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然明白桂治洪之再度為人留意，和邵氏電影重新包裝推出有直接關聯。但值得再談的是，為何網路上惹人談論的壓倒性地屬桂治洪，而非華山甚或更歇斯底里的剝削電影（Exploitation Film）之王牟敦芾？有趣的是，在邵氏電影重新整理而配合的出版風潮中，桂治洪往往被類型化地打發掉，或援引張徹的「極端導演」的說法，又或視之為牟敦芾的同流者而歸檔結案，甚少會得到出版界的注目。
與此同時，桂治洪既不屬於新浪潮，在香港國際電影節的專題回顧特刊中也長期缺席（在《70年代香港電影研究》中僅把他納入色情片發展脈絡中略提兩筆，而在《80年代香港電影》更加隱匿不彰）。當連余允抗都可以在20年後回顧新浪潮的文集中敬陪末席占上一文，那麼桂治洪究竟做了什麼而落得如此下場？
不要誤會，我並沒有為桂治洪翻案的意圖。而印象中，對桂治洪評價最高的文章，應該是石琪在《經典200——最佳華語電影二百部》中對《萬人斬》（1980）的分析專文。撰寫《香港電影血與骨》之際，我仍未看過此片，現在得睹後——才發現這是近年罕有地認同石琪觀點的一次。說沒有翻案意圖，其實也因無能為力，只要查一查桂治洪的導演片目，就可以知道自己所知甚微。即使說是剝削電影，其實之下還有不少次類型在他的作品中一一試煉，由「納粹剝削」（Nazi exploitation）引申而發的暴力色情系列，自然少不了代表作《女集中營》（1973）；甚至在「自然反噬」（Nature run amok films）麾下的，亦有如《魔》（1983）中的蝙蝠及鱷魚「表演」。顯然易見，他的作品絕對是「盡皆過火，盡皆張狂」的有力例證。至於在《邪》（1980）大受歡迎後，為何一反常軌改以喜劇調子拍成《邪斗邪》（1980）及《邪完再邪》（1982），就已經令我大惑不解（當然，我們可以把1981年的《屍妖》看成為《邪》的真正續篇，或許來得更加公允）。至於在蔡瀾筆下，提及桂治洪在馬來西亞拍成兒童溫情電影《愛·吾愛》（蔡瀾形容為「極優秀cult片偶像的電影」），就更加令我完全無法想像。
今天網路上桂治洪得以成為香港電影的cult片偶像，我認為與時代氣氛有莫大關係。正如我們的電影界近年竭力去肯定「中生甘草」的成就，背後的潛台詞就是宣揚姜不磨不辣的正面鼓勵訊息。同理言之，桂治洪的網路人氣度高企，對新生代而言正好起了一種陌生化的作用——所謂的「過火張狂」，原來可以至此地步（這是大部分新生代觀眾看過1974年《蛇殺手》後的標準反應），從而出現一種「雙重疏離」的怪異身份解讀。對新生代來說，因為港產片的衰頹積弱，不少人早已與港產片劃清界限，自我疏離於香港電影的現實時空中；當得睹過去的狂態，我認為不一定一面倒去認同過去的成就，但卻肯定對此時此刻的保守及沉悶業界氣氛更加生厭——由生不逢時衍生出究竟我做了什麼而落得如此的感慨，不期然與當下的時空產生「雙重疏離」。
如果不想自我疏離，於是便不難出現借發現桂治洪而去利用桂治洪的傾向——桂治洪也在網路上成為重省本土經驗的有力文本。《屋邨電影＋寫實印記》固然野心不小，企圖把《成記茶樓》（1974）到《大哥成》（1975）再延伸至《邊緣人》（1981）去追尋民粹本質的電影呈現脈絡。只不過若不嫌過分詮釋，《大哥成》中忽然交代大哥成為警方卧底，乃至《蠱》（1981）中結尾「邪不勝正」的字幕收結，甚或《香港奇案3——老爺車縱火案》（1977）中對案情關鍵必須隱瞞的字幕交代等，其實與今天香港電影因北漂而面對的自我審查大同小異——都是為了生存之道的一種苟安手段。再想下去，大哥成的「忽然卧底」其實也非空穴來風，至少在其後的名作《萬人斬》中，冷天鷹由最能幹的官方殺手，到最後為官兵追殺，落得與匪首同一命運，對正邪難辨兩面不是人的「無間道」主題，亦同樣有深刻的反思。
那正是我們需要桂治洪的地方——重提桂治洪不是要翻案，而是希望借他作品中的一連串疑問，去催使新生代去燃起激情，尋找背後的可能答案，甚或自我重構古今對照的脈絡。桂治洪對我們今天的價值，應作如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