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5年《書劍恩仇錄》問世，金庸的武俠小說先在香港、東南亞等地，然後在海峽兩岸乃至整個華人社會長盛不衰，創造了一個奇蹟。香港紅學家林以亮說：「凡有中國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據不完全統計，金庸的讀者超過一億人。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金庸的作品在香港及海外一直高居暢銷榜榜首。1996年，台灣遠流出版公司的調查報告顯示，單是台灣從1985年到1995年，金庸作品就發行了四百七十萬冊以上。如果加上早年的盜印本及以後的遠景版，發行量有上千萬冊。金庸早前自稱，他每年從港、台得到的版稅（包括電影、電視）為1000萬元左右，但一直沒有收到內地的版稅，只有一次例外，1985年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應李瑞環的要求出版了《書劍恩仇錄》，他收到過一筆約10萬元人民幣的版稅。這是正式簽約給北京三聯書店前他收到的唯一一筆版稅。
「金庸是一個現象。他的小說平均每本超過一千版（最多是二千一百二十四版），總銷量（連收不到錢的）達一億！然而，金庸現象的重點，不單是一億這個數字，而是他的作品歷半個世紀而不衰。有好事之徒做過統計，在『文革』期間，《毛主席語錄》的銷量，竟然比《聖經》歷來的總銷量還要大。於今看來，老毛的世界紀錄將來可能被老查破了。」
金庸的作品還被譯成各種文字。據首爾信永出版社統計，韓國有十二家出版社盜譯了金庸作品，其中不少是一流的出版社。東南亞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出版了金庸小說的越南文、泰文、印尼文、柬埔寨文、馬來文等版本，以後又有新加坡、馬來西亞的中文簡體字本。日本最具規模的出版社之一德間書店，準備出齊日文《金庸全集》。自1993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英譯本《雪山飛狐》以來，《鹿鼎記》《連城訣》《俠客行》《射鵰英雄傳》等英譯本已陸續問世。
1980年10月12日，倪匡的《我看金庸小說》出版，台灣遠景出版公司發行人沈登恩在《明報》刊出《等待大師》廣告，徵集「金學」研究稿件，隨後一套23冊的「金學研究叢書」陸續問世，以武俠小說而成為「金學」，這在中國尚無先例。三十多年過去了，「金學」儼然已成顯學，在香港有倪匡，在台灣有林保淳，在內地有陳墨等「金學家」，出版了大量「金學」著作。各地的「金學」研究會、「金庸學術研究會」、「金庸書友會」等成立也有多年。北大、美國科羅拉多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高等學府都舉辦過金庸作品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一些人心中，金庸早已成了一個神話。
以「潛規則」解讀中國歷史的吳思寫過《金庸給我們編了什麼夢》，或許有助於破解「金庸神話」。在一個缺乏財產安全與秩序的社會裡，對獲利能力的幻想，不如對傷害能力的幻想具有根本性。金庸筆下的大俠所具有的傷害能力，只有皇帝能與之相比，但大俠比皇帝要幸福自由得多。武俠夢，實質上就是中國男人改良了的皇帝夢。
為什麼武俠幻想在中國格外流行？除了合乎我們的夢想之外，社會氣候和土壤似乎也格外適宜。對武俠的幻想，其實就是對擁有強大的傷害能力的幻想。……在武林高手眼裡，平民不過是伺候人的店小二，或是用來出氣的店小二，或是供他搭救的芸芸眾生，這正是皇帝眼中的百姓的功能。
武俠小說只是金庸生命的一部分，《明報》在他生命中佔有更重要的地位。在20世紀香港乃至中華文化圈，他獨具特色的武俠小說和明報王國樹立了兩座高峰。他成為政要和大眾眼中共同的明星，文學史上恐怕還沒有一個作家擁有的讀者數量能與他比肩。文學就是文學，現在給他的作品下結論，也許還為時過早，是否傳世的經典，百年之後才能見分曉。
造成「金庸神話」的另一原因是，他一介文人竟登上了香港億萬富豪排行榜。在一個以拜金主義為導向的社會，人們對財富的追求與崇拜心理毋庸諱言。他作為一個文化符號，同時成為商業社會中的財富符號，他身上實在包含了太多的奇蹟。羅孚直言，如果沒有香港，就沒有金庸：
有人說香港沒有什麼，「除了金庸，只有平庸」。平庸是庸，金庸不庸。金庸是「鏞」的一分為二，金庸有金，金庸不庸是盡人皆知的。
「如果沒有香港，世上還有沒有金庸？」回答是否定的，金庸乃是香港特定時代的產兒——
如果沒有香港，世上就沒有金庸。如果沒有香港，金庸就只有在上海度過四十年代的末日而進入五十年代的日子，當他寫他的處女作、第一部新派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時，正好是內地大鳴大放，他這部書還未寫完，就進入大反右了，他有可能完成這樣的作品嗎？甚至他有可能寫作這樣的作品嗎？
1967年8月，香港正在「五月風暴」當中，風雨飄搖，《明報月刊》「編者的話」大概出自胡菊人手筆，但也代表了金庸的看法：
香港這個在英國統治下的小地方，對於中國人還有一層非常深重的意義。我們除了必須賴此海港來安身立命、成家立室、生兒育女之外，對於中國，特別是中國的文化，香港還可能有很大的貢獻。在現今中國的動亂局勢中，香港是一個有自由、有機會讓中國人能創造學術文化的少數地區之一。
……香港對我們重要，對中國之將來也同樣重要。讓我們珍惜這種自由，珍惜這種機會。
無論他的武俠小說，還是《明報》和財富，都是香港殖民時代的產物，是香港造就了「金庸神話」。如果他不是因為偶然的機會到了香港，而是留在內地，以他的家庭出身，在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的學歷，在國民黨背景的《東南日報》和「小罵大幫忙」的《大公報》工作過的經歷，就算逃過1957年，也無所逃於「文革」。和千千萬萬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樣，他將一事無成，生命中最美好的年華註定將在流放、苦役和批鬥中度過。金庸全部的成功都是因為香港，他的成就與其說是「金庸神話」，不如說是「香港神話」。對此他很清醒：
如果我不來（香港），情況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我會繼續留在上海，在上海《大公報》幹下去，但可能在反右的時候就給斗掉了，（笑）最有可能就是在反右時給斗掉了，到後來在「文革」時可能又糟糕了。
金庸說：「香港人的特徵之一，跟世界其他地區比較，對追求『物質』的慾望尤為強烈。香港地小人多，競爭激烈，因而『想過好生活』的心愿特別大，『過好的生活』『發財』『有社會地位』往往會成為人生的目的。對於文化、藝術也輕易以商業性觀點來作判斷，以『那值多少錢呢』來看待一切，這是我所擔心的。」
然而，正是在這樣一種商業社會，他的武俠小說才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經濟學家張五常當年曾追讀金庸的武俠小說，對時代環境有親身的體驗：
說金庸，我們要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社會說起。「年年難過年年過，處處無家處處家。」當時是一個無可奈何的社會，今天不論明天事，過得一天算一天。市場的取向，是在不知去向的日子中找點刺激。黃色刊物大行其道。……還珠樓主亂放飛劍，牙擦蘇與黃飛鴻斗個不休，而寫到外國，我們有《陳查禮大戰黑手黨》。老外當時的文化也差不多。從美國運到香港的電影，要不是《原子飛天俠》，就是《銅錘俠大戰鐵甲人》。
在上述的文化環境中，好些到香港來的外江佬要寫稿為生。其中兩個比較特別：一個是梁羽生，另一個是金庸。他們談歷史，說藝術，論詩詞。為了生計他們發明了「新派」武俠小說。
在普遍追求物質的消費型社會，人們的精神需求也是快餐式的，或者說，更需要一種「遊戲、趣味和娛樂」。金庸多次說自己的小說不過是「娛樂性讀物」：
我的小說也不能說寫得好，也不敢說文學家，總之我努力把小說寫好。現在我在中國及海外華人中比較受歡迎，我給他們提供一個比較好的娛樂，也不說非常有益，至少沒有太大的害處的一個娛樂品，有些讀者看了覺得很開心很高興，我就盡了我的責任。
娛樂品當然是一種通俗文化，具有商業化的特徵。台灣作家柏楊說：「幾乎所有武俠小說作者都只為錢而寫，只金庸先生別有懷抱，他運用熟練的歷史背景對暴政下被迫害的農民和暴政蹂躪下的人權和生命，充滿了愛心和不平，對那些貪官酷吏賣國賊，則痛恨入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金庸先生筆下的民族大義澎湃如潮。」 這只是柏楊的解讀，並非金庸的初衷。他一直在追求和平、安寧、幸福的生活倒是真的，儘管他細緻入微地描述大量的暴力打鬥場面，想像了無數驚心動魄的殺人武功，但他在本質上是個反暴力主義者。他不止一次地說：「我祖父、父親、母親的逝世，令我深深感覺不遭侵略、能和平生活的可貴，不論是國際間還是國家內部，最重要的是避免戰爭，讓人民在和平的環境中爭取進步，改善生活。暴力常是許許多多不幸的根源。」創作之時，他並沒有著意於「暴政蹂躪下的人權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