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盧敦基
當我們還是十歲左右的小學生時，被告知社會上的每個人都隸屬於一個不變的階級。而其中，鄉間的我們那時還沒怎麼見過的工人階級，在台階的最上層，農民為第二，農民中又以貧農僅次於僱農排列第二。南方山村中的孩子，大多屬貧農出身，因此見了少數中農以上成份家庭的孩子不禁趾高氣揚。一天早自修，大家自學《毛選》第一卷開篇之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終於有同學問出了那個大家平素常常想到的問題：
「老師，那我們屬於什麼階級？」
一個讓我們目瞪口呆的答案被拋了過來：
「你們是學生，學生應該屬於小資產階級。」
我們貧農出身的孩子，竟然會變成千人罵萬人踩的「資產階級」？儘管「小」！那一瞬間，我們都憤怒了。終於，一個最勇敢的同學挺身而出：
「如果我們是小資產階級，你便是大資產階級！」
二十多年後，當我站在平壤仰視標誌著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聯手建設社會主義的主體思想塔時，腦海中莫名其妙地浮現出了這件事。
上古時期的中國，除了現實的政治權力控制者外，還有一種人可以與其分庭抗禮，那就是「巫」。巫是那個時期的知識分子，他擁有知識，同時擁有與上天神秘溝通的能力。我們可以說那個社會是分權的。而一個分權的社會，多多少少有一些民主的特徵。現在我們讀《尚書》、《左傳》、《國語》甚至《戰國策》，其民本思想觸目皆是，馬克思主義史家稱為「古代奴隸民主制殘餘」。可是經過歷史的淘洗，尤其是戰國之後，中國從此不為上天再留可與現實統治者平等抗衡之地位，一個實用理性的社會被構建出來。現實利益成為壓倒一切的根本利益，宗教被放逐出日常以外。
這種轉軌，於中華民族日後的發展，是福是禍，難以斷言。但是知識分子肯定是多挑上了一副重擔。原來人類的生活，永遠包括理想和現實兩大部分。人類的知識，本也分成為理想和為現實兩大類型：後者提供現實生活的有效知識，如農業、氣象、醫學、軍事、社會組織等等；前者則包括何謂幸福、何謂真理等價值判斷。在許多地方，這兩者的責任可由知識界和宗教界人士分擔，但在中國，由於後者被放逐，便註定只能由同一類人來承載。
問題只在於，這副重擔是知識分子註定難以挑起的。為什麼？人挑重擔，必須得有一副好身板，知識分子承受歷史重任，也需要有可憑恃的依靠。他們衣食充裕，以閑暇時間研究世界，本該提供科學知識以及理想信仰。而在現實世界中維護信仰，宗教界人士有上帝可以依靠，西方古代「法」所以是「自然法」，那都是背靠上帝的意思。而中國的知識分子，生活於一統皇權以內，其私人財產甚至生命又從來未被尊重更不設保障，一舉一動須仰承現實統治者的鼻息，又有何力量抵抗專制君主雷霆之怒？
從這個意義上，中國知識分子可謂舉世無倫。他們只憑著一腔正氣和一團信念，與巨大的現實政治權力周旋抗衡。所謂「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說的就是這個意思。他們也不是天生不滿現實社會的正常運作，他們只是覺得現實社會的運作需要符合一個正義的理想。偏離這個理想太遠了，他們就要抗議，要呼籲，要行動。至於那個正義的理想在何處，現實社會中並無蹤跡，那隻存活於他們的心中。
作為掌握現實權力的統治者們，如用較為長遠的眼光看，對知識分子也能容忍甚至一用。因為他們也知道，較合於天道的統治必然更為久長。問題只在於，政治永遠只能依附於骯髒的泥土，如果脫離了泥土，自然要成為空中樓閣，因此理想不得不讓步於現實。而來自人心的種種罪惡諸如貪婪、怯懦、妄為、邪欲等等，隨時都在驅使運作政治的人們。他們有時僅僅為了心中的一絲滿足，也不憚對抗一下自以為是的天道。而對這種膽大妄為，短期內也不會有什麼懲罰，除非正好發生日食、地震什麼的天象示警。在這樣的背景下，無神論的鼓吹有時反是助紂為虐：如果驅除了神秘的報應，那些現實權力的掌握者們更又有何忌憚？縹緲的天與道混為一體，正是知識分子可憐的憑藉。自漢至清，中國社會便在這樣一個強弱判然的模式中運作。一方面，是現實權力的掌握者們；另一方面，是匍匐於這個權力之下的億萬小民。而讀書人藉助於知識、道德與信仰躋身於權力階層，其中的少數堅強者一邊參與治理，一邊遵循理想，以天和道與統治者周旋。
但是，惟有宋代，才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黃金歲月。自元代始，歷代統治者開始打壓知識分子，儘管明太祖重用劉伯溫，清朝開國也重用范文程等人，但那都是無奈之舉。一到大權獨攬、可以為所欲為，他們便露出本來面目，以政治權力向理想開戰，甚至不惜貶斥經典《孟子》，皇帝同時兼做聖人，將理想和理論闡釋權收歸自己手中，宣布文人為「名教罪人」（錢名世），據說還讓讀書人專收破銅爛鐵（杭世駿）。除非王綱解紐、天下大亂，知識分子可以憑一己之才一展身手；一俟海晏河清，知識分子竟然還不如放馬南山之軍旅，戰戰兢兢如月明星稀時之南飛烏鵲，繞樹三匝無枝可依，也如風中餓鴉，甚至衣食不得暇給。為何歷史越是發展，中國的讀書人境遇越是悲慘？這是我青年時期對單線式歷史發展的第一個幼稚疑問。然而時至今日，這個難題依然盤踞於我胸中，縈懷難去。知識分子竟然要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才有正當的存活理由。那麼，如果沒有工人階級，那麼他們是不是應該放諸四裔、投畀豺虎、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甚至死無葬身之地？
當然，知識分子有他自身的特別弱點。直截地說，他們並不適宜操控現實權力。不能因為讀書人對治國良策有研究，對萬世太平有憧憬，就把政治權力交到他們手中。宋代士大夫的權力不小，但未必干下多少好事，就是最好的歷史教訓。當然，這也不是說一個社會就應該將他們置之度外，相反，在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中，最受尊敬的應該正是這些思想者，因為他們是社會之導師。「真正稱得起民主社會的英雄人物，不是那些武人和政治領袖，而是像傑斐遜、霍爾姆斯、杜威、惠特曼等等導師人物，以及其他一切給予人民以見解、方法和知識的人。」（悉尼·胡克語）。至於政治家，只是為人民服務的僕人。人民之所以要尊崇政治家，最強有力的理由往往是他們不受權力的誘惑，而是順從人民的意願，即使他們知道人民是錯誤的。
這又回到了中國的老問題：知識分子憑什麼抵禦現實的政治威權？
無論如何，中國的知識分子卻在無所憑恃的情形下，義無反顧地挑起了這副歷史重擔。從孔子、孟子，到董仲舒、司馬遷、王安石、黃宗羲，可以拉出一長串思之讓人神顫骨驚的名字，他們的努力當然也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們的身體和諸多皇帝重臣一般灰飛煙滅，但是他們的精神卻垂範千古！
擺在大家面前的這部書，在我看來，大抵寫的就是這麼一些故事，這麼一種精神！
更確切的說，這部書，作者選取了中國歷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人物和事件，用蒼涼和帶有感情的筆法，勾勒出了一幅三千年中國歷史的厚重大寫意畫卷，主題其實並不能用簡單一兩句話限定下來。然而細讀一遍後，給我最突出的感覺卻是看似駁雜的內容中，作者真正力圖表達的，或者說著力的重點，應該正是上文中我提到的這種精神：中國的文人——知識分子，一代接一代薪火傳承，永不消沉的對現實社會的責任感。面對強權，他們始終不屈不撓地努力，呼籲、抗議、行動，試圖將社會朝著理想中正義、和諧、溫情、大同的方向引導——縱然了無憑恃，縱然無人理睬，縱然無濟於事，縱然焦頭爛額、縱然刀鋸加身！
這種悲壯而寶貴的精神，庶幾可以用「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來概括吧。
作者鄭驍鋒先生，是我的同鄉。家鄉永康，近年經濟發展迅猛，排進了全國百強縣前五十位。但由於曾經窮困多年，文化土壤自顯稀薄，文化成果與經濟遠遠不能匹配。近來忽見鄭君文字，流暢老到，頗有思想，驚喜於近年文化之進展。因此願為其文作序，並熱忱推薦給廣大讀者。
摘要：
1.絕筆——疲憊的聖人
有時簡直對這些齷齪的貴族掌握權力的合理性表示懷疑，但動作太激烈了是會血流漂杵的啊！可他總有個預感，一些新的力量正在某個角落裡暗暗摩拳擦掌。但他明白自己的才能不過是像女媧，至多能把破了的天試著補補，像盤古那樣去開天闢地，他是從來不敢想像的。
他沒留下一個虛幻的天堂，只是為後人指了一個努力的方向——他從未想過做那高高在上的神。
而現在，他真的老了。
2.奈何——項羽的最後一戰
遠處，終於傳來了一陣馬蹄聲，越來越近，鋪天蓋地，雷鳴般。一群野鴨「嘎」地一聲從岸邊的枯草叢裡驚起，撲騰著向對岸飛去。翅膀扇下了項羽戟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