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從熙寧元年四月召見王安石，到第二年的二月時，才有了變法的實際舉動。任命富弼為首相，王安石參知政事，組建自己的班底，變法開始。
歷代史書接著就開始介紹各個具體法令的內容，頒布的時間，以及遇到的困難。如果我也這樣寫下去，就根本沒法剖析出這段歷史的真相。
試問這樣翻天覆地的大變革，只在神宗和王安石達成法家治國的理念後，就直接上了馬，是不是太兒戲了呢？神宗真的成了毛頭小子，王安石真成了不學無術的傻大膽？
開玩笑，這期間有10個月的時間，宋神宗和王安石朝夕相處，從他們後來所做的事業有多大來看，他們的討論肯定多方多面，涉及到帝國的每一個角落。
作為後世人，我潛心靜思，推算出他們至少有三個重點必須詳細考慮。第一，那是個大秘密，是這次變法的大宗旨，所有的舉措如果不建立在這個大前提之下，那麼一切都失去了意義。不過可惜的是，查遍千年史書，不論是古人的，還是近現代的，對此都一字不提。
或許是他們沒看到，或許就是別有用心地給刪除了。
第二，變法的速度。是急進還是緩變，這是個大問題。要比具體的變法措施更重要，我們清楚，一件事的成功與否，不僅與它的立意有關，更與它的做法有關。怎麼做更多地決定了它的成功。
聰明博學如王安石，謹慎小心如宋神宗，這個最起碼的前提，一定會考慮到。只是出於對第一點，那個大秘密大宗旨的遵從，才不得己選擇了實際操作中的急燥。這是無可奈何的，可也是熱血沸騰，不得不做的！
第三，變法的涉及層面、具體法令。
環環相扣，每一個條件都為上一個服務，這是一整條互動互補，一榮俱榮，一損百損的利益鏈條，哪一點出了錯，都會讓帝國承受不可估量的打擊。具體到第三條，它得服從前兩個前提，國家必須迅速富強，極快地增加國庫厚度。
得有錢，才能去做那些事。至於說事後怎樣，只要那個大秘密大宗旨勝利了，一切都好說。
這三點討論過之後，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心裡，變法己經有了一個完整的、宏觀的藍圖，到了這時，才能進行實際操作。
實際操作讓王安石全面躲在幕後，首相是富弼，以富弼的威望來鎮撫局勢，安定人心。王安石組建的變法班底更有講究。
成立一個全新的部門，名叫「制置三司條例司」。故名思議，它是以國家的財政總署三司省為根基，研究怎樣生財的特殊部門。以現代的名詞來叫，可以稱作「財政稅收設計委員會」或者「發改委」。
這個部門平空出現，直接把改革變法的事務都攬了過去，什麼東府西府兩制內侍，都沒你們的份兒，一邊兒呆著去。為了保險起見，同樣讓王安石當副手，名義上的負責人是副相陳升之。接下來王安石的班底成員們，就成了一個被爭議了近千年的問題。
王安石此前所擁有的只是名聲，名聲的成分里最大一部分是好奇。人們不理解他為什麼總是放棄高官厚祿，安於貧賤做基層工作，多了不起啊。因為自己做不到而敬佩，只此一點。
這和大聖大賢什麼的都不靠邊，如果非要說他的文章多好，對不起，真的好，可也遠遠沒到歐陽修的影響程度。世間就是這樣，就算你到了同一水平，也別總想著有一樣的影響。
所以他不可能有什麼親信集團。那麼開始做事了，誰來幫他呢？只能從日常交際中去選，這樣的前提就決定了人才的質量和數量。比如說呂惠卿。這個人在後來罵名天下，舉世皆知，一臭萬年，歷代所有君子都搖頭。甚至直接把他的問題加在王安石的頭上。
親信的所作所為，完全是為了領袖服務。他的罪過，就是你的問題！只是非常遺憾，呂惠卿之所以進入王安石的視線，完全是一位君子中的君子的推薦。
呂惠卿，字吉甫，生於公元1032年，泉州晉江人。出身於官吏世家。宋史里記載他考中了進士，分配到真州做推官，調進京城，和王安石偶然見了面，兩個人談論經文，非常投機，就此進入了變法集團。
也就是說，王安石飢不擇食，哪怕從不認識，只要稍微投緣，就會結成死黨。至於呂惠卿真正進入王安石視線的歷史真相，就被宋史選擇性失明了。
只因為那個人是「君子」。
可惜在歐陽修自己的文集里露了餡，他有一篇上報給朝廷的奏章，名叫《舉惠卿充館職札子》，把呂惠卿說成是「材識明敏，文藝優通，好古飭躬，可謂端雅之士。」私下裡更在很早之前，就給王安石寫過私人信件推薦。
當時王安石在常州作知州，呂惠卿是州府里一個普通的屬吏，歐陽修的信里稱讚呂惠卿這樣不凡，那樣奇妙，要王安石特別對待，才有了兩人初步的接觸。說到這裡，就要談一下歷代大事件的參與者之謎。那些貌似與眾不同的人，在歷史裡留下了印跡的人，都是因為自己出類拔萃的能力、高雅脫俗的品行，才脫穎而出的嗎？
公開的結論是對，真實的答案是錯。
以呂惠卿為例，他到王安石身邊時，他本人、歐陽修，甚至王安石自己都不可能知道後來會有如此波瀾壯闊、無所不至的變法，那麼何來有意為之？
再舉一例，當王安石不久前從江寧府到京城的路上，曾經回臨川老家一次，在那兒了解到當地縣太爺謝卿材組織百姓興修水利灌溉農田，效果非常好，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於是後來實施農田水利法時，謝卿材被破格重用。
還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證明歷史發展的大規律涵蓋一切，只是推動這個大規律的，卻往往是一件件突發的小事情。其中領導們近乎偶然性質的賞識，更是一大因素。
呂惠卿之後，王安石最初的幾個主要助手，分別是蘇轍、程顥、章惇、薛向、呂嘉問等人，現在簡單介紹一下。
蘇轍是蘇軾的弟弟，前面說過蘇軾在東京城的夜晚里迷醉流連，可惜時光非常短暫。沒多久，他們的母親在老家去世了，父子三人只好回鄉奔喪。守孝三年之後，舉族進京。
這是三蘇命運的轉折點，從此之後，他們就選擇了終生為官，浪跡神州的命運。進京後，三蘇分別考試，老蘇成為一個小小的京官，負責為國家編史。大蘇和小蘇分別考中了制科的三等、四等，被任命為鳳翔府判官、商州推官。
特別說明下，制科不同於每三年一試的進士科。它不常設，考的內容通常是對策，這需要真材實學，說出自己對國家時政的見解主張。有宋一代，制科取得三等是最高得分，在蘇軾之前，只有一個人得到過，那就是被前宰相張士遜譏笑為失心瘋的吳育。
到熙寧二年，變法開始起步時，老蘇己經去世了，二蘇再次守孝服喪，回到了京城。這時，蘇軾在史館上班，有自己的變法主張。注意，他是主張變法的，只是怎樣變，有他的一套理論，和王安石截然不同。這時發生了另外一件事，它對北宋的歷史進程無關，對中華詩詞史有一定的影響。
蘇軾的原配夫人王弗故去了，他娶了王弗的妹妹王閏之為妻。王閏之很賢惠，無才之女天性仁厚，對他很好。只是王弗的影子陪伴了蘇軾的一生，是他哪怕天天談笑度日，也沒法在夜深時抹去的隱痛。10年之後，終於凝聚成了一首傳唱千古，痛入心髓的悼亡妻《江城子》。
小蘇是個奇特的人，說實話，他的文採在唐宋八大家之中可能要退居末席，更有說法，三蘇中只有東坡才名符其實，其餘兩位都只是因東坡而顯。但要是論到政治才能，小蘇才是最強的一位。他清寧安靜，不浮不燥，具備非常高的政治素養，尤其心性極其堅忍，平靜到能讓人忽視他。
這一點讓小蘇的官場成就遠遠高於老蘇、大蘇。熙寧二年，蘇轍的官場生涯，就從進入制置三司條例司，成為王安石的親信手下開始。
章惇，字子厚，福建浦城人，說來是呂惠卿的同鄉。這是個讓人提起來，就掩卷長嘆的人。他太有爭議了。前面我提過，從神宗時起王安石、司馬光直到北宋亡國，還有一位決定國家命運的人。
是章惇嗎？差一點點，如果他真的像宋史里說的那樣壞的話，他就一定是！
章惇，生於公元1035年，比蘇軾大一歲。在熙寧變法之前，是官場中一個默默無聞，緩緩上升的小人物，留下的印跡只有三件事。第一件，他曾和自己的侄子一起趕考，考中了，卻寧願放棄。為什麼呢？只因為他的侄子是當年的進士第一名。
身為叔叔，居於侄兒名下，他無法忍受。但要注意的是，他的侄子比他大10歲。
後兩件事都與蘇軾有關。他們一生都糾纏在一起，說來章惇的惡名，有很大程度上與蘇軾有關，嘿嘿，誰讓對方是人見人愛的蘇東坡呢，有宋三百年間第一大才子怎麼會有錯？這都是後話了，在他們初相遇時，都是才氣縱橫，俊爽一時的青年。
章、蘇曾結伴遊玩，地點在鳳翔府仙游潭。仙游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