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初，魯迅先生在日本專攻醫學，偶然看到一部報道日俄戰爭的記錄影片里有日本兵殺中國人的鏡頭，圍觀者皆中國人，麻木之狀可掬，自此棄醫從文。在他當時的心目中，似乎文學才是富國強民之道。這則軼事文化界盡人皆知，不必饒舌。
最近因紀念反法西斯勝利５０周年，電影電視里又看到許多日本兵殺中國人的鏡頭，且都是當時的真實記錄，有的是外國傳教士和醫生偷拍的，有的是中國人冒著生命危險偷藏的，還有的更是「大日本皇軍』，自己留下的「赫赫戰果」。不知魯迅先生那時在銀幕上看到的是怎樣情景，但可以斷定，日俄戰爭中日本兵殺中國人的頭與魯迅先生逝世後日本兵的作為相比，絕對是小巫見大巫。到本世紀３０年代，日本已經進入機械化時代，日本兵不再是－個個地殺中國人而是成批成批地殺，成千上萬地殺；殺中國人的方式已大大進步，機槍加大炮再加毒氣彈，用著名的日本軍刀把中國人頭手工處理掉，已經成為一種娛樂，就像放著整套的電氣煮具不用，非要用符合「茶道」的規則來淺斟慢飲相似。親自用手操作有用手操作的樂趣；機械作業其實是最沉悶最無趣的，手工作業才能顯出個人風格，也只有用這種方法才可展開競賽，機械化批量生產中國人頭，不能算人的本事。
日本兵比賽殺中國人取樂還嫌不足，對中國婦女好像是先奸後殺更為開心，於是我們今天才能看到許多中國女性的解剖照。這類珍貴的照片和記錄片，魯迅先生都無緣見識，不知倘若他老人家見了會有怎樣的感想，是不是又會放棄文學而改行干別的什麼去？而倘若他老人家見了會有怎樣的感想，是不是又會放棄文學而改行干別的什麼去？而我們這一代人看了後是怎樣的心情，我沒調查也就不便發言。僅就我個人說，真是「剪不斷理還亂」，看了後心裡就像打翻五味瓶一般。
當然我還不至於愚昧到看了這些照片就憎恨起日本人，從此心懷報復，發誓要跑到日本去殺他些日本人的程度。一，這都是５０多年前日本軍國主義者乾的事情與現在日本老百姓毫不相干；二，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５０周年的今天，重新發表這些歷史材料，正是為了讓全世界、讓整個人類都牢記血的教訓，防止歷史在今後重演，決不是要挑起仇恨也不會挑起仇恨。以上兩點已是人所共知的一般性常識，區區者如在下，也還是明白的，況且戰犯已在東京法庭受到懲罰，時過境遷，今天的中日關係也正常化了。
但現在，中國人倒是寬容大度地原諒了日本軍隊曾在中國乾的獸行，而很多日本人尤其是很多當權者（其中不乏日本軍人的後代）卻不承認他們前輩做的事情；我們無心讓後代人還前代人的欠債，而後代人卻不領情，壓根兒要賴這筆帳，這就很難叫我心平氣和了。
據報載，受現代日本教育成長的一代日本人，大多數對50年前的中日戰爭的認識是：「一，中國和日本之間曾經有過一次戰爭；二，我們打敗了；三，我們賠償了。」不能怨這一代日本人無知，因為他們受的就是這種教育。如果我們的教師按這樣的教科書教育我們說：「日本人侵略過中國不止一次，日本能夠成為現代化國家全靠『馬關條約』的戰爭賠款，他們在我們身上發了財又來打我們，所以日本過去是我們的敵人，現在是我們的敵人，將來也是我們的敵人。」全體中國人不磨拳擦掌才怪,中日友好便無從談起，兩個大國之間會一直敵對下去，世界也就永無寧日了。也是據報載，日本戰敗五十年後，終於有一位政府首長出來代表日本政府公開承認，過去日本「進出」亞洲，發動太平洋戰爭是對亞洲的「殖民統治」，是對亞洲赤裸裸的「侵略」，而已誓言「日本將不會重犯這些錯誤」。然而就在首相「反省與道歉」的同一天，首相領導下的內閣倒有半數成員，即十名內閣部長，跑到放置被國際法庭絞死的戰犯東條英機靈位的「靖國神社」，拜祭所謂「為國捐軀」的「英靈」，其數量和規模大大超過往年。日本政府大概忘了日本人與中國人同屬東方人，有大致相同的心理和文化背景，這葫蘆里的葯只能騙騙「老外」，騙中國人真可謂班門弄斧了。
我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生於南京，可以說我一出生就領教了日本人的招數。祖父是國民黨政府的外交官，住宅很大，就在那時的「國民政府外交部」後面──湖北路獅子橋，祖父給它取名「梅溪山莊」，是當地小有名氣的一座園林。我呱呱落地的第四天發生「西安事變」。
國共開始合作抗日，日本軍隊也就加緊了侵略步伐，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大日本皇軍」兵臨南京城下，我們舉家成為「難民」，逃往四川。今日想來，其慘狀肯定比「波黑戰爭」中的難民有過之而無不及（「波黑戰爭」的難民還有國際救濟）。我母親後來回憶說，在從南京逃往祖籍安徽途中一個下大雪的夜晚，我在她老人家背上哭鬧個不停，待逃到安全地方歇下來，才發現我腳上的鞋襪都掉了，裸露的小腳在嚴寒中凍了一路。自此以後，我有個與別人不同的習慣，就是總穿著襪子睡覺，夏天也必須如此，因為我的腳非要嚴密包裹起來才能焐暖。我不能說這個毛病絕對是日本人給我造成的，也許有其它原因，但誰叫日本人曾逼著我非逃難不可呢？如不逃難，今天很可能我就是那三十萬烈士中的一個而享受祭奠了。在找不到其它原因的情況下，每晚腳冷得睡不著時，我不想日本人想誰？
抗日戰爭勝利後，我隨家人回到南京老宅，已經從嬰兒長成為少年。在這個過程中，我當然不可能去前線，而即使身在重慶，也可說是日本人的炸彈燃燒彈伴隨著我成長的：幾乎每天都要「跑警報」也親眼見識過「大隧道慘案」。我想這點也應感謝日本軍國主義，它不知使多少中國人培養成堅強無畏的性格。對老宅我毫無印象，但據長輩說庭園已面目全非。小時喜歡玩耍，老宅的庭園比魯迅先生筆下的「百草園」大得多，足夠我自由馳騁，而我所見的已是滿目荒涼，破落不堪。名曰「梅溪山莊」，其實既無梅也無溪了，假山傾圯，雜草叢生，宅院里所有的房門全改成日本式的紙糊拉門，地板上鋪著「塌塌米」。鄰居告訴長輩說，我家曾被日本軍隊當過「憲兵司令部」，此說確實與否存疑。不過有一次我曾玩到一個地下室，確實看見過牆上有血跡，陰森的地下室里擺著幾張莫明其妙的長板凳，屋頂上吊著鐵鏈，少不更事的我感覺到有點恐怖兮兮的，後來我再沒去那裡玩耍。大了才知道，這就是所謂的「老虎凳」吧，這也應該感謝日本人繪我的知識。KK老宅院落里還有一間大房子，說是日本人原先的倉庫。我去玩的時候，裡面還存放著成堆成堆的白糖，一袋袋橫七豎八地摞著，已經變質，硬的跟岩石一樣。留在南京的鄰居告訴我，日本人愛吃甜食，煮雞也要放糖（？），他們到處搜刮糖，所以倉庫里直到現在還有這麼多糖帶不走。大了，知道吃甜食並不是日本人特有的習慣，鄰居逗我玩罷了。可是，雖然我小時沒見過一個日本人，卻對日本人產生這樣的印象：一，和血與恐怖有關；二，愛吃甜的。不知怎麼，這種印象在我腦海里可說根深蒂固。如今我當然不能說我對日本人的印象僅此而已。可是細細捉摸起來，這種印象好似真有點象徵意味哩：鮮血與白糖！
再後來，眾所周知，在中國，好像是「階級矛盾」上升了，不但尖銳而且激烈，所以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要更時刻準備著去解放世界上還在受苦受難的三分之二的勞動人民。我以為這一歷史階段雖然荒謬，卻也使中國普通老百姓受了一次廣泛而深刻的世界人民一體化的教育，中國人再也不像過去那樣狹隘，把「非我族類」視為非人異類，即使是帶有極左色彩的國際主義，也大大消除了中國老百姓一貫懷有的盲目排外情緒；如果歷史地看問題，我們應該承認這種觀念的變化奠定了今日開放和與世界各國正常交流的基礎。KK我當然不再簡單地把日本人和血與糖聯繫在一起了，更沒有一點點敵對情緒。平反後，隨著我的小說被譯成日文，也結交了一些日本朋友。十幾年來跑過很多國家，雖無大的長進，至少這點常識還是有的：任何國家任何民族內部，都有好壞人之分，而好人總是佔大多數。如今，不管是對西洋人、東洋人或是中國人，作為個人，我都以一個人的平常心去對待。「平常心」是個佛家語，也是全世界人一體化觀念的最好表述。
第一位翻譯我作品的是北海道大學的年輕學者野澤俊敬。他干里迢迢一人跑到偏僻的寧夏，就為了與我面談，弄懂《綠化樹》中的幾個問題，其實這些問題通信中也能解決。他的敬業精神感動了我，當他提出出版這本日文本的出版社是個小企業，付不出較多的版稅時，我馬上表示主動放棄版稅，幫助他順利地出版第一本譯作。譯本不久就出來了，雖沒給我支付版稅，但郵寄來兩大箱裝幀得很好的樣書，並附了一封誠懇的感謝信。
我自然是和中國人打交道的時候多，所謂人生經歷就是個不斷和人交往的過程。碰見的中國人有可氣可笑的，碰見的外國人中免不了也有。接下來的故事，就不那麼令人愉快了。東京有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