤又可惜的，就好像指責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審判長」這一段，是剽竊自那一篇微薄的論文——這種說法雖然令人難堪，但是在某些東方背景的出版物如《儀式的源泉》或《偉大的東方》中，的確曾被人提及。許多人吵鬧不休地討論究竟西方從東方偷了些什麼，或是東方從西方偷了什麼，關於這一類主題，總會讓我再度興起一個想法：如果這個我們稱之為世界的夢之國境是一棟房子的話，那我們則像個夢遊者，迷失在其中。各式各樣的文學作品就像是不同的時鐘，掛在屋子裡各個房間的牆壁上。茫然迷失的我們，盼望能憑藉時鐘來定出自己的所在。現在來看看：
1.如果要說在夢境之屋的房間里，某一個滴答作響的時鐘是正確的，而另一個是錯誤的，這麼說很愚蠢。
2.如果要說房間里的一個時鐘比另一個快了五個小時，這麼說也很愚蠢。因為，依循同樣的邏輯，也可以說前面的時鐘比後面那個慢了七個小時。
3.如果因為其中一個鍾指了九點三十五分，經過一段時間後，另一個鍾也指到九點三十五分，最後得出結論說其中一個鍾在模仿另一個鍾，這種說法更是愚蠢至極。
伊本·阿拉比這位寫了兩百多本神秘書籍的作家，在科爾多瓦參加阿威羅伊葬禮的前一年，於摩洛哥寫下了一本書，靈感起源於一個故事（夢境），內容是穆罕默德被帶到耶路撒冷後，如何踩著一座梯子（阿拉伯文稱為「米拉區」）登上天，從那裡，他很仔細地看了一眼天堂和地獄，就像前面提到的《夜行》篇所敘述的。現在，讓我們仔細評判伊本·阿拉比的描述：在他的引領下巡行七重天、他的所見所聞、他與眾先知們聚談的內容。再考慮到當年他寫作這本書時，年屆三十三歲（1198年）。若是從這幾點就得出結論，說他書中的做夢女孩妮贊是「真的」，而但丁筆下的貝阿特麗采是「假的」；或者伊本·阿拉比是「對的」，而但丁是「錯的」；或者《夜行》篇是「正確的」，而《神曲》是「不正確的」。這樣的說法，正是我所謂第一種愚昧的一個例子。
安達盧西亞的哲人伊本·圖飛爾在11世紀時，寫了《自修的哲人》一書，內容講述一個孩童被遺棄在一座荒島，他在島上住了好幾年，慢慢地學會尊崇自然、景仰那哺育他的母鹿、海洋、死亡、天空以及「神聖真理」。如果把這本書和丹尼爾·笛福的《魯賓遜漂流記》相比，然後說前者「早了」後者六百年，或者說因為後者對於工具及物品的描述更為詳細，所以伊本·圖飛爾「晚了」笛福六百年，這兩個結論，都是第二種愚昧的例子。
可敬的非利尤丁大師，穆斯塔法三世統治期間的一位伊斯蘭教長，在聽到一位口無遮攔的朋友說了一句魯莽失禮的話之後，突然受到啟發（那位朋友在某個星期五晚上來教長家拜訪，看見他的書房裡有一張精美的寫字檯，不禁說道：「尊貴的先生，你的書桌看起來就好像你的腦袋一樣，亂七八糟啊。」），於是在1761年3月提筆寫下一首雙韻長詩，其中用了許多關於他的腦袋和寫字檯的比喻，以證明兩者中的每樣東西都是井然有序。他在詩中提出了一個觀點，認為我們的腦袋也有十二個部分——就好像那精巧的亞美尼亞制寫字檯，有兩個小櫃、四個架子和十二個抽屜——以便讓我們置放時間、空間、數字、文件，以及我們今日稱為「因果」、「存在」和「必然性」的各種零星雜物。而在他二十年後，康德才把純粹理性分類成十二個範疇。如果我們就因此推論說，德國人把土耳其人的概念據為己有，那麼此種說法，正是第三種愚昧的例子。
費瑞·凱末爾醫生，當他提筆描繪眾人企盼已久的無上榮耀救世主時，並沒有料到一百年後，他的同胞會用如此愚昧的方式來解讀他的書，不過，要是他知道了，也不會感到太驚訝。畢竟，他一輩子就被包圍在冷漠和忽視的光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