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香港電影圈颳起的詹瑞文熱潮，我認為無論從娛樂角度又或是影評角度審視，均出現完全錯配的情況。先說蔡卓妍向詹瑞文拜師的虛妄，我先不把它看成為娛樂新聞處理，反而想細察一下背後所代表的是什麼態度轉向——尤其是對電影界來說，那代表一種怎麼樣的範式轉移來。
今天蔡卓妍借《戲王之王》向詹瑞文討教，其實並非第一人；上一次公開表示向詹瑞文學戲的女藝人為林嘉欣，她受訓後的代表作就是《怪物》（2005）。先不談林嘉欣在《怪物》中的表現如何，今次詹瑞文在拜師會中劈頭便提點蔡卓妍要戒浮誇、失控、虛假及自我等，甚至即席加以示範各自的毛病。
我覺得背後的邏輯更為諷刺——詹瑞文在銀幕上正是以把上述毛病加上無限擴大，因而製造出爆笑效果的能手；換句話說，他才是浮誇失控虛假自我之王，只不過懂得予以醜化，於是令人留下深刻印象。大家不妨細想：由《買兇拍人》、《大丈夫》、《絕世好B》、《龍咁威》、《絕世好賓》、《我要做MODEL》到《墨斗先生》等，有哪一出他在演一個完整的戲劇人物。用小說的人物描寫理論來說，他出演的全屬扁平人物，多屬配角，以單一而非立體化的性格形象建構而成；套入上述的作品中，他被設定為一個諧角，而且往往屬一場過自我發揮，屬不用理會前後整體脈絡的插入性演出。我形容港產片中的詹瑞文角色，是一種即興挪用式的用法，成就了由數十秒至幾分鐘的娛樂效果，但往往卻以放棄通盤的戲劇統一考慮為代價。
回到拜師的話題，我絕非對詹瑞文的戲劇造詣有何非議，事實上對他過人的場上活力，佩服得五體投地，個人表演式的舞台劇示範作《萬世歌王》已經難覓對手。只不過把焦點置回電影上，為何新晉演員認為詹瑞文的演戲方法代表「演技」？那才是令人不得不正視的範式轉變。
事實上，上述提及林嘉欣於《怪物》中的演繹方法，以及蔡卓妍2006年在《妄想》中的努力，其實都見到兩人的投入認真，但卻不約而同以用「死力」告終——換句話說，是把所有力氣，花在控制身上被觀眾看得見的肢體肌肉上去，那是源自劇場非常基本的形體訓練基礎，也是說服自己已經在「做戲」的最大謊言！事實上，電影上的演技層面變化多端，你看黃秋生有時散漫隨意，有時狠力用勁，便知道從來沒有一套公式可以四海通行。我擔心的是借用舞台訓練的演技方法，反而會成為電影銀幕上的處處敗筆——林嘉欣和蔡卓妍所迷戀的青筋暴現，就等於演技證明書的代碼，我希望這種風氣不要再擴展下去，否則對下一代的明星更加不敢抱任何寄望。
當《戲王之王》上映後，上述的觀察更加得到實例佐證。首先，《戲王之王》在演員安排上是錯配的。我的意思是創作班底對詹瑞文的受歡迎因由出了誤解。詹瑞文借《男人之虎》及《萬世歌王》鎖定劇場天下，加上在電影客串中又往往有出人意表的表現，自然會令人產生更大的期待。然而若細心分析詹瑞文在劇場上的魅力，你可以清楚看到一切源自他個人散發能量的力度（energy），而非作品的深度——所以《男人之虎》不過是《歡樂今宵》的個人雜碎粗口版，而《萬世歌王》則幸得林奕華在幕後抓緊針對流行音樂而發的主題，所以才添加了可觀性。然而由《萬世歌王》轉化成CD而且同樣深受歡迎為例，尤其是從詹瑞文一人分飾兩角兼兩聲演繹的經典《飛越十八層》可見，正好反映出他個人獨戰四小時且精力無窮的即場多才多藝式表演，才是一統天下鎖定江湖的招牌殺手鐧。事實上，後來在其他的本地劇場表演中，我也曾目睹其他藝人作東施效顰式的模仿，坦白說來水準委實慘不忍睹絕不可同日而語。回到《戲王之王》的範疇，創作班底鎖定詹瑞文在全片中，只需要兩種演繹方法——一是借浮誇的方式來加以揶揄嘲弄一番，那對詹瑞文來說完全是幼稚園的難度要求，而且足足兩小時的長度也令人看得吃力，因為演繹的單薄及重複令人如坐針氈。二是要他演深情的內心戲，其中自然以在廣場中與蔡卓妍飾演的單丹一場交心戲為著，但其實究竟有誰想看詹瑞文演繹內心戲？而過去他吸引觀眾的所有演出，其實全沒有以深情演繹的成功例子，何況那亦違反了觀眾入場的期待視野。我想說的是從市場策略而言，這樣去利用詹瑞文擔當主角，其實並沒有好好把握他固有的市場潛力，甚至令到因詹瑞文而入場的觀眾，紛紛失望而回。
《戲王之王》在時空上是錯配的。我偏執地相信那是2005年《童夢奇緣》惹的禍，那年劉德華的冷門作品，竟然在輿論及票房上得到叫好又叫座的成績，通過捕捉後SARS情意結的餘波盪漾，利用珍惜眼前人的主題來殺出一條血路。《戲王之王》表面上是《我要成名》（2006）的喜劇版，實質上卻屬珍惜眼前人一脈的作品。為何我會這樣說？一來因為整個尋夢過程其實支離破碎，技藝探求與個人堅持的發展在胡鬧的包裝下，不斷在兜兜轉轉凝滯不前。反而在詹瑞文與葉璇及蔡卓妍之間的感情線上，還有一點人情味在內。不過抱歉的是，隨著經濟稍為好轉，這種事事以珍惜為重的感傷設計，已經不再如數年前般令人產生即時的同感。更重要的時代錯位，是創作班底刻意抹黑一切與科層結構有關的代表——警察上層馬虎卸責，演藝學院導師空無一物，連黑社會也講得多過於做，簡言之就是所有系統性僚幕光環下的人物，基本上都一無是處。詹瑞文把杜汶澤的「四頭」之說，改弦易轍挪用作教學上的規範示例，正好是電影中對科層系統最深刻的批評。我想說這種喜劇元素塑造的處理手法，相信在董建華時代或許仍會有若干市場，因為大家都有固定明確的憎惡對象，但身處2007年的時空再來把一切作二元對立來處理（許冠文20世紀70年代上層與小人物的角力，正好因為有嚴厚的現實色彩，才得以在喜劇設計上引人共鳴），我想那是更為嚴重的一種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