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而雪花飄落，時而，是黑暗。
——謝伊·加里波
卡利普回想這一整天，他在清晨離開檔案管理員朋友賽姆的家，走上奇哈格的古老街道，朝卡拉廓伊走去，當他步下路旁高起的人行道時，看到一張只剩骨架的扶手椅，彷彿是一場陰暗噩夢過後殘留下來的惟一記憶。扶手椅被丟在一排門窗拉下的店鋪前方，那一帶的店鋪多半是賣壁紙、合成纖維裝潢、木料或石膏天花板，外頭接連著通往托普哈內的陡峭巷弄，耶拉曾經有一次在那些小巷裡追蹤過交易繁忙的毒品販子。手把和椅腿上的塗漆已徹底剝落，椅墊被划出深長的切痕，像是受傷的皮膚，生鏽的彈簧無助地從裡面蹦出來，好像一匹騎兵馬被割破了肚子，流出泛綠的內臟。
雖然已經過了八點，但卡拉廓伊的廣場卻空無一人。卡利普不由得把剛才看到扶手椅的荒涼巷道和眼前的空曠廣場聯想在一起，暗忖是否即將發生一場劇變，而除他之外所有的人都已經察覺徵兆。似乎因為預見了災難，所以排班出航的船隻全用繩索系在一起，所以人們走避碼頭，所以在加拉塔橋上工作營生的街頭攤販、流動快照師和毀容的乞丐們，全都決定把握生命的最後一天度假去。倚著欄杆，卡利普望著泥濁的河水沉思，想起就是在橋的這一頭，曾經有一群孩子潛入水裡找尋基督教觀光客拋進金角灣的錢幣。他想不透為什麼，當耶拉幻想到博斯普魯斯海峽乾涸的那天時，卻沒有提起這堆滿坑滿谷的錢幣，沒有想到多年以後，它們將帶來不同的象徵意義。
走上大樓，一進到辦公室後，他馬上坐下來讀耶拉今天的專欄。但他發現那不是新的文章，而是以前登過的舊作。這可能表示耶拉有好一陣子沒有提供任何新的作品給編輯，但也可能暗示著完全不同的事情。同樣地，耶拉的這一篇文章，不論是它的中心議題「你是否難以做自己」，還是其中闡述此疑惑的理髮師主角，似乎並非單純地在講耶拉所寫的內容，而是指涉外在世界中的別種含意。
卡利普記得以前耶拉告訴過他一段話，有關這個主題。「大多數的人，」耶拉說，「不會注意到某樣物質最根本的特性，因為這些特性太理所當然了，所以總被人們忽略；相反的，大家卻會發現並認出引人注意的第二層意義，只因為它淺薄顯眼。這便是為什麼我不會明白地揭露我想表達的事情，而是把它不經意地放在一旁，看似離題。當然了，我不會挑一個太過隱晦的角落來存放意義——我的第一步棋只是一個小兒科的捉迷藏——然而人們一旦親自發掘了它，他們便會像孩子一樣，立刻深信不疑。這就是我這麼做的原因。但是有時更糟，有些讀者連文章刻意的安排和偶然的寓意都還沒看出來，就把報紙給扔了，殊不知那得需要一點耐心和頭腦才搜尋得到。」
內心一股衝動湧起，卡利普扔下報紙，走出門去《民族日報》辦公室找耶拉。他知道耶拉比較喜歡趁周末人少的時候去報社寫稿，因此他猜想他會看見耶拉一個人在辦公室里。他爬上陡斜的山丘，盤算著要告訴耶拉說如夢身體微恙。接著再講個故事，告訴他說有一位客戶因為太太跑了而陷入慌亂。聽完這個故事耶拉會作何反應？一個深受關愛的妻子，背棄了我們文化傳統中一切最好的價值，就這樣轉身拋下她的好丈夫，一位正直、勤勉、頭腦清明、性情溫和又經濟寬裕的好男人。這究竟意味著什麼？它究竟在影射何種秘密或隱喻？究竟在標記何種啟示？耶拉會細心聆聽卡利普巨細無遺的描述，然後歸納出一個結論。耶拉解釋得越詳細，這個世界就會變得越有道理。通過他的話，原本我們視而不見的「隱秘」真相，轉變成一則我們從沒察覺自己其實早已知道的故事，驚人而豐富的故事。如此一來，生命似乎變得比較可以忍受。卡利普瞥見伊朗大使館花園裡，濕漉漉的枝丫微映著亮光，他想，與其活在他自己的世界裡，他倒比較喜歡活在耶拉深情筆調營造的世界中。
他在辦公室里沒找到耶拉，只見一張整潔的桌子、清空的煙灰缸，也沒有茶杯的蹤影。卡利普朝他慣坐的紫色椅子坐下，開始等待。他深信不用多久，他就會聽見耶拉的笑聲從另一個房間傳來。
在他失去信心之前，他回憶起許多事：他頭一次來報社參觀時，瞞著家人，謊稱是受邀參加一個廣播猜謎節目，那次他帶了一位同學一起來，結果那位同學後來愛上了如夢（「他本來打算帶我們參觀印報流程的，」回程的路上卡利普尷尬地說，「只不過他沒空。」「你有沒有看到他桌上那一堆女人的照片？」他的同學問）；他和如夢第一次來這裡時，耶拉領他們參觀印刷室（「你長大以後也想當記者嗎，小姑娘？」老印刷師問如夢。而在回家的路上，如夢也問了卡利普同樣的問題）；還有，以前他常覺得這是一個從《一千零一夜》里冒出來的房間，充滿了報紙上他自己絕對幻想不出來的各種驚異故事、生活與夢境。
他開始匆匆翻遍耶拉的書桌，想尋找新的報紙和新的故事，或許可以讓自己分神，可以忘卻。他發現了未拆封的讀者來信、尾端被啃爛的鉛筆、大小不一的各式剪報（關於一個吃醋的丈夫的情殺故事，上面用綠鋼珠筆標記重點）、從外國雜誌里剪下來的大頭照、人物肖像、幾張耶拉手寫的便條（別忘了：王子的故事）、空墨水瓶、火柴、一條難看的領帶、幾本有關薩滿教、胡儒非教派和增進記憶的粗糙平裝書、一罐安眠藥、降血壓藥物、紐扣、一隻停擺的手錶、剪刀、讀者來信附上的照片（一張是耶拉和一位禿頭軍官，另一張，在某家鄉下咖啡館裡，幾個油亮亮的摔跤手和一頭討人喜歡的土耳其牧羊犬開心地望著鏡頭）、彩色鉛筆、梳子、香煙桿以及各種顏色的鋼珠筆……
他在桌上的記事本里找到兩個檔案夾，其中一個標示為「發排版」，另一個是「存稿」。在「發排版」的專欄檔案夾中，是過去六天來已刊登過的文章的打字稿，還有一篇尚未登載的周日專欄。明天才會見報的周日這一篇，想必一定已經排好了版，畫好了插圖，然後又被放回檔案夾里。
在標示「存稿」的檔案夾里他只看到三篇文章，全都是幾年前已經刊登過的。星期一要出刊的第四篇，此時大概正在樓下某位排字工人的桌上，所以星期天之後的存稿只夠再撐三四天。難道耶拉沒有知會任何人，就不聲不響地去哪裡旅行或度假了？可是耶拉從沒離開過伊斯坦布爾。
卡利普走進寬大的編輯室，他的雙腿引導他來到一張桌子旁，兩位老先生正在那兒交談。其中一位筆名叫涅撒提，是個憤世嫉俗的老古板，多年前曾和耶拉有過一場激烈的口角。這些日子來，報社給他一塊角落，讓他發揮他憤怒的正義感寫作回憶錄，和耶拉的專欄比起來很不顯眼，也較少人讀。
「最近幾天都沒看到耶拉。」他皺著眉頭說，鬥牛犬似的臉就跟他專欄上方的照片一模一樣，「可你又是他的什麼人？」
第二個記者詢問他要找耶拉做什麼。卡利普翻遍腦中記憶庫里的凌亂檔案，才找出這位仁兄的身份。老戴著黑框眼鏡的這個傢伙，是報紙綜藝版中的夏洛克·福爾摩斯。他知道在貝尤魯的哪一條暗巷中哪一天有哪一位優雅的電影明星——她們全都擺出一副奧斯曼貴族名媛的姿勢——曾經在哪一家豪華妓院里接過客。他知道，比如說，那個來到伊斯坦布爾，偽裝成一位阿根廷女伯爵但後來被揭發其實是在法國鄉下表演走鋼索的天籟歌手，事實上，是一個從阿爾及爾來的貧窮穆斯林女人。
「所以，你們是親戚，」綜藝版作家說，「我以為耶拉除了他親愛的亡母外，就沒有別的親人了。」
「哼！」年老的好戰分子說，「要不是因為那些親戚的緣故，耶拉怎麼可能會有今天？比如說，他有一個姐夫助他一臂之力。同樣也是這個信仰虔誠的傢伙教他寫作，但耶拉最後卻背叛了他。這位姐夫是某拿克胥教派的一員，這個教派在庫姆卡普的一座廢棄肥皂工廠里舉行秘密儀式，過程中大量運用到鐵鏈、橄欖榨油機、蠟燭，連肥皂模子也派上用場。他參與各種儀式，然後花一個星期的時間坐下來寫報告，把教派活動的內幕消息提供給國家調查局。這位仁兄一直努力想證明，他向軍方告密的這個宗教組織中的門徒，事實上，並沒有涉入任何危害政府的行為。他把他的情報和耶拉分享，希望這位文藝青年會閱讀並學習，提升自己對優美文句的品味。那幾年，耶拉的政治觀點順著一股左邊吹來的風倒向右邊，其間，他不曾間斷地吸收那些報告中的風格，像是交織在字裡行間、直接取自阿塔爾、阿布·呼羅珊、伊本·阿拉比和波特佛里歐譯本的明喻和暗喻。沒錯，有些人在他的明喻中看見了連接我們舊有文化的新橋樑——儘管它們全依附於同樣老套的源頭。但大家並不知道創造出這些仿古文的人根本是另一個人，一個耶拉恨不得他消失的人。多才多藝的姐夫天賦異秉，還是個萬事通：他製造出替理髮師省麻煩的鏡子剪；研發一種割包皮工具，使得此後許多男孩不再因為嚴重的疏失而毀掉未來；他還發明了無痛絞刑架，把浸油的套索換成項圈，把椅子換成開合式地板。有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