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七月，經制置三司條例司議定，均輸法出台。它迅速地讓京城裡的達官貴人，乃至皇帝看到新法的效果，又巧妙的躲開了以農業為根基的中國古代國家最大的命脈。
時機沒到，絕不去動最敏感、最基礎的東西。
均輸法很簡單，它關係到開封過百萬居民的生活現狀。城市，我們都知道，大城市的繁榮取決於周邊小城鎮、農村的供給。它就像一隻龐大的蜂王，全體工蜂們都要全力以赴的供養它，才能把它養胖，反過來吐出營養來繁衍整個蜂群。
開封城也是這樣，為了繁榮它，趙匡胤建立了一個部門，名叫發運司，由它的長官發運使來負責淮、浙、江、湖等六路的漕運，把南方的柴、米、茶、鹽等一系列的好東西運到京城來。可是時間長了，就顯出了它的弊端。
權力不足。
發運司只是個執行機關，只能按命令到某地去徵集、運送某些東西，而決定運什麼的，比如說京城裡三司部門的某位大佬，他老人家只知道大筆一揮，按照不知哪年哪月存下來的底檔，說有個地方出產這東西，好，發運使就到那兒攤派。
這讓整個漕運亂七八糟，很多時候，這地方沒這產品任務卻來了，那地方有這東西卻爛在地里不要。浪費吧，別急，真正的浪費還在另一邊。京城裡的供需更混亂，大佬們都是些口不言利、手不粘錢的君子，哪有閑心去管市場上真正需要些什麼雞毛蒜皮？
於是京城裡急需的，往往運不上來。京城裡積壓的，倒源源不斷地涌了進來。長此以往，供需脫節，但奇妙的是京城反而更繁榮了。為什麼呢？稍後才說。
針對於國家具體負責部門的無能，王安石變法的頭一步就是改善這一點。他的辦法是，歸根結底一句話——人治。
法治與法治社會，在當時是大逆不道的。不管王安石的心底里是不是另有更好的主張，他只能在原有的基礎上改良。具體做法，給發運使增加權力。
要讓發運使有權力知道京城裡需要什麼，各地都出產什麼，由他來決定到什麼地方用什麼價錢買什麼東西，這其間朝廷就要花錢，同時也要考慮到把東西運回京城的路程，運費也要打進去。運回京城之後，由官方原有渠道向官員、市民出售。
大家看清楚了嗎？等同於國家開了個買辦大公司。這既解決了以往的供需脫節問題，也讓國家在買與賣之間賺到了錢。王安石完全沒有違背自己的競爭宣言，沒動官員們、百姓們半分的稅收等好處，就讓國家得到了實惠。
在實際運作中也達到了這一點。王安石選中了一個合適的人選，他叫薛向。以前擔任過開封府的度支判官、陝西轉運副使，理財絕對是一把好手。薛向上任之後，以神宗撥給發運司的500萬貫內藏錢、300萬石上供米為起動資金，把這個國有的買辦公司辦得風生水起。
同時也被著名的仁人君子們罵得體無完膚。
第一輪的攻擊波由范仲淹的二公子范純仁發起。范純仁是個讓人摸不透的另類君子，他的一生總是在變法、不變法之間飄來盪去，鞦韆打得很有水平。這時是熙寧二年，他第一個跳出痛罵新法，18年之後，他的表現恰好相反。
不知道他腦子的構造是不是比較異常。
這時他的職務和他父親當年一樣，是知諫院。他在奏章里沒有指出均輸法任何一點的錯處，重點的是君子小人分辨法的N次重複。在他看來，王安石一黨無事生非殘害百姓，所謂的富國之法，不外乎是向漢朝的小人桑弘羊學習，每天里像商鞅那樣想著怎樣賺錢，完全違背了孔子孟子等聖人的教誨。
空洞無物，態度惡劣，他被貶出京城，到外地反省。
接下來出場的是位開封府的推官，職務不大，可必須得認真應付，因為他是蘇軾。蘇軾這時的文彩己經聳動天下，在全國讀書人心中的地位和文壇盟主歐陽修都相去不遠了。這絕對不能小看，這是官場職務之外的另一種地位，就像每一個官員都是孔門弟子、天子門生一樣，文壇地位高了，足以讓他在宋朝笑傲人生。
蘇軾的話真正說到了點子上，要明白其中奧妙，得先思考另一個問題。那就是，新法改革之前，京城的供需脫節了，為什麼東京還能保持住有史以來人類最巔峰的繁華呢？
為什麼？
那就是宋朝最為人所稱道、羨慕的，整個世界截止在蒸汽機發明以前，最昌盛自由的東西——商業。它由宋朝的非官方發起，在中國漢人所創造的正朔朝代里版圖最小的地域里，達到了讓人無法想像的高度。
像夢一樣美麗繁華的東京汴梁城就是證據。
但是它也是把雙刃劍，一方面保持了首都的繁榮，周邊的流通，可是另一面也讓金山銀河從國庫的旁邊流走，跟國家不發生關係。
為什麼不發生關係，就要看是誰在經商，怎樣經商。聯繫到蘇軾的話，就是「自均輸法實行，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為什麼不敢動，是因為均輸法雖然沒有明說是官辦公司，但既然採買，必定出售，一定會和商人們爭利潤的。
請大家鼓掌，他答對了。可以說蘇軾是以一種空前愚蠢的腦子，百分之百的理解了王安石的主張。均輸法要做的就是把商人們的利潤收歸國有，商人們不敢動，正好證明了新法的成功。
有人要說，這不是搞壟斷嗎？打擊自由競爭，這是走歷史的回頭路，把本己興旺發達的宋代商業好生生地扼殺。
對，這種說法也對。只是自由競爭、壟斷主義這樣的名詞是發生在現代社會裡的，與之相匹配的是高昂的現代商業稅。在宋朝時，不管商業怎樣發達，都是相對於其它朝代而言，在主體上它仍然是個農業社會，以農業稅為準收繳的商業稅，能和它的產出相符合嗎？
更何況裡面還有貓膩，大商人上多少稅，怎樣上稅，都是非常有講究的。參考下後來為什麼在名義上與商業半點都不粘邊的大臣、深宮後院里的皇后、太后、太皇太后們，也都為大商人說話，內幕就太簡單了吧。
不收錢誰幹活兒。
說到底一句話，王安石們是發現國家的問題，解決問題。而這些大商人和他們背後的同夥們，是發現了國家的問題，享受、利用這些問題！
蘇軾之後，又有蘇轍、馮京、謝景溫、李常等人不斷地攻擊均輸法，理由千篇一律，不外乎就是擾亂秩序、法術不正。
不知道所謂的秩序是宋朝哪條法律上所規定的，也不知道正確的法術是什麼，反正王安石和他的同黨們就是不正。
對此神宗沒什麼好臉色，當著國家的公務員，拿著趙家發的工資，卻站在大商人那邊說話，這世上還有天理嗎？沒別的，一個一個的駁斥、趕走，都一邊涼快反省去。
截止到這裡，還只是些小打小鬧，新法實行之後，富弼、司馬光、韓琦、文彥博等等久負盛名威力巨大的大佬們還都沒登場。也許他們在觀望，也許他們在思考，設身處地在當時，處於均輸法剛上台的一兩個月時間內，沒有誰會未卜先知地知道後來這些人的態度。
另一邊，宋神宗、王安石等變法人物，他們應該做的就是穩住腳步，借著打壓反對派的勢頭，把均輸法推廣全國，讓每一路都做起來。要讓全天下人都看到國庫充足的狀況，最重要的是，要給人們一個適應期，讓他們僵化平穩了100多年的腦子能漸漸地適應改變。
王安石本人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在奏章里寫過這樣一段話。變法的事，緩變會有利，急做害處多，大家要集思廣議，慢慢地來。變法派內部也是這樣做的，新法的第二條法令關係重大，它涉及到了國家之本——農業。這是最重大的一件事，一個處理不當，就會民不聊生，怨聲載道，甚至改朝換代。
有多少次改朝換代，都是因為農業垮了，百姓們吃不上飯，才鋌而走險，當了暴民。
這項新法名叫「青苗法」，它在史書里大大有名，甚至於成了王安石變法的代名詞。要解釋它的內容，史書上課本上一個概念接一個概念，一個數字接一個數字，實在煩得很。悄悄地說，我從學校出來後，也有點記不清。
不過要理解，也很容易。說它，必須得跟另一個名詞聯繫起來，那就是盛行於隋唐兩代的「常平倉法」。這個法令可以說是一項百分之百為黎民百姓造福的仁政，從哪一點上說，都沒有半點的害處。
它是桿國家特設的天平，當豐收時，國家出錢穩定市價收購，防止穀賤傷農；當災年出現時，國家以低廉的價格賣出，讓人民能吃上飯。
注意它的性質，完全是不盈利型的，是一種國辦的公益事業。那麼問題出現，既然這樣好，為什麼王安石還要變法呢？
這再次驗證了一條真理——世上沒有壞事，只有壞人。無論多好的政策，都要看是由誰去實施。歷朝歷代，國家都由儒家學說統治，雖然有一些獎懲條例，可遠遠達不到監督的力度。常平倉法再好，也被底下的官員們給敗壞了。
這幫人里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