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時代是在一個偏僻的山村度過的，在那裡書籍和食品一樣匱乏。在我小學五年級時，從一位當過小學老師的叔叔那裡借到了兩本殘破的小說——《水滸傳》和《西遊記》，我記得《水滸傳》中似乎在開始還印著「揭露投降派宋江」之類的黑體字，現在想起來這應該是「文革」末年的版本，在全國人民評水滸的熱潮中趕印出來的。而《西遊記》還是繁體字印刷，不知是何年的古董。每每看這本書，我必須在旁邊放一本字典。這本書讀完後的副產品就是，小小的我認識了許多「老字」——我們當地對繁體字的稱呼，令村裡一些讀過私塾的老人刮目相看，父親對此也很是自豪。
年少懵懂的我自然不知道這兩本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歷史地位，也不知道這兩本書特別是《水滸傳》從問世以後遭受的毀譽沉浮。它曾被一次次翻印，一次次刪改，一次次禁毀，一次次被從政者利用或詮釋……這兩本書，在一個政治早熟的農業國家，在一個官場規則通吃一切的社會，他們從來就不是作為兩本簡單的小說而存在。
當然，這些東西是隨著眼界的開闊、年歲漸長而逐步明白。當時那個山村的男孩，對這兩本書惟一的感覺就是好看、有趣。
我如飢如渴地閱讀著，也一點點沉浸在水滸的好漢世界和西遊的神魔世界中。我不敢相信世界上還有高太尉那樣的壞人，也對武松從容殺了十幾口人還在牆壁上留名感到恐懼；喜歡李逵的率真和「殺將去」的口頭禪，甚至在受到大孩子的欺負時，恨不得自己有兩把板斧，砍了那個「鳥人」；羨慕孫悟空的七十二變，希望自己有一根可大可小變化無窮的金箍棒，自己的汗毛拔下來也能變成小猴子；喜歡八戒的貪吃貪玩的種種小毛病，討厭唐僧的懦弱和糊塗。
我想很多人在成長過程中都有過類似的經歷。梁山好漢的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豪爽以及快意恩仇的痛快，花果山上群猴的逍遙，以及孫大聖上天下地的神通，符合一個半大孩子青春期的夢想，符合不諳世事的少年對成人世界的種種想像。
後來，山裡的孩子長大了，山裡的孩子走出了大山，認識了很多人，碰到了很多事，讀過了很多書。再一遍遍重溫《水滸》、《西遊》時，不僅對年少時的「水滸」、「西遊」情結有種較為清晰的解剖，閱讀起來也沒有當年的如飲甘霖，而是有一絲絲沉重。
梁山和花果山聚集的是一幫叛逆者，他們無君無父，無老無少，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玩就玩有仇報仇有恩報恩本領高強義氣為重，他們不服世俗權力的管轄，不受禮法的約束。這是個快樂的烏托邦，也是青春期孩子心中的天堂。民間有種說法：「少莫看水滸」，其原因是水滸中的梁山好漢們，不遵循國家的律法，不守社會固有的秩序，不在乎通行的善與惡、美與丑的標準，這樣一個世界，會助長孩子們的反叛性，從而阻礙孩子們順利長大、順利融入成人世界的步伐。
這樣的擔心並非沒有道理，但正如宋江、李逵們最終被招安，孫猴子被壓在五行山下最終跟著唐僧西天取經修成正果一樣，叛逆的孩子最終會長大，會變得成熟和世故，像他們的父親一樣擔心自己尚處在青春期的孩子。
梁山和花果山的規則就是「板斧」和「金箍棒」說了算，即由暴力最強者決定一切，這裡沒有博奕沒有談判也很少有妥協，用動物界推選猴王的規則建立集團秩序。其中的合縱連橫、巧用權謀也是以暴力為後盾，宋江、吳用乃至李老君的智慧無非使暴力的使用更經濟、更節省成本而已。石猴出世後和眾猴一起發現水簾洞，眾猴約定誰敢先進去就推選誰為猴王，石猴冒險率先跳進去，最後做了老大。這個情節很有象徵意義，在決定集團分層時，敢於用生命去博的石猴佔了先機。但僅僅有博命的膽量是不夠的，是很難保證猴王地位的鞏固，還必須有博命的本領，於是孫猴子飄揚過海學會了諸多本領。本領已今非昔比的孫猴子於是又不滿足現有猴山的範圍——這是暴力原則的必然結果。他有多餘的暴力資源必然會擴大自己的「花果山」範圍，於是大鬧龍宮，大鬧閻羅殿，大鬧天宮，最後由於自己的暴力資源有限，敗在如來佛手下。堂堂的西天最尊最仁慈的佛祖收拾孫猴子，靠的不是談判不是說教，因為在奉行猴山規則的悟空面前，這些沒有用，他也只能以大暴力征服小暴力。梁山雖然比起花果山，還有「義氣」「天道」這種人類的溫情作外衣，但本質上一樣。《水滸》的世界裡，無論是政治生活、司法活動、經濟活動乃至婚姻家庭中，讀者看到的是處處不公正，處處由權和錢說了算。蔡太師權傾朝野，於是他的兒子、女婿們都能做大官；高俅因為是皇帝的親信，從一個潑皮升為太尉，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連他的乾兒子、堂弟及堂弟的小舅子也跟著作威作虎；幾乎所有的官司都是黑幕重重，靠權力和金錢來左右訴訟的輸贏；做買賣的要麼巴結官員尋求保護，要麼就做殺人害命或者走私的勾當。在上梁山之前，權力和金錢就是李逵的兩把板斧。百姓和小吏、小吏和小官、小官和大官、大官和皇帝之間發生爭端，決定輸贏勝負的不是理也不是法，而是彼此所掌握的暴力資源。整個大宋似乎由大大小小的梁山構成，奉行的就是「該出手時就出手呀」，出手的自然不是法也不是理，而是錢、權或者拳頭和斧頭。
梁山人中許多是被迫為寇的，但他們的組織結構和朝廷無異，他們的行事原則和官場無異。如果李逵不是做遊戲而是真的坐衙壽張縣，當了縣太爺，他能給當地百姓帶來公正么？顯然不能。如果宋江真的能打到東京奪了皇位，世上就沒有高俅、蔡京么？顯然不會。因為從劉邦到朱元璋，歷史已經一次次證明，奴隸做了主子，往往比以前的主子更狠。
所以我們在《水滸》中看到那麼多逼上梁山的故事，看到那麼多的冤屈與不平。他們最終尋求解決的路子無一不是以暴易暴。而梁山上的權力分配，依然由這種規則決定。王倫對這點認識不清，面對勢力遠遠強於自己的「生辰綱搶劫集團」，還擺出主人的架子，所以他被火併；宋江和晁蓋以兄弟相稱，但要順利做老大，必須一點點收羅各路英豪，逐漸地培植自己的勢力。
最後，宋江、李逵們離開他們的梁山，但走入了另外一個梁山，悟空離開了自己的花果山，但走入了另一個花果山。梁山作為一個暴力集團，沒有能力吞沒另一個更大的暴力集團——大宋王朝，不得已被更大的暴力集團收購。強盜成了政府軍，奉命去吞併另一個暴力集團——方臘，最後暴力相互抵消，剩下殘兵敗將回東京，還被大宋王朝用各種手段收拾掉。唐僧師徒一路跋山涉水、伏妖降魔，靠的就是暴力，當妖魔鬼怪搞不定時，悟空就不得不請更具暴力資源的人，如觀音菩薩、文殊菩薩等等。
《水滸》中處處講「忠義」，《西遊》中處處說「佛法」。但我從中看到的真正屬於「忠義」和「佛法」的很少，看到的是暴力比拚，贏者通吃。
《水滸》和《西遊》之所以從誕生以來，在華人中有如此大的影響。我想和中國的社會變遷、中國的歷史規律、中國人的集體心理不無關係。我們的祖先造字組詞很有智慧，將做強盜說成「落草」，將強盜說成「綠林人士」和「草莽英雄」，這種命名大概不僅僅因為強盜總藏在深山中，也許還因為他們的生存方式、處事原則更接近人類的共同發源地——大林莽中的諸多動物，動物搶食物時靠力量來決定一切。人類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是按照叢林規則分配資源、確定秩序的。戰爭是政治活動的最高形式便是這一規則的最佳解釋。這種規則帶來的是血腥和殘酷。往往如李逵的板斧，不論官民都砍瓜切菜般殺將去，具有極大的破壞性。
中國兩千餘年的帝制時代，總陷入「分合」與「治亂」的循環，總堅守「勝王敗寇」的歷史觀，總上演「城頭變換大王旗」的連續劇，在一次次的王朝更替中，生靈塗炭，山河哭泣，經濟與文化出現大倒退。人們一次次滿懷希望地迎來新主人，卻又一次次失望，人們發現新主人奉行的依然是「梁山規則」，他們生活的依然是「水滸社會」：用武力決定一切，用暴力控制一切。頂多在「天道」等外觀的裝飾藝術上有所差別。
隨著人類的進步，文明的發展，人類也一直在尋求建立起突破「叢林原則」、「猴山結構」的社會。因為暴力代替暴力，人類付出的代價太大了，最後在暴力的相互碰撞、相互抵消中，很難有最後的勝利者。於是，人類學會了談判，不僅僅在經濟利益的分配上，在政治權利的分配上同樣引進了談判的方法。讓有不同利益訴求的人走到一起，不是打仗而是開會，在開會中互相讓步、妥協，最後達成一個都能接受的分配方案。
金聖嘆在評點《水滸》第一回史進出場時說：「一部書一百單八人，而為頭先敘史進，作者蓋自許其書，進於史矣。」金氏可謂慧眼，《水滸》就是一部史書。如今當我閱讀《水滸》時，心中充滿著對那個時代中國人的悲憫。如果林沖被陷害後，能有合理的救濟渠道，這位才幹出眾忠心耿耿的職業軍人不會上梁山；如果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