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只剩下最後兩個問題，十大藩鎮虎視眈眈，何以是由朱溫親手結束大唐帝國的性命，與諸多對手相比，他到底有何優勢？此外，難道大唐帝國是真的喪失了一切可能了嗎？
先說第一個問題，朱溫之所以拔得頭籌，徹底終結大唐帝國，其優勢就在於——與諸藩鎮相比，他絲毫不具優勢。事實上，他是條件最差的，但恰恰是這最差的條件，成就了他和他的後梁。
何以這麼說呢？
要知道，朱溫與諸藩鎮不同，諸藩鎮大多不過是朝廷自己的兵馬，只是日漸坐大，最終形成了自己的勢力，終於可以和朝廷分庭抗禮了。然而正是這樣一個原因，他們反而對李唐宗室懷有幾分忌憚之心。比如說鳳翔節度使李茂貞，他是最早將昭宗控制在手中的，盡可以挾之以令諸侯，可是由於他的官兵出身，他每逼迫昭宗一步，無形中都讓自己的形象更顯得不堪。到他火焚長安宮室、驅逐昭宗的時候，他的道義資源已經耗盡，近乎破罐子破摔了。此時他在諸藩鎮心目中的形象，已經是欺主的惡奴，再也無法獲得支持。
相反，朱溫原本是強盜出身，是食人狂魔黃巢手下的大將，只是因為自己的勢力愈發坐大，引起了黃巢的不安，為求保身，索性投靠了唐室。
所以在諸藩鎮中，朱溫是不具絲毫道義資源的，仍然是一介賊寇。而賊寇干出什麼壞事來，都是可以理解的。這反倒讓朱溫在逼迫昭宗的時候，沒有任何心理負擔，更不會背上太多的惡名——他已經惡到底了，再加上這麼一樁，也不過如此而已。
孔子曰：春秋責備賢者——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做好人是要吃大虧的，而做一個壞蛋，卻是佔盡了天下的便宜。惡人做了惡事，是理所應當可以理解的，而好人哪怕是品德上稍有污點，都難以獲得諒解。
朱溫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惡棍，在黃巢手下干久了，沾染上了幹壞事沒有底線的壞毛病。他淫行公然扒灰，刑殺不分骨肉。史書上記載說，在他晚年的時候，幾個兒子爭寵，於是朱溫就下旨命幾個兒媳婦入宮，輪番讓他幸御——這種事情都幹得出來，諸藩鎮再壞到家，也是沒法與他相比的。
實際上，對好人苛刻無端、對惡人無限寬容，惡化了大唐帝國末年的生存環境，導致了社會出現逆淘汰現象。對好人苛刻無端，導致了我們身邊的好人越來越少；對惡人無限寬容，導致了我們身邊的惡人越來越多。當惡人的數量達到足夠高的比例時，整個社會的文化走向，就以惡為價值取向，表現為越是邪惡之人，越是容易佔到上風；越是善良之人，越是受到公眾的嘲弄。
這個規則並不是大唐高祖李淵創立的，但是他奪得大寶之後，並沒有對此稍加改良，反而以邪惡的皇家權力，進一步惡化了這種態勢。當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徹底轉向邪惡之時，這最終的惡果，就只能落到李淵的子孫頭上了。
所以，當我們在社會上佔據主導位置的時候，就有必要建立一個公正無私的社會競技法則。這個法則表面上看起來讓我們吃虧，但卻會加倍回報在我們後人身上。所以規則從來不是為我們自己所建，是為我們子孫後代撐開一片天空。
儘管面臨著如此惡化的社會環境，但大唐帝國仍然有機會，只不過，無論是僖宗還是昭宗，他們都錯過了這個機會。
這個機會，就在沙陀軍事將領李克用身上。
如前所述，諸藩鎮或是原有的官兵，或是投降的賊寇，只有李克用是從邊境調入的少數民族軍隊。相比於國內諸藩鎮，沙陀人對中原文化較為生疏。實際上，李克用是從儒家的書本上了解中原的，而儒家的書本，向以仁義為核心。結果事情搞到最後，諸藩鎮之中，只有李克用這個外國人還保留了儒家文化的印痕，而其他人，只把書本當成哄獃子的廢紙。
或許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想法在作祟，儘管李克用將食人狂魔黃巢剿殺殆凈，又曾解救過昭宗的危局。可是昭宗卻對李克用心懷忌憚，不敢將自己託付給他，結果錯失了最後挽救大唐的機會。而事實上，正如我們所知，當李克用百戰身死之後，其子李存勖承襲家業，卻仍然採用了大唐的國號。這表明，沙陀人真的被儒家書本感化了，他們一直在懷祭大唐。
假若懿宗或昭宗能夠稍有眼光，選擇沙陀人李克用，讓他承擔起替皇權護法的工作，不排除歷史被重新拉回到肅宗李亨時代的可能，儘管終究無法改變帝國的毀滅，但垂死掙扎幾下，這卻是很刺激的——然而歷史不能假設，因為人性無法改變，所有的假設都是基於違背人性的構設上。說到底，所謂歷史的規律，不過是人性的規律，人性規律如此，歷史也因此被註定了唯一。
比較一下唐宗室所面對的這些敵人，李克用比諸藩鎮可靠，諸藩鎮比朱溫可靠，朱溫比皇帝身邊的太監可靠。而昭宗最後的選擇，卻是帶著太監走入了朱溫的軍營，他選擇了最不應該選擇的路，正如大唐開國之初，李淵選擇了最不應該選擇的一樣。不是昭宗有多蠢，也不是李淵有多麼的聰明，他們只是人性規律中的兩個必然步驟，由此而及彼，如此而已。
當大唐帝國的汩汩塵風就此沉寂，我們於歷史之中解讀出皇權的本質邏輯就是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