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九年（1774）四月，乾隆皇帝下諭旨批准陝甘總督勒爾謹在甘肅如例收納監糧的請求。此時的乾隆自然想不到，這是一道日後令他追悔莫及的諭令。
清朝的捐監製度始於順治六年（1649），至康熙四年（1665）已經成為定例。到了乾隆皇帝即位時，捐監實行多年，已經是弊端重重。乾隆元年（1736），乾隆皇帝下令罷除一切捐例。但不久後廷議時，群臣認為捐監為士子應試之階，請求允准戶部收捐，收監糧以備各省賑濟，乾隆皇帝同意，但只保留了折色捐監（折色，即將該收捐的糧食折價成銀鈔布帛或其他物產）。不過因為只有戶部有收捐的許可權，因而此項措施對增加糧食儲備的效果並不明顯。到乾隆三年（1738）時，乾隆皇帝將捐監的許可權劃歸各省，由各省總督或巡撫主持捐監，但又規定改折色捐監為徵收本色（米麥稱為「本色」，指只能直接收捐糧食）。
按照乾隆皇帝的打算，原本計畫各省捐谷三千餘萬石。遺憾的是，捐監收糧的權力下達到各省地方後，實行得並不順利。這是因為朝廷只准地方收捐本色糧食，但地方收了糧食後，還要面臨儲藏的問題——「地方有司每以歲久霉變，易罹參處，折耗補數，貽累身家，一見積穀稍多，即為憂慮」（《歷史檔案著各省將採買補倉及納谷捐監一概暫停事上諭》）。這樣，地方官員為了避免因糧食發霉損耗引發的補償，對徵收本色往往積極性不高。
在這期間，不斷有捐監案冒出，大多是地方官員為了中飽私囊，在經辦捐監時私收規禮（舊時官吏﹑差役憑藉便利，巧立名目的慣例性收費）。比如乾隆七年（1742）福建捐監「經收各員於部定倉費飯食之外，每名索取規禮二三十兩至四五十兩不等。查每名監生，統計捐費不過百十金，今公家收其二，官吏取其一，雖曰減價，其實加價」（《清高宗實錄卷二百二十九》）。最後查明涉案官員共收規禮一萬五千九百三十六兩。地方官員大收規禮，無疑大大提高了報捐的標準和門檻，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導致報捐人數的減少。
更有甚者，還有地方官員私自將徵收本色改為折色。比如乾隆五年（1740），潮州府海陽、潮陽二縣縣令私收折色案發。當時海陽縣報捐四萬三千八百石，實儲倉谷三萬一千三百餘石，潮陽縣的倉儲則只有報捐的十之二三。兩廣總督馬爾泰認為二縣縣令改本色為折色情有可原，「多有先收折色為將來買補地步，以避霉變，以冀余平之意」，因此只下令二縣縣令補足倉儲即可。乾隆皇帝得知後，對馬爾泰的處理大為不滿，認為：「各省納粟准做監生，原為豫籌積貯，以裕民食起見。若地方有司私收折色，是巧開捐納之例矣。在州縣之私意，不過目前希得余平，將來又可免於折耗。不知年歲豐歉，難以豫定，一有緩急，倉廩空虛，何所倚賴？彼時若欲購買，價值必致昂貴，其弊不可勝言。然此猶其善者，若遇不肖州縣，收銀在庫，易致侵挪，從前虧空之弊，大率由此，豈可又蹈前轍？」（《清高宗實錄卷一百一十六》）顯然對地方私改徵收本色為折銀一事深惡痛絕，海陽、潮陽縣令均因此被革職，所缺倉谷被勒令各自掏腰包賠補，兩廣總督馬爾泰也因處理不當被交部議處。
儘管乾隆對捐監案進行了嚴厲處理，但各省地方官員在執行時照舊趨利避害，捐監收糧成效並不顯著。數年後，僅得糧食二百五十餘萬石，可謂步履維艱，甚至有大學士認為：「各省納本色，有名無實，請停止，專由部收折色。」（《清史稿卷一百一十二》）但乾隆皇帝沒有同意，為了彌補各省收糧不足，又下令戶部重新恢複收捐折色。但收捐政策難以從根本上解決糧食儲備問題，積弊照生。尤其是自本色捐監推行以來，各省糧價普遍上漲，乾隆皇帝開始考慮捐監政策的存廢問題。不過，誰也沒有想到的是，最先被廢除捐監的竟然是最貧瘠的甘肅。
甘肅地處西北，本來就土瘠民窮，名列全國最窮的省份之中。加上清朝初年蒙古準噶爾為亂，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多次對西北用兵，乾隆即位以來，又有平準定回之戰，甘肅連年需供應前線所需役夫、軍糧，當地人的生活由此更加困苦。雍正皇帝在位時，曾經將甘肅的地丁錢糧賦稅全免，並特別准許甘肅開捐納糧，所收捐糧用來紓解軍需或民困。由於甘肅開捐門檻較低，每人只需捐麥豆四十石（一般省份需捐米一千石），不僅甘肅當地稍有積蓄的人家爭相捐監，就連外省商民也趨之若鶩。但正如前面所提，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官員的地方就有貪污，捐監很快變成地方官員撈取外快的捷徑，即使是以「貧瘠」著稱的甘肅也不能例外。乾隆三十一年（1766），陝西、甘肅捐監舞弊一案浮出水面，地方官員在捐監中行折色、浮收、包捐、侵佔、勒收之實，乾隆皇帝斷然停止了這兩省的捐監，不久後又對安徽、直隸、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的本色捐監予以叫停，全國只剩下雲南、福建、廣東三省收本色如舊。
甘肅停捐之後，為了解決當地軍民的吃飯問題，戶部每年均需撥銀一百數十萬兩。但即便如此，全省仍然缺糧，糧價奇高。到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陝甘總督勒爾謹、陝西巡撫畢沅聯名上奏，聲稱甘肅地瘠民貧，時有災荒發生，百姓經常需要朝廷的救濟度日，而甘肅官倉糧食儲備素來不足，希望皇帝能夠准許在肅州（轄境相當於今甘肅酒泉、高台兩縣）、安西（轄境相當於今甘肅玉門市及安西、敦煌兩縣）二州恢複捐監舊例，通過捐納的方式來增加官倉糧食儲備。
當時，管理戶部的是大學士兼首席軍機大臣于敏中，他認為勒爾謹、畢沅所奏確為實情，如果能恢複甘肅的捐監，讓有財力的人交納豆麥捐為監生，於國於民都是一件好事，因此力勸乾隆皇帝同意勒爾謹等人的奏請。
于敏中，字叔子，一字仲常，號耐圃，江蘇金壇（今屬江蘇）人。其兄于振是雍正元年（1723）狀元，于敏中本人則是乾隆二年（1737）的狀元，時年才二十四歲，為清朝歷史上最年輕的狀元。其人少年得志，聰慧敏捷，有著驚人的記憶力。乾隆皇帝喜歡吟詩作文，往往是口誦之後，由近臣代筆。于敏中陪侍在皇帝身邊時，只聽一遍，就能一字不差地默寫出來。正因為才幹超群，于敏中長期受乾隆皇帝的寵愛，仕途一帆風順，官越做越大。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起擔任軍機大臣，直到乾隆四十四年（1779）去世時，在軍機處任職近二十年，堪稱乾隆時力秉鈞軸的重臣之一。他一生中最大的貢獻，是擔任《四庫全書》正總裁，親自領導了《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
不過，于敏中文才出眾，官高位顯，為官卻並不廉潔，是當時有名的貪官。乾隆是清朝第一個靠秘密建儲制度登上皇位的皇帝，上台伊始，尚無自己的勢力和親信，執政初期為坐穩皇位費盡了心思，因而大權在握後，喜歡乾綱獨斷。又自詡「明君」，公然宣稱「本朝無名臣，也不需要名臣」，因而朝廷上下均「以模稜為曉事，以軟弱為良圖，以鑽營為進取之階，以苟且為服官之計」。其身邊重臣也多是品行操守不良之輩。有人評價說：「訥親橫，于敏中貪，傅桓奢，和珅兼而有之。余皆旋進旋逼，緘默取容而已。」可見於敏中的貪名是何等顯著。
康熙皇帝在位六十年，共有三十五個兒子。在圍繞皇位繼承人的問題上，皇子們進行了曠日持久的激烈爭奪和傾軋，造成了諸多骨肉相殘的悲劇。機變狡詐的皇四子胤禛終於在殘酷的鬥爭中勝出，是為著名的雍正皇帝。雍正登極後，為了避免康熙一朝爭奪儲位的廝殺再次出現，想出了一種「秘密建儲」制度——即皇帝在世時，既立太子，又不宣布，只由皇帝親自將所立儲君寫成諭旨，密緘於特製的匣內，藏在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之後。這一秘密與公開相結合的制度為清朝所獨有，對於緩和皇權鬥爭、鞏固時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乾隆皇帝弘曆為雍正第四子，是清朝秘密建儲制度後第一個接位的皇帝。雍正元年（1723）八月十七日，雍正皇帝在乾清宮西暖閣召見王公大臣及文武官員，宣布說：「今朕諸子尚幼，建儲一事，必須詳加審慎，此事雖不可舉行，然不得不預為之計。今朕特將此事親寫密封，藏於匣內，置之乾清宮正中世祖章皇帝（清朝入關後的第一個皇帝順治，「正大光明」匾系其親筆御書）御書『正大光明』匾額之後，乃宮中最高之處，以備不虞，諸王大臣咸宜知之。」（《東華錄》）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雍正皇帝在圓明園暴斃。庄親王允祿等王公大臣從「正大光明」匾額後取出密詔啟開，密詔上寫著弘曆的名字，即由弘曆繼位，是為乾隆皇帝。由於軍機處地處中樞，于敏中長期把握軍機處要職，其交結內侍、收受賄賂、營私舞弊、貪贓枉法的行為給朝中風氣帶來極壞的影響。前面提過，乾隆時期捐納盛行，于敏中趁機以權謀私，想要捐官者送給他的紅包多，便能辦得快，且謀到實缺，不然門檻重重。他還在辦理過程中大肆訛詐，向捐官者索要好處。有人變盡家產，也無法捐得個一官半職。由於于敏中長期得到乾隆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