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限制中才顯露出來能手，
只有法則能夠給我們自由。」
——歌德
年前，陝西的朋友來銀川，邀我到西安這座歷史名城觀光，同時向西北文壇的老前輩們學習，與同行們交流創作經驗。我非常高興。但我又請朋友們答應我這樣一個要求：是不是能允許我過了一九八四年元月四號再動身？一位女同志以她特有的敏感詫異地問，為什麼偏偏要過了元月四號呢？我笑著說，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只不過因為元月四號是我兒子三周歲的生日。
看來這很荒唐。為了一個「未解憶長安」的小兒女的生日，就推遲了向老前輩和同志們學習的機會，沒有表現出欣欣然的、迫不及待的心情。然而，在我，這個日子卻是有紀念意義的。我不敢如魯迅所說：「憐於未必不丈夫」，自以為尚有大丈夫氣概，只不過是因為我搞專業文學創作，幾乎是與我兒子出世同時開始的。
三年前的元月四號，在銀川是個雨雪霏霏的日子。如雨的雪粒飄灑到地上很快就融化了。街上和醫院裡的甬道都濕漉漉的；天氣和景色，既像是初春，又像是深秋。使人既滿懷著欣然的希望，又夾纏著無端的哀愁。我在市醫院那間玻璃破碎、四面透風的產科候診室里席地而坐。地上到處是一灘灘嘔吐物和垃圾。牆上也污穢不堪，塗著一縷縷令人可怖的血跡；衛生宣傳畫多半是殘缺破損的，僅剩下一張完整的人體解剖圖也似乎瀰漫著一種不祥的氣氛。走廊上不時傳來臨產婦的呻吟和陪伴者的撫慰。這種絮叨的撫慰卻更使人慌亂。候診室里坐著的多數是男人和老太太，雖然都默默無語，臉上卻表現出一種茫然的、不知所措的神情。他們每人（當然也包括我）身邊都放著大大小小的提包和裝滿食品的網袋。那模樣，不像在迎接一個新的生命的誕生，倒像準備去做一次艱難的長途旅行。
驀然，我心頭一動，感到這一切所形成的氣氛，對於我，對於我們共和國的新時期，都彷彿有種寓言的意味。一個人的新的生命，一個國家的新的時期，一個小生命的誕生，都是在這樣的氛圍中開始的。這樣的開始，預示了他們都必須頑強的奮鬥才能勝利或生存。
我候了三十多個小時，有點熬不住了，去醫院的門房烤火。待烤暖後回來，深夜十一點，小傢伙終於哇哇地出世了。抱著他從產房出來的護士，據她自己說看過我的《吉普賽人》和《邢老漢與狗的故事》，私下裡給了我一點特權，允許我在他進隔離室之前看他一眼。那面貌不怎麼好看，像個肉紅色的小蟲蟲；臉上沾著血污，蹙著眉，閉著眼，如同也像我一樣費力地掙扎了半生。這時，我眼睛裡滲出了淚水。這淚水不是來自做了父親的歡愉之情，而是一種對人生的感動和意識到承擔了責任的沉重感。孩子的出世，我當專業作家，是我坎坷的半生（也許是大半生）中全然沒有想過的。在以前的二十多年中，極左路線給我規定的身分，不允許我為社會、為國家承擔任何責任，倒也使我輕鬆自在，優哉游哉，揀到一個煙屁股就是這一天最大的享受。我可以用玩世不恭來掩蓋對國家、對社會的命運的憂慮；「冷眼向洋看世界」，這種「冷」，是熱透了的「冷」，裡面蘊含著想有所為而不能為的辛酸與悲哀。可是，今天，我突然有了天降大任於斯人的使命感了。這樣的變化，怎能不使我潸然淚下呢？
後來，孩子漸漸地大了，一歲、兩歲、三歲；我寫的作品也漸漸地多了，短篇、中篇、長篇。有的作品被改編成電影，一部、兩部、三部。其中一部還是我自己動手改編的，並從頭到尾參與了攝製過程，似乎又涉足到電影界。孩子從咿呀學語，到現在已經會說一些完整的句子，甚至能相當準確地使用「因為」、「所以」、「然後」這樣的虛詞了；他很小就喜歡用鉛筆塗抹，如今也會畫一些類似抽象畫派的汽車和房子。我常常暗暗地用他來和自己對比。我想，我在文學創作上的進步；大概也不過處在我兒子目前在說話和塗鴉上的程度吧。因為我面對文學，和他面對世界與人生，是同步開始運行的。
這就是我為什麼非常重視他三周歲生日的緣故。這個日子，也是我搞專業文學創作的三周年。他當然還不會總結自己三年來的收穫，只會吃巧克力。我卻想在一個安靜的環境里，沉下心來思考一下這三年來我在文學創作上最主要的體會是什麼。
我想撇開一切關於藝術技巧的、關於生活與創作的關係的、關於什麼雜七雜八的「當代文藝思潮」的種種問題不談，我認為我這三年來在文學創作上最主要的體會，就是更為深刻地認識到了，作為一個當代中國作家，必須進入」由狀態！
我首先要說明的是，我指的「自由」是哲學的概念，不是通常所說的政治概念。實際上，政治上的絕對自由是沒有的。十八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所提出的「自由」，不過是要求充分地、全面地表現在當時來說具有極大的革命意義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和行使資產階級的統治權。所以，說到底，政治上的自由與不自由，不過是主體方面的感受。為了比較清楚地說明這一問題，我想摘引一段黑格爾在《美學》中的話：
「主體方面所能掌握的最高的內容可以簡稱為『自由』。自由是心靈的最高定性。按照它的純粹形式方面來說，自由首先就在於主體對和它自己對立的東西不是外來的，不覺得它是一利。界限和局限，而是就在那對立的東西里發現它自己。就是按照著這種形式的定義，有了自由，一切欠缺和不幸就消除了，主體也就和世界和解了，一切對立和矛盾也就已解決了。但是說得更確切一點，自由一般是以理性為內容的：例如行為中的道德和思想中的真理。……無知者是不自由的，因為和他對立的是一個陌生的世界，是他所要依靠的在上在外的東西，……好奇心的推動，知識的吸引，從最低級的一直到最高級的哲學見識，都只是發源於一種希求，就是要把上述不自由的情形消除掉，使世界成為人可以用觀念和思考來掌握的東西。……」
「總之，人的身體方面的需要以及知識和意志事實上都在這世界裡得到一種滿足，以自由的方式消除主體與客體的衝突，消除內在的自由與現存的外在的必然性的衝突。」
馬克思曾經說過，「黑格爾常常在思辨的敘述中，作出把握事物本身的真實的敘述。」黑格爾這段話就屬於此類。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對這種思想作了更詳盡、更具體、更合理的闡述，歸結出「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是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使命這一人人皆知的光輝命題。
那末，消除內在的自由與現存的外在的必然性的衝突，對我們當前的文學創作有什麼關係呢？我不準備從抽象的文學創作規律出發，這裡我只談我的感受。而要談真切的感受，就必須從現實的情況開始。如果我從我的．角度觀察到的情況並不準確，那證明我還沒有獲得完全的自由。可是我願意通過同志式的討論進入這種自由。
有一種說法是，打倒「四人幫」以後的當代文學，在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思想解放運動、提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時期、也就是全國上下同仇敵汽，一致批判「四人幫」極左路線禍國殃民的罪行時，不論是小說、詩歌、報告文學，都出現了空前的繁榮。那時有許多小說詩歌都被群眾爭相傳誦，某些文學形象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彷彿他或她就活在或死在普通群眾之中。發展到後來，雖然有一段時間裡還借著前兩年的勢頭，仍出現了一些引起讀者興趣的好作品，但逐漸地，如前一段時間那樣有較大影響的作品顯然地減少了；讀者對文學作品、尤其是對小說詩歌的熱情開始消退，理所當然地表現出了這樣那樣的不滿；文學刊物的銷售量普遍下降，文壇似乎呈現出一種「不景氣」的局面。如果不說原因，只談現象，我們就應該承認這種現象是存在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讀者的社會心理變化和種種屬於歷史範疇的因素。現在，我們還可以經常聽到批評作家們脫離生活、遠離政治、胡編亂造、不努力在現實生活中作更深更廣的開掘，只追求形式上的花樣翻新等等。這也是個原因，誠然有這種情況。但是，這僅僅是現象，不是實質。我們應該探求現象下更深的層次。
我以為，這種現象下的根本原因，在於作家的主體與和主體相對立的客體的關係上。
在思想解放運動、批判「四人幫」極左路線時期，由於許許多多作家和全國人民一道深受過極左路線之害，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對極左路線深惡痛絕，因而．他們矛頭指向極左路線的文學作品就全然是他們心靈的流露；思想解放運動，批判極左路線，對他們來說不是外來的東西，不是一種界限和局限，而恰恰是他們主體的要求；主體和客體的必然性是一致的，並且主體還正是要在這種必然性中發現和表現自己。這樣，他們就是自由的。現在回顧起來，那幾年中發表的即使是較有影響的作品，其實在藝術上也還嫌粗糙和稚嫩，看得出作者落筆匆忙，沒有精雕細琢的痕迹，在形式上也都採用的是傳統手法。然而，因為作者進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