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訴你，我沒有雅量！」毛澤東對著講台上的人厲聲道。
中南海懷仁堂的空氣頓時凝固，會場上幾百人的心跳似乎同時停了一下，靜得可怕。所有的目光齊刷刷地盯著發言席上那個身材矮小的人，幾位原本閉目聆聽的也驀地大睜了眼。那人的長衫在一色中山裝中顯得更是突兀。剛纔此人的話還迴響在大家耳邊：「同時我也直言，我還想考驗一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什麼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都說清楚之後，毛主席能點點頭，說：『好，你原來沒有惡意，誤會了。』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被毛澤東打斷話後，那人愣了一下，但還是倔強地接著說：「主席您有這個雅量，我就更加尊重您；您若真沒有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您的尊敬——」
毛澤東冷冷道：「這一點『雅量』還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協委員還可以當下去。」
「這一點倒無關重要。」
毛澤東的臉色開始發青：「無關重要？如果你認為無關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有關重要，等到第二屆政協開會，我還準備提名你當政協委員。至於你的思想觀點，那肯定是不對頭的。」
「當不當政協委員那是以後的事，可以慢慢再談。我現在的意思是想考驗一下領導黨。因為領導黨常常告訴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評到底是真是假。」
毛澤東有些激動了：「批評有兩條，一條是自我批評，一條是批評。對於你實行哪一條？是實行自我批評嗎？不是，是批評！」
「我的意思是說主席有沒有自我批評的這個雅量……」
眾人已經回過神來：居然有人敢如此與偉大領袖頂撞！會場立時大嘩：
「民主權利不給反動分子！」
「不聽梁漱溟的胡言亂語！」
「梁漱溟滾下台來！」
……
講台上的人，梁漱溟，臉色蒼白，但就是不下台，雙手緊緊捏著講稿，圓框鏡片後，兩眼直視著毛澤東——直至被轟了下來。
這是1953年9月18日下午，再過29天，就是梁漱溟六十周歲的生日。
這場著名衝突的起因是幾天前梁漱溟在政協十九次擴大會議上的發言。發言中，梁漱溟提到了目前工農差距問題，認為新中國成立後工作重點轉移於城市，鄉村不免空虛，「城裡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鄉村農民卻依然很苦」，「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並提到共產黨的成功主要依靠了農民，而現在不免有「遺棄」之嫌疑，「當初革命時農民受日本侵略者、受國民黨反動派暴虐，與共產黨親切如一家人，近日已不存在此形勢。」話雖然有些難聽，卻出於愛護共產黨的好心。一般的看法，應該就是這些提醒共產黨不要忘本、不要背叛農民的話，大大傷了對農民最有感情的毛澤東的自尊心。18日梁漱溟再次發言，為自己辯解，早已點燃的導火線終於燒到了盡頭。
於是，梁漱溟，毛澤東幾十年的老朋友，在北大時就認識，並在延安多次通宵縱論天下大勢的「座上賓」，一夜間成了全國人民的批判對象，一個活靶子。
毛澤東親自參加了對梁漱溟的批判。言談間嬉笑怒罵，把具有無比威力又生動活潑的風格發揮得淋漓盡致：
「殺人有兩種，一種是用槍杆子殺人，一種是用筆杆子殺人。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的，是用筆殺人。你就是這樣一個殺人犯……」
「而你卻把自己描寫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還美，比王昭君還美，還比得上楊貴妃……」
最後，大筆揮去，輕輕鬆鬆給梁漱溟定了性：「梁漱溟這個人是不可信任的；」「梁漱溟是野心家，是偽君子」；「梁漱溟反動透頂」……
在鋪天蓋地的批判文章中，有一個詞的運用頻率很高：「一貫反動」。時人當然有此看法，梁漱溟，毫無疑問是一直——如果聯繫他的一生，可以說是永遠——站在潮流之外的人。
甚至可以說，梁漱溟是以背對著潮流的姿勢登上歷史舞台的。
辛亥革命後，政局總上不了正軌，反而還愈發不堪，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思考國家民族究竟該何去何從。以1915年《新青年》創刊為標誌，環繞著中國出路問題，中國思想界爆發了一場東西方文化論戰——新文化運動。參加者數百人，專著數十種，其規模之大、觸及問題之深和延續時間之長實屬近代史上空前。運動中湧現出一大批巨人，如魯迅等，矛頭直指封建倫理道德，猛烈評擊孔孟學說。戰果是輝煌的，西學當然大勝，新文化的發展勢頭簡直可以用摧枯拉朽來形容；儘管還有些遺老死命撐著，「孔家店」已經瀕臨全面崩潰的局面，盛行幾千年的儒學雖說還沒有淪落為過街老鼠，但在大多數人，尤其年青人眼裡已經成了腐臭的殭屍、可笑的小丑。
1917年10月，梁漱溟正式來到北大授課。剛到北大的第一天，他便找到校長室，當著當時在場的陳獨秀的面問校長蔡元培對孔子是什麼態度。蔡元培感到突然，猶豫了一陣才回答說他們並不反對孔子，儒家學說作為一門學問值得研究，至於孔子歷史上的影響和地位可以討論。梁漱溟正色道：「我不僅僅是不反對而已——這次來北大，除替釋迦、孔子發揮外，不再做旁的事。」4年後，他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問世，乾脆高高供起釋迦放在一旁，全力發揮孔子思想，從文化淵源和人生哲學上對五四新文化運動進行了全面的清算。
來到北大那年，他不過24歲，絕對算是青年。
不僅僅在學術上，他的反大流甚至反到了如何對待賣國賊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五四時，群情激奮，曹汝霖住宅被焚，章宗祥被痛毆。而梁漱溟在當時唯一的公開評論中，卻強調曹、章也應該享有公民權。
其實早在兒童時，梁漱溟便已經形成了這種對主流意識有自己獨特認識，決不肯隨便附和的性格。他作文喜好翻案，先生的評語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不過跟著還有一句：「好惡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
這種性格應該來自於他對父親梁濟的遺傳。梁濟一生始終是個異類。朝廷守舊之時便已經醉心西學，鼓吹革新立憲，批判傳統文化；等辛亥成功清廷真箇退了位，新政當道，倒立志為清朝殉節；張勳想復辟，又不以為然，極力勸阻；復辟失敗了，卻致信張勳以死節相勵——張勳才沒有活得不耐煩呢，拍拍屁股跑到荷蘭使館避難去了。
於是，他自己投了湖。遺書是這樣寫的：「梁濟之死，系殉清朝而死」。
或者，一生矛盾的梁濟自殺並不是殉清，因為他多次說過擁護共和；而是一種絕望，對時局、對政見、對新舊學——對人生的絕望；左衝右突一生，卻仍然看不清道路的絕望。當時很多人都已經看出殉清背後這更重大的意義，包括新派陳獨秀徐志摩等人在內，都感嘆，他這是為了淪喪的道德殉節，確切說，是殉道。
梁濟應該認為，目前看上去熙熙攘攘的大路，其實還是一條死路；而他卻無法找出正確的方向。於是，投了湖。
梁漱溟從父親那裡遺傳來的不僅僅是不從俗的性格，更多的還是對天下事的責任感。梁濟一生從未處於歷史的風口浪尖，除了自殺之事稍微引起些注意，可以說很平凡。大半輩子只是做塾師、幕僚，年屆四旬方以舉人入仕，也不過做些中下層閑官。這類人，一般來說只要自己願意，任他時局再變，生活可保無虞，盡可以優遊卒世，可他卻因為對世事的絕望而選擇了自殺。這種悲壯高尚的心態在遺書中說得清楚：「國性不存，我生何用？國性存否，雖非我一人之責，然我既見到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後喚起國人共知國性為立國之必要。」這充分表現了他的骨子裡被深深烙上了儒家大丈夫當「兼濟天下」的烙印。
父親的人格無疑給了梁漱溟最深刻的影響：從小便立志做個偉人，拯萬民於水火之中。後來梁漱溟回憶童年這樣寫道：在父親的感召下，「使我幼稚底心靈隱然萌動著對社會對國家的責任感，而鄙視那般世俗謀衣食求利祿底『自了漢』。」
這種責任感隨著梁漱溟的成長一日日加強，使他小小腦袋中充滿了與年齡極不相稱的大命題，他寫到：「我自十四歲進入中學後，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驅使我在兩個問題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問題，即人活著為了什麼；二是社會問題亦即是中國問題，中國向何處去……總論我一生八十餘年的主要精力心機，無非都用在這兩個問題上。」
父子是如此的相似，梁漱溟一度也想過自殺。
1912年6月底，梁漱溟病痛多年的母親終於得到了解脫，至親的逝去再次誘發了隱藏在梁漱溟心底多時的魔障——他開始暗暗籌劃著離開這個人世。多年後他不止一次提到這段精神迷亂的時期，可每次敘述都有所不同。但有一種記載最能說明問題，他說那時想自殺的原因是「要強的心太高，看不起人家，亦很容易討厭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