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9月4日，大橋政太郎在日本《產經新聞》發表文章說：「沒有一個證人親眼看到（南京）大屠殺的發生」。
一個普通的中國觀眾在看完電影《南京！南京！》後寫了一封給所有日本人的信：「你們的首相，一年又一年，參拜靖國神社，那裡供奉著當年侵略中國的甲級戰犯，你們向他們鞠躬，為他們燒香，你們認為，這是你們大和民族的驕傲！那麼我們呢，我們怎麼向我們的前人交代，怎麼向那些被你們集體屠殺、強暴、用作活體實驗的幾十萬中國人交代？」
「斬」在日語里也是「砍」、「殺」的意思，「千人斬」是來自日本武士的一種稱號，意思就是這個武士很厲害，殺死了上千個人。武士們都為這個稱號而努力。日本民間流行一個故事：有個武士得到了一把新刀，便召集朋友，說我們今夜去試刀吧，大家都表示願意來看。到了一個僻靜的地方，看見橋頭有一個乞丐睡著了，映著月光看去倒像是個肥壯的人。那麼就砍這個傢伙試試吧，「唰」地抽出刀來，當下砍了下去，隨即又跑回來聚集在一起，說不逃其實也可以吧。大夥問砍著了沒有，啊，還真砍著了，還砍到了板橋上呢。那麼再去看看吧，回過去走到橋頭，站在乞丐前後，那乞丐爬起來喝道：「又來砍了嗎？」
這個故事當然是在諷刺武士的懦弱。不過值得指出，這便是「過斬」，武士可以隨便試刀砍人。據日本辭典里介紹：「在武人執政的時代，武士為練習武術，或試刀的利鈍，於夜間立於靜僻的路旁，出其不意地砍殺過路的人。」日本詩人還曾歌頌這種砍人的武士：「眼看著斬的儼然坐著的地藏尊。」
前後600年的武人統治中，這樣被莫名其妙殺害的人不計其數，只剩下了這樣一個橋頭的乞丐，來吆喝一聲。這就是日本人的殺人風俗。在南京大屠殺中，許多中國平民就是被這種殺人比賽殺害的。
1937年12月的南京，瀰漫著一種頹敗和絕望的氣氛。國民黨宋希濂部擋在城門，卻擋不住潮水一般的殘兵敗將。十幾名日軍在教堂發現了無數難民，其中還有大量的中國軍人。日軍恐懼地大叫援兵，可中國人根本無意抵抗，麻木獃滯地舉起了雙手……
2011年5月11日，中國導演陸川拍攝的影片《南京！南京！》在美國紐約正式公映。同時，中國導演張藝謀拍攝的反映南京大屠殺的影片《金陵十三釵》進入尾聲，該劇由中美影星參演，製作費超過6億，這讓被《南京！南京！》觸動的日本右翼人士神經還未安定下來，又再一次讓他們覺得坐立不安。
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認為，有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屬於「罪感文化」，他們的行為模式主要是依靠內省和反思，靠內心中的信仰原則來自我約束。而日本人的行為模式，則是屬於「恥感文化」，他們的行為是依靠外部的約束力來監督，日本人的行為是根據別人的態度來決定的。他們有祈禱幸福的儀式，卻沒有祈禱贖罪的儀式。這兩種不同的行為模式決定了這兩種文化背景下的人們對待世界的態度，以及對於這個世界的責任。
中國儒家思想傳到了日本，日本人將其中的「恥」單獨拿出來做了一番改良，以符合日本社會的傳統。日本沒有類似於基督教的信條，也沒有中國人那種相信正義的信念。在日本人的眼裡，良心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沒有實際的價值。所以日本文化最大的特點就是原則模糊，對於善良與邪惡，正義與非正義，他們把這些煩惱的問題交給上級去想，交給天皇去考慮，只要他們說是對的，那准沒錯，那就是標準了！當每個人都遵守相同的行為規範並相互支持時，日本人就會輕輕鬆鬆地去干任何事情，如果他們覺得自己所做的事情是讓天皇和國家滿意的，那麼他們就沒有什麼顧忌了，而從來不管他們所做的事情是否是人性之惡。
在這方面表現更極端的，要數日本人對被俘同胞的態度。在日本人的觀念中，做俘虜等於背叛祖國，屬於大逆不道。
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曾著有《一年有半·續一年有半》一書，中江兆民曾提出了「知恥的自殺理論」，認為「知恥、雪恥、玉碎」是一名武士的人生最高境界，知恥的觀念從此成為日本主流社會的行為規範，即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勝利，一個人最體面的事情就是從容迎接死亡。二戰時日本的軍人手冊上會有這樣的指示：最後一顆子彈要留給自己。日軍沒有設置一支正規的衛生救護部隊，潰退時常常開槍射殺傷員，或讓傷員自殺，空軍來不及帶傘包就升空的事情經常發生。
惟其如此，日本士兵在對外戰爭中表現出的勇敢和犧牲精神令人匪夷所思，以至於二戰初期，盟軍在戰場幾乎捕不到日本俘虜。在取勝無望的情況下，日本士兵不是自殺，就是拉響手榴彈與對方同歸於盡。
二戰時，美國戰地記者羅伯特·謝羅德曾跟隨美國海軍陸戰隊經歷了太平洋塞班島上的戰役，那裡不僅發生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艦隊之戰，還發生了最殘酷的「自殺」事件。塞班島是一個日本以南2100公里的火山島，那裡埋伏著3萬多日本兵，還住著3萬多居民，包括韓國和日本人。在這一戰中，日本艦隊出動了9艘軍艦和430架戰鬥機；美國出動了15艘軍艦和930架戰鬥機組成的艦隊。一場歷史上最大的艦隊之戰即將開始。
美國的戰鬥機飛行員把這場大戰戲稱為「馬里亞那射火雞大賽」。戰事的結果是，日本3艘軍艦被擊沉，其餘，全部撤退，美國全勝。但是，在塞班島上，戰爭還未結束，甚至，比預想的更加殘酷。
日本的自殺式戰術才剛剛開始，誓死效忠天皇的3000名日本士兵連夜衝到了美軍前線。他們是從海灘、樹林和鐵路上來的，帶著棍棒和刺刀。是野蠻的、原始的進攻。而且差點兒就成功了。但是他們被炮兵隊攔了下來，在炮兵強大的火力攻勢下他們失敗了。他們跌跌撞撞，「有的撐著拐杖，有的吊著繃帶，除了缺胳膊少腿，有的眼還被打瞎了。」他們脫掉鋼盔，頭上捆著白帶，「端著機槍和戰刀，有的僅僅拿著綁在竹竿上的刺刀，有的甚至赤手空拳，潮水似地湧向美軍陣地」；那些沒有力氣衝鋒的重傷員，則引爆了身上的手榴彈……「整個海面漂滿了日本人的屍體」。
美軍將坦克車改裝成宣傳車，到處呼叫：「我們不會傷害你們的！」然而這些呼叫基本無效果。塞班島之戰，美軍作戰部隊起初十分害怕，繼而使他們迷惑不解，後來又使他們憎惡，最後卻使許多美軍士兵表露出真誠的憐憫。在這次戰爭中，美軍傷亡人數14000人，比之前任何一場太平洋戰役都多。在近4萬名日本士兵中，只有不到1000人投降，其他39000人都在戰場上陣亡了。
更可怕的是塞班島的日本百姓也開始了大規模地自殺，他們或從崖上跳下，或父母抱著孩子，一家一家走向海里。戰地記者羅伯特·謝羅德敘述，有的父親親手把孩子的喉嚨割開，然後自己跳崖自盡，還有的母親在分娩的時候把自己溺死了。有的島民在自殺前還要進行儀式。有的一家人聚在一起，把手榴彈壓在胸前，然後拉掉手榴彈的保險針。一個孩子的屍體浮了上來，接著是一個女人，還有一個男人。二戰結束後，一位英國將領說，我們經常號召士兵要戰鬥到最後一槍一彈一兵一卒，而只有日本人真正做到了。
究其原因，除了甘願為天皇效忠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他們沒有任何退路。關於這一點，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里這樣比較：西方軍隊面臨寡不敵眾的局面，在盡了最大努力之後依然毫無希望時，便向敵軍投降，這時他們仍然認為自己是光榮的軍人，無論作為一個軍人或平民，或在他們的家庭中，他們都不會因此而受辱；而日本軍人則完全不同，在他們看來，榮譽就是戰死到底，在絕望的情況下，應當用最後一顆手榴彈自殺或者赤手空拳沖入敵陣，進行集體自殺式的進攻，但決不應投降，萬一受傷後喪失知覺而當了俘虜，他會感到從此再也抬不起頭來，因為他喪失了名譽，對於從前的生活來說，他已經是一個「死人」了。可見，日本軍人的愛國，是以生命為抵押的。
曾參加了松山戰役的中國第8軍第103師老兵回憶說，他真切感受到了日本人的「不要命」——「要說的話，我們打急了也不怕死，可還是和他們不相同。日本兵打起仗來，有一種已經死過了的感覺，像鬼像野獸，反正不像人。和他們打仗就像是和殭屍打架一樣，即便打贏了，心裡也怕得很……」
那種投入戰鬥時像「已經死過了的感覺」，在有日本武士道經典之稱的《葉隱聞書》中被稱為「死狂」，類似於中國人所說的「置之死地而後生」。這種在戰鬥中假定必死而瘋狂「求死」的狀態，來源於武士道傳統，也是一種基於戰陣搏殺中生死概率的統計學——據說，在戰鬥中，越是膽小懦弱者越容易被打死，所以初次上陣的新兵傷亡率驚人。而參透這一規律的老兵，除了比新兵多一份鎮靜和從容，有的還生出這種瘋狂「求死」而寄望於「意外」獲生的廝殺技巧。
歷史上臭名昭著的自殺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