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不太滿意地看了看來客。密勒討厭硬領和領帶，平時儘可能避免使用它們，他穿著一件白色尼龍高領絨衣，外罩一件圓領的套頭黑色絨線衫，在這兩件衣服外面他還穿著一件黑色的運動衣。醫生的表情明白地說明，探視病人時以穿上硬領打上領帶更為合適。
「她的侄子？」他驚奇地重複說，「奇怪，我不知道溫德爾小姐有一個侄子。」
「我相信我是她唯一活著的親戚，」密勒說，「這很明白，我要是知道我姑姑病了，我早就來了。文策爾先生今天早晨才打電話通知我，要我來看望她的。」
「文策爾先生平常這個時候就會上這兒來的。」醫生說。
「我知道他被叫走了，」密勒溫和地說，「至少，今天早上他在電話上是這麼告訴我的。他說他幾天之內不會回來，還要我替他來探望探望。」
「出門了？多麼離奇，多怪啊！」醫生沉默了一會，躊躇不決，然後加了一句，「請等一下。」
密勒看見他從他們在那兒談話的那個前廳轉身出去，走進旁邊的一個小房間。從開著的門裡，他聽見醫生在給文策爾家裡打電話。
「他真的出去了嗎？……今天早上？……要幾天嗎？……噢，不，謝謝你，小姐，我只要證實一下他今天下午是不是不來了。」
醫生掛上話筒回到前廳，「奇怪，」他咕嚕說，「溫德爾小姐入院以後，文策爾先生每天準時來到，真是最忠實不過的了。咳，假如他再想見她一面，那他最好得快些。她情況很糟，你知道。」
密勒裝作憂鬱的樣子。「他在電話上就是這麼告訴我的。」他扯謊說，「可憐的姑姑。」
「你是她的親戚，當然可以跟她一起呆一會兒。不過我必須警告你，她說話已不太有條理了，因此我必須要求你說話盡量簡單明白。請這兒走。」
醫生領著密勒走過幾個通道，在一間卧室前站住了。這座房子過去顯然是一座私人的大住宅，後來改成醫院的。
「她就在這兒。」他說著，讓密勒進去，在他身後關上了門。密勒聽見他回去的腳步聲。
房間里黑糊糊的，直到他的眼睛適應了從稍稍拉開的窗幕縫裡透進來的冬天下午的暗淡光線之後，他才看清了床上那個女人枯萎的模樣。在她的頭下和肩下墊著幾個枕頭，她臉色蒼白，而身上的睡衣卻又顏色那麼淺，以致整個人都跟床上的鋪蓋混成一片了。她雙目緊閉。密勒很少有希望從她那兒探聽到失蹤了的偽造證件者可能的去向。
他低聲叫道：「溫德爾小姐。」眼皮活動，張開了。
她盯著他看，但眼睛裡毫無表情，密勒懷疑她甚至根本沒有看見他。她重新閉上她的眼睛，開始斷斷續續地嘟噥作聲。他俯近過去想聽清從灰白嘴唇里吐出來的混亂語句。
那些語句沒有什麼意義。有幾句是關於羅森海姆的，他知道那是巴伐利亞的一個小村子，可能她是生在那裡的。還有什麼「全穿著白衣服，多漂亮，漂亮極了」，然後還有些混亂的無意義的單字。
密勒靠得更近些：「溫德爾小姐，你能聽見我說話嗎？」
垂死的婦人繼續嘟嚷著。密勒聽到說的是：「……每人都帶著一本祈禱書和一束花，……全都是白色的，多麼純潔。」
密勒皺起眉頭捉摸了半天才搞明白她在說些什麼。在昏亂中，她是在回憶她第一次領聖餐的儀式。象他自己一樣，她曾經是一個虔誠的羅馬天主教徒。
「你能聽見我說話嗎，溫德爾小姐？」他重複說，心裡不存什麼希望了。
她再次睜開眼睛，盯著他，望著圍在他頸上的白色寬頻，胸前黑糊糊的一片和黑色的外套。使他吃驚的是她又閉上了眼睛，而她扁平的身軀卻抽搐起來了。密勒著急了，他想還是把醫生叫回來的好。兩行眼淚從她閉著的眼睛裡湧出，順著羊皮紙似的面頰滾落下來。
她的一隻手慢慢地在被子上摸向密勒俯近她時支在床上的手腕。她以驚人的力量，或者簡直是不顧死活地緊緊抓住他的手腕。在她十分清楚地說出「祝福我，神父，我有罪孽」這幾句話之前，密勒已認定她不可能告訴他關於克勞斯·文策爾的任何事情，正打算掙脫出來動身走了。
密勒愣了幾秒鐘，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後來他看了一眼自己的胸膛，這才明白那婦人在朦朧的光線中認錯人了。
他心裡鬥爭了兩分鐘，決不定是就此離開她回到漢堡呢，還是冒一下靈魂進地獄的危險，最後尋試一下通過偽造證件者的線索來追尋愛德華·羅施曼。
他又俯向前去，「我的孩子，我準備聽你的懺悔。」
於是她開始講了，她用一種枯燥乏味的單調語言敘述了她的生命史。她的童年時代是在巴伐利亞的田野和森林裡度過的，出生於一九一零年。她記得她的父親去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三年後一九一八年停戰時才回來，對那些在柏林屈膝投降的傢伙滿腔怒火，恨聲不絕。
她記得二十年代初期的政治動亂，記得在慕尼黑附近發動的未遂政變，當時有一個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街頭煽動家率領了一群人企圖推翻政府。她父親後來和他搞在一起，並且參加了他的黨。當她二十三歲時，那個煽動家和他的黨組成了德國政府。然後是參加全德少女聯盟的夏令營，給巴伐利亞地方長官當秘書，跟穿著黑制服的漂亮的金髮青年們跳舞，等等。
不過她長大後很醜陋，又高又瘦頭骨突出，馬臉，唇上毛茸茸的。她那一頭耗子毛向後挽成一團，穿著深色的衣服，套著格格作響的鞋子。她到三十歲的時候知道自己是沒希望象村子裡別的姑娘那樣結婚成家了。一九三九年，這個憤懣不平、滿腔仇恨的女人被委任為一個叫做拉芬斯布呂克的集中營的女監長。
她講到那些遭她鞭打和棒擊的人們，講到她在勃蘭登堡的那個集中營里大權在手，任意肆虐的日子，眼淚從她兩頰徐徐滾落下來。她的手指抓住密勒的手腕不放，生怕他在她講完之前就憤然離去。
「那麼在戰爭以後怎樣呢？」他柔和地問道。
流浪了好幾年——被黨衛軍拋棄了，受到盟軍的追捕，白天在廚房裡當女佣人洗碗碟，晚上住在救世軍收容所里。
一九五零年，她認識了文策爾，他當時住在奧斯納布呂克一家旅館裡，正在物色買幢房子。她那時是個女招待。那個矮小的中年男人買好了房子，便建議她來替他管家。
「就這些嗎？」當她停下時密勒問。
「是的，神父。」
「我的孩子，你知道如果你沒有懺悔你的全部罪孽，我就不能給你舉行懺悔式。」
「那是全部，神父。」
密勒深深地吸了口氣，「那麼關於假護照的事呢？就是他替在逃的黨衛軍偽造的那些東西？」
她沉默了一會兒。他擔心她已經失去知覺了。
「你知道那個嗎，神父？」
「我知道。」
「我沒有造假護照。」她說。
「但是你知情，知道克勞斯·文策爾乾的事。」
「是的。」這話是低聲說的。
「他現在已經走了，他跑掉了。」密勒說。
「不，沒跑。克勞斯不會跑掉，他不會離開我，他會回來。」
「你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嗎？」
「不知道，神父。」
「真的嗎？想想吧，我的孩子。他是被迫逃跑的。他會跑到什麼地方去呢？」
瘦削的腦袋在枕頭上慢慢搖著，「我不知道，神父。如果他們恐嚇他，他就要用檔案。他對我說過他要。」
密勒吃了一驚。他向下看這個女人，現在她的眼睛閉上了，好象睡著了。「什麼檔案，我的孩子？」
他們又談了五分鐘。這時有人輕輕敲門，密勒鬆開女人的手，站起來要走。
「神父……」聲音是可憐的，懇求的。他轉過臉來。她望著他，眼睛睜得很大，「祝福我，神父。」
音調是哀求的。密勒嘆了口氣，那是一個大罪。他希望有朝一日人們能夠理解他的苦衷。他舉起右手劃十字：「奉聖父、聖子、聖靈之名，饒恕你的罪過。」
女人深沉地嘆了口氣，閉上眼睛，失去了知覺。
在外邊的甬道上，醫生在等著。「我覺得時間真夠長的了。」他說。
密勒點點頭：「是啊，她睡了。」他說，看了門周圍一眼。醫生送他回到前廳。
「你想她還可以活多久？」密勒問。
「很難說。兩天，可能三天，不會再多了。我很抱歉……」
「呃，是的，謝謝你讓我去看她。」密勒說。醫生替他開了前門。
「哦，還有一件事，大夫。我們家裡都是天主教徒，她求我請一個神父。臨終的儀式，你知道？」
「是的，當然。」
「你可以找一個嗎？」
「當然可以，」醫生說，「我以前不知道。我今天下午去找一個吧。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