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逝世。4月5日，受周保護的鄧小平代總理被免去官職。9月9日，毛澤東逝世。兩年後，鄧重新上台，成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這一切說明了什麼？
中國的政治使我們迷惑不解，它同樣也迷惑了中國人自己。代總理鄧小平被免職就是一個例證。過去，皇帝僅僅為顯龍威，可以今天罷免重臣，明天又讓他官復原職。帝王政權是獨斷專行，反覆無常的。為官者總是感到忐忑不安，官職越高，突然被罷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毛主席作為當時的最高領袖，繼承了這種不可預知的帝王性格。
當然，中國政治也常因我們的無知而使我們感到神秘莫測。我們必須清楚，中文書面語比語音字母文字具有更大的威力。任何事一旦落實到書面，就會比僅憑口頭表達嚴肅得多，因為文字及學識的魅力，給中文書面語增添了力量。在19世紀，想發動一場反對某個不受歡迎的官員或胡作非為的傳教士的運動，其方法是張貼布告，召集人們在指定的時間、地點集會，此後的事情就容易辦了。今天的大字報和牆報，就是這一古老習俗的直接後裔。
我們必須以中國人的觀點來看待毛澤東的逝世給中國人帶來的創傷。不幸的是，中國深奧難懂的政治語言使人感到費解。首先，中國仍處於悠久歷史的巨大陰影之中。1912年中國末代皇帝退位時，毛澤東已經是個青年人。1976年7月，就在毛逝世前兩個月，中國唐山發生強烈地震，這和一位天子的死是如此巧合。毛抱怨對他的個人迷信，但我懷疑他是否會避開它。在這樣一個有2000年獨裁歷史的土地上，他又一次實行了如此長時間的統治，無疑給這個國家和社會留下陰影。中國長達10天的悼念活動，使我們想起對羅斯福和肯尼迪的追悼活動：在那段凄滲的時間，連商業廣告都停止了。中國因為沒有商業廣告，其電視、廣播系統所受的干擾相比之下就少的多。要對此做進一步比較，還要看看我們因失去全國崇拜的領袖亞伯拉罕·林肯而經歷的悲哀。拯救了聯邦的偉大解放者林肯，在美國當政只有4年，而統一中國的偉大舵手毛澤東，則在位達27年之久。除他之外，幾乎再沒什麼最高層人士留在人們的記憶中。
另外，中國人更多地依賴道德品性和人際關係，而不是通過一定的程序來確立領袖。福特先生在北京永遠也不會成為總統。他在華盛頓所做的一切證明，我們的憲法是以法律程序為依據，而孔教信仰者和毛的追隨者對此不屑一顧，認為它有礙於真正的道德。因此，中國在更換領導人時顯得比我們更脆弱，更不安全。天子只有死了才退位，周總理和毛主席亦是如此。
但為什麼鄧小平受到攻擊？不同階層有不同的回答。首先，人們認為他失去了他的保護者周恩來。鄧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屈辱，是周把他從屈辱中解救出來。1月8日周恩來的逝世，對中國和我們來說都是一大損失。周在他去世前的25年中，一直是政府最高層決策人之一。周恩來年輕時到過日本，隨後又到法國留學，而毛則從未出過「家」門。周曾多次代表中國出國訪問，足跡遍及歐、亞、非很多國家。從更廣義上看，周還是一位傑出的調解人，他不僅平息了一系列爭吵，還在毛領導下保持著中間地位。
40年來，毛、周關係的關鍵，是周對毛的忠誠。在外交領域，周恩來創建外交部，選派了大批駐外人員，除此之外，他總是避免出現黨內派系。20年來，劉少奇的地位一直僅次於毛，在黨內居第二位。劉對城市無產階級組織和工人運動更有經驗，而毛則擅長農民運動。劉在60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後，他「第二」的位置被當時的軍隊領袖林彪所取代，後來林彪神秘地死在了一起據稱是刺殺毛的未遂行動中。當時，周一直穩坐第三把交椅，從未有任何爭權奪利的跡象。可是，周1973年患癌症後，鄧小平很快作為代總理，接替了他的位置。
鄧受到以毛為後台並在文化大革命中發家的激進分子的抨擊，這並不難理解。毛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隨著道德復興與技術進步以及「紅」與「專」之間衝突的激發而發展。這就是中國政治傳統的兩重性。古代孔夫子的信條是：人是有理智的，人的行為可以因教導、規勸以及學習以往的榜樣得到改進。結果，孔教的改革家們接連不斷站出來譴責官僚階層的腐化墮落，甚至進諫皇帝。他們常引經據典，很像那些用國旗裹身斥責親共或親外傾向的美國的「愛國市儈」 。他們表現得非常正直，使官員們膽戰心驚。
當革命來臨時，這種思想意識上的異常正直，就能在中國獲得意外的成功。一方面，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官僚傳統繼承人的今日官僚組成了黨派和政府來完成現代職責，擴大生產，從而把中國從貧困落後中解救出來。但另一方面，道德更新是革命的本質，毛澤東主張用不斷革命來更新中國人的思想和價值觀念。同時，他第二章毛的中國之內幕領導了整個運動。文化大革命是毛的創舉，黨的總書記鄧小平成為文革的第二個目標。1973年，鄧重新回到領導崗位，對此毛的感情是複雜的。
從更深一層講，美國觀察家千萬不要忘記，中國實際上仍是一個農業國，農民不關心政治；我們也不要忘記，由有文化、有身份的人組成統治階級來管理中國的一切事物，是中國最為牢固的傳統之一。總之，中國在唐朝就確立了科舉制，而西歐在此幾百年之後才有印刷的書籍，才開始尋求合格的官員，這意味著，毛澤東革命思想的核心「為人民服務」，就是要建設農村，為生活在那裡的人民服務。建設國家和發展工業是一個完全不同、更合乎常規，對我們來說也更易理解的目標。但如果不惜一切代價發展工業，就會扼殺革命。因此，毛一直堅持中間偏左，並向那些掌握新聞媒介的激進分子提供攻擊政府要員鄧小平的機會。
當時，鄧小平雖然被另一位代總理排擠掉，可還保留著在黨內的基本地位和中央軍委的最高領導權。在這種背景下，我們該如何理解那些攻擊鄧小平的標語和報刊呢？要找到這一問題的答案，就必須看到，1976年，美國和中國都處在危機四伏的痛苦之中。這一年，我們先進行了30次總統初選，而後兩個政黨相繼開會，最後是全國大選。中國與我們不同，由於毛澤東是革命之父，他們所面臨的危機更嚴重。周恩來先於毛逝世，無疑削弱了毛的勢力。如果周恩來仍是國務院總理，尼克松會被再次（水門事件以後）邀請訪問北京嗎？尼克松的第二次訪華，使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關係（這正是尼克松創建的）更加緊密，這也正是中國人民所盼望的，同時也暗示他的繼承者在履行1972年2月簽署的《上海公報》中的美國義務時表現遲緩。
毫無疑問，中國人知道這一切。毛主席似乎支持和寬恕了這位因違反憲法而被迫辭職的丟人總統的所作所為。我們只能認為，毛主席對這些原則問題表現得特別遲鈍。簡言之，尼克松先生冒犯了美國對人權及法律程序的信仰。在美國人眼裡，他是一個不肖子，但毛擇東似乎很少注意人權及法律程序。也許他曾極力為他以「我的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為基礎而發出的邀請開脫，但這仍不能使他的形象在美國人眼中變得更加高大。
如果不是周恩來掌管中國的外交政策，毛澤東主席就會採取另外的方針，這一點我們不會感到奇怪。北京的政策本身就反映出工業革命與社會革命之間的區別。現代工業革命無論在工業還是農業，都由於新技術、新知識、公共衛生、資金投入以及新型組織的出現而提高了生產能力，這在今日中國也是實用的。這是「實用主義者」和「溫和主義者」們的研究領域，對他們似乎可以理解、認同（但事實上，他們堅決反對自由企業和個人主義）。中國的社會革命獨具一格，遠遠超出了我們的經驗，它是一場針對中國最有歷史傳統的統治階級的革命。這一包括孔教關於社會秩序的傳統教義，以老少、男女、主僕之間自然形成的不平等地位為基礎，注重傑出人物統治論。由少部分人組成的統治階級創造出中國燦爛的文學和哲學，保護著藝術和商業，而且在靠農民養活的同時統治著當地和整個帝國的大小事務。1927年，毛澤東發表了一篇論述農民問題的異端報告，這實際上是革命的先導。從這時開始，攻擊中國陳腐過時的社會結構，就一直是毛的使命。在1936年至1946年延安的10年間，「解放」使農民獲得自由，他們有了學文化和技術的願望。延安初步培養出一批新的黨的幹部，他們發動群眾投入到生產、戰爭和政治之中。1949年以後，大型的民眾組織和全國性運動又造就了官僚和學者，並逐步消滅了地主和資本家。但毛澤東驚愕地發現，消滅舊統治階級的殘餘還遠遠不夠，傑出人物統治論的思想流毒仍瀰漫在國家中。革命中新解放出來的農民，不僅具有歐洲式資本家的雛形，而且，其骨子裡也有提高社會地位並最終成為新統治階級的慾望。特權重新出現在共產黨內部，並在中國傳統的土壤里萌芽了。毛在1966年至1969年這一階段的「文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