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舞狂潮》挾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聲勢，終於可以在香港爭取到公開上映的機會，那當然屬難能可貴的事實。由衷而言，紀錄片要在香港戲院作公開上映，不啻屬天方夜譚的構想，《音樂人生》的神話可謂跡近前無古人，當然暫時仍可視作後無來者。EX當然也因為有《音樂人生》的驕人成績，才得以有爭取《街舞狂潮》上檔的機會，那自然也不用羨慕。事實上，任何稍為有留意台灣電影文化氣候的觀眾，都應該知曉彼岸的紀錄片文化，相對而言已早著先機，尤其是近年更積極嘗試把紀錄片文化，融進商業運作的市場機制，我們獨困愁城坐井觀天，自然不太明白也能不理解為何台灣的紀錄片得以火紅起來，說到底那正屬香港自身的悲哀。
台灣的紀錄片文化大盛，我認為與整體上彼岸的民眾對直視自身所處的社會，有莫大的熱情及動力有關。那當然不是指台灣的紀錄片已成為觀眾眼中的寵兒，事實上紀錄片要爭取機會上檔，仍然屬千辛萬苦的事情。每一次成功的經驗如《翻滾吧！！男孩》（2005）又或是《無米樂》（2005）等，都一次又一次成為鼓動人心的正面例子。當然，彼岸創作人的誓不低頭精神乃至身邊環境的承擔配合，都是令人欽敬的參考例證。《翻滾吧！！男孩》的導演林育賢及製片庄景燊便直言一定要讓紀錄片回歸市場，不要被政府的補貼牽著鼻子走。事實上，有心人仍屬到處可尋的，楊力洲及張榮吉導演便把NIKE委託的短片計畫，沉浸下去發展成充滿青春激情笑與淚的《奇蹟的夏天》（2006），一個又一個堅毅奮發的故事，的確起了互相砥礪的作用，催化出台灣紀錄片的小陽春。
以上提及的固然屬業界內振奮人心的激情故事，但台灣整體上的大氣候，恰好提供了適當的土壤，為紀錄片工作者建構織夢的可能——直視現實南投九二一災情的《寶島曼波》（2007），從地域出發深化探索的《金高粱》（2009，導演董振良甚至因此而被金門人放言追殺），由少年工問題切入的《綠的海平線》（2006），而私人跨文化體驗的電影情書《雲的那端》（2007），何況還有以各式尋夢體驗為骨幹的紛繁作品如《星光傳奇》（2008）、《野球孩子》（2009）及《唱歌吧！》（2009）等，無論對主客雙方都有一種漩渦式的牽引力，催使大家都不用角度及範疇去揭視主流媒體以外的台灣真象。
回到香港——是的，我們沒有台灣的紀錄片風潮成績，那並非因為香港紀錄片工作者的熱情不及彼岸的同路人，而是觀眾自身的盲點：香港人喜歡逃避現實多於直視現實，由上而下從表到里的瞞上欺下乃至自欺欺人心態，說到底正是窒礙紀錄片的最大敵人。至此我想回到文首提及的《街舞狂潮》，當中「刺點」並非在於當中誓不放棄夢想的阿倫又或一鳴驚人的「八個小孩」，而是他們背後的爸爸媽媽。有父親提到非常羨慕子女醉心舞蹈，從而對照起自己年青時對音樂的相同熱愛；亦有父親不斷要求子女給他參觀及捧場；亦有母親淡然道來兒子的毅然北上及自食其力的堅韌。電影給我的觸動是片里片外都沒有建構虛幻的夢想，在一出紀錄尋夢歷程的作品中，文本中不斷提醒我們「八個小孩」升上大學後便要各散東西，阿倫也要賣掉房子甚至差一點剪髮從良去當回一個平凡的上班族，而上述的父母也沒有富豪家底去一力扭轉子女命運的能耐。然而我們在膠片中看到的是一個又一個真誠的臉孔，各自陳述出心底的說話。用同樣談及追逐夢想的香港代表作《音樂人生》對照，我們便可以看到香港父母的偽善嘴臉何等醜陋。而我們正是活脫脫生活在這樣一個反夢想的社會中，而且身處其中的你你我我，更加不甘不願把自己的偽善本質呈現在觀眾眼前——此所以請不要說我悲觀，每一出具質素的本地紀錄片出現，只會令下一作更舉步維艱，因為香港的核心價值就是偽善，而對偽善的精準捕捉只會警醒他人要提高警覺，於是後來者自然更加寸步難行。
2011年3月3日晚上在亞視看了一集《時事追擊》，探討日本動漫文化的種種，當中採訪了兩名在日本爭取出道成為漫畫家的香港人。數分鐘的內容當然只得一鱗半爪的印象，只是我猶不自禁聯想起《爆漫》的情景。我們沒有適合紀錄片生產的土壤，但我們其實更加需要紀錄片去協助大家認識彼此——無論是去戳穿自身的假面具，又或是肯定尋夢的現實性，如此如彼的背後，其實真的有你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