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高明的兇手，從殺害一個獵物到尋覓下一個目標之間的軌跡總是曲折晦暗的，幾乎從無可能按部就班、確鑿無疑地用某種理論一以貫之。而警方是多麼希望能辦到這一點啊！
就拿羅傑·波雷的例子來說吧。
九月一個晴朗的午後，安吉拉·菲普斯小姐正沿著伯恩茅斯 的海岸緩步徐行。菲普斯小姐年約三十多歲，是一名牧師的女兒，雙親都已亡故。她新近剛從一位姑媽那裡繼承了一筆數目雖不龐大卻也頗為可觀的遺產，足以讓她棄卻家庭教師的工作，並且用她的話說——「到處走走看看」。
根據眼下我們手頭的照片來看，菲普斯小姐並非其貌不揚。據說她是一位棕色頭髮、藍色眼珠、性情有趣但百分之百賢良端莊的淑女。在這個九月的午後，她頭戴一頂緊緊的便帽，身著絲毫顯不出腰形的上衣，正是1930年流行的裝束，沿著伯恩茅斯海岸漫步散心。
正是在那裡，她遇見了羅傑·波雷。
直截了當地說吧，這樣一個陌生人能夠俘獲一名牧師之女那素來一塵不染的芳心，其實並不奇怪。正相反，簡直是手到擒來。
就和諸多從小接受所謂「上流社會課程」嚴格教導約束的女性一樣，安吉拉·菲普斯那嫻靜的眼帘背後，蟄伏著對浪漫愛情的渴求，她身體中蘊藏著的那股激情，足以讓為數不多的朋友們驚駭不已。有鑒於此——羅傑·波雷想必提醒了你——一切都取決於過程。被嚴詞拒絕的可能性並不是沒有，伹這並不是因為你的意圖，而是因為你展現那些意圖的方式。
而這位安靜、彬彬有禮的陌生人，帶著魅力十足的微笑和斯文高雅的音色，沒有犯任何錯誤。
三天之內，她便被他捲入了狂熱的情感漩渦，甚至在寫給自己的律師的一封信函中都語無倫次。兩周後二人便在倫敦一家登記處共結連理。隨後波雷先生帶她前往蘇塞克斯郡克羅布拉鎮 外一間半磚木結構的鄉間小屋，這是他連同傢具一起租下來的，如同田園詩一般可人。蜜月期間，有幾位鄰居曾和幸福得滿面紅光的她打過照面。一天下午臨近傍晚時分，送報的男孩注意到了迷濛的薄暮中，她那在門前的小道上清掃落葉的身影，那時恰是黃葉紛飛的季節。
此後再也沒人見過她。
「我們夫妻倆必須回倫敦去了，」這位討人喜歡的波雷先生告訴一位好心的銀行經理，「我確信——讓我想想——當初我們打算長住此地，所以用兩人的名字開設了一個聯合賬戶？」
「正是如此，波雷先生。」
「若您不介意的話，我們想註銷這個賬戶，把現金提出來，」他笑道，「我妻子總說要去美國，所以我們急需現金。這是我妻子的簽名，在我的簽名下方。」
所有賬單都結清了，小屋的租金也已付訖。當晚波雷先生開車離去，顯然是和他妻子一起。沒人懷疑什麼，也沒有任何犯罪的跡象，並且（請注意這一點）沒有任何蛛絲馬跡會讓人聯想到一具屍體。
我們再次聽聞羅傑·波雷是在兩年後，在倫敦女王音樂廳一場交響樂演出上，他遇見了伊麗莎白·莫斯納爾。
伊麗莎白時年三十二歲，略顯痩削，一頭金髮，愛好藝術。和安吉拉·菲普斯一樣，她也擁有一筆小小的財產，使她可以投身於鋼琴學習。和安吉拉一樣，她也是孑然一身，僅有一個弟弟，卻早已下落不明，斷了音信。
每當伊麗莎白聽到偉大的音樂，都會啜泣不已，她說她在精神上委實非常孤獨。我們可以想像，當這兩人在女王音樂廳相遇時——鑼聲一起，管樂弦樂齊鳴，對音樂的痴狂之情正達頂點——伊麗莎白當時正傾身向前，全神貫注，而這位陌生人的雙手輕輕覆在了她的雙手之上。
他們在貝斯沃特 一家小教堂里成婚，與伊麗莎白那潔凈的住處相距不遠。波雷先生這次使用的名字是羅傑·鮑德溫。他們前往波雷先生租賃的一座鄉間小屋消夏，小屋坐落於鄧納姆與傑拉德十字街之間 。
他為她買了一架鋼琴。鄰居們不時能聆聽那令人心醉的琴韻，然而好景不長。就在伊麗莎白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之前，她將自己的所有財產都轉移到丈夫名下。
「我對生意上的事一竅不通，親愛的，」她低聲說道，「你會知道如何妥善處理的。」
據目前所知，當時她的身後之物，只有幾件不值錢的首飾，以及一張她為心愛的丈夫所畫的素描，但是畫得很差。小屋的下一任住戶不疑有他，將這些東西統統掃進了垃圾箱。
那麼第三名受害者呢？
可以想見，波雷先生幹掉他的前兩任妻子，無非是求財心切。而第三名受害者安德蕾·庫珀，則是另一種情況。
安德蕾沒什麼錢，年方二十歲，工作是在牛津大街上給一個看手相的人當助手。她一口倫敦腔，無論從才智還是教育背景上來說，對波雷先生應該都沒什麼吸引力，但是，她容貌艷麗，十分性感。波雷先生在波恩大街地下車站的一個轉角處發現了她，當時她以為自己將被解僱，正哭個不停。
「可憐的小姑娘！」波雷先生嘆道。
他好言撫慰，還給她買了些衣服——但並不多，因為他是個很節儉的人——然後又帶她去度假。他並未費神與她結婚，估計是覺得這也太道德泛濫了吧。1933年春天，他將她帶去北方，住進斯卡布拉 附近一座林間小屋。可怕的一幕再次上演了，出於某些原因，她也不知所蹤。
再重申一次，安德蕾·庫珀沒有錢。她被謀殺，並沒有什麼明顯動機。於是，在所有這些失蹤事件背後那種反常的、潛在的恐怖，開始漸漸浮出水面。而羅傑·波雷第一次犯了個嚴重的錯誤。
因為安德蕾有個男朋友，情急狂躁之下去了蘇格蘭場報案。
「這不像她！」他堅稱，「這一點也不像她！」
這次警方沒有置之不理或袖手旁觀。一份公報被分發到英國每一個警察局。這使得各地警監之間的聯絡，變得比你和身邊鄰居的關係更為密切。所有的信息都匯總到倫敦警察廳，於是有關某個特定男子的線索逐漸集結成冊——他時而是羅傑·波雷，時而是羅傑·鮑德溫，時而又是理查德·巴克萊——讀起來都不怎麼順口。
1934年夏季的一天，我們的老朋友馬斯特司總探長，帶著這份案捲走進了犯罪調査部副警監的辦公室。
馬斯特司身材高大，富有教養，像一個玩牌高手那般彬彬有禮，灰色的頭髮梳理得十分細心，恰到好處地遮蓋住部分已然謝頂的頭皮。他將案卷放在副警監的桌上。
「您找我，長官？」
副警監是個和善的小個子灰發男人，嘴裡叼著個小巧的煙斗。他點了點頭，並沒把煙斗拿下來。
「是不是和波雷有關，長官？」
「沒錯。」
「噢，啊！」馬斯特司深吸一口氣，滿面怒容，「長官，這次我們已經找到這豬玀了，錯不了。」
副警監將煙斗從嘴裡拿出來，清了清嗓子。
「我們拿他沒轍，」他說。
「拿他沒轍，長官？」
「不管怎麼說，現在還不行。假如他殺了那些女人——」
「假如！」馬斯特司哼著鼻子。
「那他怎麼處置屍體呢？你可有證據證明她們已死？」
片刻的沉默中，馬斯特司立正不動，雙臂筆直地垂放在身體兩側。辦公室內酷熱逼人，滿是古老的石牆散發出的氣息。即便如此，馬斯特司還是覺得他這位長官的臉色看起來有些緊張和怪異。
副警監點了點桌上的一本記事簿。
「克羅布拉的『月桂樹』，」他輕輕讀道，「鄧納姆的『航線風景』，斯卡布拉的『迪普戴娜』。」他用手掌緩緩撫過記事簿，「波雷都曾經在這些小屋居住過。我們派出人手，耗費數月時間，在小屋裡外周圍又挖又橇，監視搜尋，卻一無所獲，馬斯特司！」
「我了解，長官！但是……」
「連一丁點血跡，或者別的什麼能推定死亡的證據都沒發現。這行不通。」
副警監抬起他疲倦的雙眼。
「假設，」他接著說道，「波雷還讓這些女人活著呢？她們是自願離開他的？」
「但如果她們仍未出現……」
「波雷沒有證明她們仍然存活的義務，而我們得證明她們已經死了。如果我們能辦到的話。」
「他和她們都結過婚，長官。我們能以重婚罪逮捕他。」
「判個五年？甚至有可能是兩年，如果法官給他附加勞役的話。不，馬斯特司，那太便宜這位先生了。」
「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長官。儘管如此——」
「波雷眼下身在何處？你追蹤到他了嗎？」
這正是馬斯特司腦海中不堪重負的真正原因。為此，他特意熨過了身上這件藍色的嗶嘰制服，站姿更為筆挺，面對他長官腦後那排在陽光下閃爍的窗戶，鏗鏘有力地答道：
「不，長官，我還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