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對尚識廉恥的士人，最大的侮辱是什麼呢？
亂臣奸臣？一般角色好像還修不到這個地步，等有了這樣的實力時，這幾個字就很可能得嘀嘀咕咕吞到那些敢怒不敢言的人肚子里去了。貪官贓官？遍地皆是，說不定罵別人的同時也就罵了自己。庸官？尸位素餐？不學無術？有本事你也來屍位一回？咱家才學不好，獨你就是太白轉世子建重生？
「貳臣」！
這兩個字出來，立時不知有多少人涔涔汗下，濕透了楚楚的衣冠。
改朝換代大是大非之前，太平時代無論多麼令人切齒的惡行醜態：狠毒貪婪也好、刁鑽陰險也好、無能虛偽也好，統統成了滔天濁浪里微不足道的爛草浮沫。
作為臣子，忠貞不二，是我們這個以忠孝治國的古老國家最後也是最基本的道德底線。幾千年來，做為立身綱領的三綱，第一綱赫然便是「君為臣綱」！好女不事二夫，大難臨頭，大臣豈能背棄君主？
失節女子尚得承受千夫所指，你個朝秦暮楚的反覆小人如何有顏活在世上？
於是不知有多少人，在暗夜裡咬著被角低聲抽泣，為了當時一步已不可挽回的失足痛不欲生，狠狠地扇著自己憔悴的老臉。
淚眼朦朧里，身邊的金壁輝煌錦衣玉食都成了最刻骨最殘酷的諷刺。
「所願者下不欺於地，中不欺於人，上不欺於天，以三不欺為素。賤如是，貴如是，長如是，老如是。」
字裡行間的得意和欣慰，幾乎能使後人看到，作者微笑著別袖於身後，傲然地俯視著天下蒼生。而這幾句話，卻是出於歷史上一個可能是最大的貳臣，末年對自己一生總結性的自敘中。
哦，準確地應該說，是「四臣」。他就是「歷任四朝，三入中書，在相位二十餘年」，奉事八姓、十帝，五代時中原幾乎所有王朝的首輔重臣：馮道。
自敘里，馮道為自己取了一個號：「長樂老。」
「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歐陽修）
「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司馬光）
「位極人臣，國亡不能死，視其君如路人，何足重哉！」（胡三省）
「（馮）道之惡浮於紂，禍烈於（盜）跖矣。」（王夫之）
……
這就是後人對這位長樂老的評價。
好像能聞到文字背後的火藥味，甚至聽到了從一個個鼻孔里發出的或響或輕的「嗤」聲。
他們的憤慨可以理解，然而，如果歷史能夠換個時空，讓他們處於馮道的位置上，這些慷慨激昂的忠臣義士，又會如何表現呢？
最大的可能，是多了一批遠走高飛的逸民，多了一批牢騷滿腹的隱士，情況如果急了，應該也會出現一個兩個如幾百年後方孝儒那樣的鐵骨烈士。
來自他們所處時代對道德越來越嚴格的約束，他們是會為了氣節，為了身後錚錚的英名，犧牲其他所有一切的。然而，滄海橫流的時代，這種逸民隱士或者忠臣烈士，除了在歷史上留下貞烈不屈的遺迹以激勵後人，替後人的朝代在思想的穩固性方面添一塊磚，加一根血淋淋光閃閃的梁，對於當時水深火熱中的黎民，又能有多大的意義呢？
自從讀了馮道的傳記，我一直有個小小的願望，希望能見一見這位長樂老人的墓碑。不僅是想看看上面是否留下了千百年來數不勝數的衛道士火氣十足的批判文字，就像頑童在牆上「某某人是大烏龜」之類的即興創作，或者像一篇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文章後唾沫橫飛的跟帖；主要是覺得好奇：小小墓碑，如何篆得下這位不倒翁赫赫一長串聯通五代的官名？——
他的碑上，到底刻的是哪朝哪代，哪個職位？
後周顯德元年初夏，公元954年，七十三歲的馮道終於走完了他那連自己也不敢想像後人將如何評價的一生（他在自敘里，也留下了一句無奈而不祥的哀嘆：「知之者，罪之者，未知眾寡矣！」），走入了那塊神秘的墓碑背後。
也許是修史人對馮道的厭惡，正史沒有留下多少馮道死時朝野的反映，不過是例行的輟朝、封贈、追謚。但還是留下了一些無法掩飾的痕迹：據說他出殯那天，紙錢撒得讓路旁的樹都成了白色的；歐陽修的《新五代史》更是不得不記下了這麼一筆：「時人皆共稱嘆，以謂與孔子同壽」。
紙錢沒說定是百姓自發撒的，但對於一個如後人所譏，是個朝秦暮楚、反覆無常的小人貳臣，是誰也不會想到拿他的壽數與孔子相提並論的——那豈不是大大褻瀆了至聖先師嗎？如此敢與孔聖類比的，後世好像只有魏忠賢，而馮道卻是出了名的謙恭寬容，全無那種毒辣狂妄的手段。
對於鄙夷馮道的人來說，有場對話是他們津津樂道的。雙方是馮道和遼主耶律德光。遼主問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他答道：「這個時代，佛祖出世也救不得——只有大皇帝您救得」。聽啊，多麼的奴顏婢膝，多麼的噁心肉麻！按後世那些直臣君子的作法，這個時候應該是昂首挺胸鬚眉倒立，給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胡夷好好上一堂聖人如何勝殘去殺兼濟天下的中華大義之課——堂堂一國宰輔，豈能如此卑微丟臉？
多年後，同樣處於是非旋渦中心的王安石，卻以實幹家的胸襟，深深敬佩馮道這一席話的良苦用心，簡直是「諸佛菩薩行」。說這是「屈身以安人」，為了安定天下百姓，一身之榮辱早已置之度外了。
歐陽修畢竟是合格的歷史學家，他還是在《新五代史》上記下了這麼一筆：「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
這次談話，只是馮道一生中，盡自己所能，以安定亂世百姓的無數次努力中的一件。
史書還記下了他的其他一些即使是放入《良臣傳》《循吏傳》也毫不愧色的事迹：
小心而又巧妙地進諫暴躁的後唐明宗李嗣源，有機會便為這位行伍出身不識文字的皇帝宣講儒家經書，希望他能收斂性子，兢兢業業體貼下民；
以自責為手段勸劉知遠改正錯誤的律條以救護百姓；
在滿朝文武對出使殘暴無信的契丹心驚膽戰時坦然領命，甚至領命後直接啟程而不曾回宅咐囑家事；
將契丹人掠奪而來的漢人子女贖身送還；
獎掖孤寒學子，大力提倡文教；
連天戰火里，化大力氣刻印《九經》，竭力保存文化；
每逢荒年就用自己的俸祿賑災；
……
板蕩的人世間，馮道使出渾身解數，力求使在他所能影響的土地上苦苦掙扎的百姓們，儘可能活得好一些。應該說一定程度上也做到了：起碼後唐明宗時，史書上記載著「粗為小康」。
把目光稍微離開一下馮道，讓我們看看那短短八十多年裡，一茬一茬地在大唐帝國的廢墟上來來往往的梟雄們吧。
有意思的是，無論他們用什麼辦法得到這個殘缺的政權，也無論他們姓什麼、屬於什麼族，只要他們的屁股下了戰馬，在坐上那把血跡斑斑的龍椅的同時，首先幾乎都要做同一件事：
恭迎或者徵召馮道。
發生過這麼一件事。乾佑三年（公元950年），後漢隱帝劉承祐猜忌大將郭威並想殺了他，結果激起兵變。郭威率軍進攻開封，劉承祐為亂兵所殺，皇位空出來了。羽翼已豐的郭威一心以為後漢大臣將擁自己為帝，可是見了馮道之後，居然發覺他一點表示也沒有。他試探著向馮道行了禮，馮道竟然大咧咧的受了，郭威由此意識到奪位時機未到，只得暫且推別人為帝了。
馮道擁戴與否，差不多成了政權是否合法的象徵。
仔細想來，這個現象其實合情合理。
政權，原本就得由皇帝和大臣共同組成。在皇位如野菇般朝生夕滅缺少可靠性的時候，反而是較為固定的大臣們，對這個紛紜雜亂的天下能起多一些的震懾穩定作用。流水的皇帝鐵打的臣，只要不在興替的殺戮中卷得太深，大臣們就如同滔滔洪流中的舢板，繼續漂流，繼續載人——
而皇帝只是舵手：舵手可以常換，舢板要重打一艘卻是麻煩。
馮道，這時就是小小舢板不可或缺的沉重的鐵錨。
也許在那個時代，登基時，面對腳底萬民，玉璽、龍案、兵馬、馮道，四者俱全，新主剛放下刀槍戈矛的手才會覺得好像又抓住了什麼，才會有沉甸甸的穩定感安全感，覺得自己這才是真正的坐穩了。只有老臣順服聽命了，在子民們看來你才像是真正繼承了那副爛攤子，才會絕了對前朝的念想——連多年的老夥計都不是繼續幹上活了嗎？
而齊嶄嶄一色新人新衣的朝廷怎麼看都像是草寇的山寨或是暴發戶的店堂。
後來明成祖和方孝儒之間，以千百條人命了結的衝突，悲劇背後，也應該存在著同樣的原因吧。
再看看當時的百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