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第二天我們醒來時，這些事件仍然在我們頭頂遊離不散，但這充滿責任的一天，對我們來說，實在是一份安慰。克拉莉莎在八點半離開家門，去學校給本科生教授浪漫主義詩歌課程。她參加了一場本院系的管理層會議，和一位同事一起吃了午飯，批改了學期論文，並對一名研究生進行了一個小時的輔導，那名學生正在寫關於利·亨特 的論文。傍晚六點，她回到家裡，而我還在外面沒有回來。她打了幾個電話，沖了個澡，然後和她的哥哥盧克一塊兒去吃晚餐。盧克已經結婚十五年了，他的婚姻目前正瀕臨瓦解。
我一大早起來就洗了個澡，然後端著一小壺咖啡進了書房。有那麼一刻鐘左右，我覺得我有可能會屈服於那些專屬自由職業者的誘惑——看報紙，打電話，做白日夢。我腦子裡有一大堆題材可以用來盯著牆壁發獃。不過我還是振作起精神，強迫自己寫完了一篇關於哈勃太空望遠鏡的文章，準備發給一家美國雜誌。
我對這項工程的興趣已經延續好幾年了。它體現出一種不合時宜的英雄主義與高貴氣質：不用于軍事目的，也不用於急功近利的商業用途，而是被一種簡單而高尚的動力所驅使——為了知曉和理解更多的知識。望遠鏡上天后，科學家們才發現，望遠鏡上那塊八英尺厚的主鏡片磨得過平，差了千分之十英寸。這時，下面地球上民眾們的普遍反應卻不是失望，而是興高采烈和幸災樂禍，整個星球都拿它當作令人捧腹的笑柄。自從泰坦尼克號沉沒以來，我們就對技術人員一向苛刻挑剔，對他們那些不著邊際的宏偉目標冷嘲熱諷。現在，我們有了迄今為止太空中最大的玩具，據稱有四層樓那麼高，它被製造出來是為了給我們帶來視覺上的奇蹟，捕捉可以用來揭示宇宙起源的圖像，以解開我們在時光之初的誕生之謎。可它卻失敗了，不是因為電腦軟體中運算系統的神秘故障，而是出於一個世人皆能理解的錯誤——目光短淺，採用了過時的磨製方法和拋光手段來製作鏡片。一時間，哈勃變成了電視里滑稽搞笑節目的主要對象，和「麻煩」、「破爛」等辭彙押韻，驗證了美國終端科技工業的衰微。
哈勃的構思固然宏偉，而挽救哈勃的行動在技術上更是超群出眾。宇航員進行了數百小時的太空行走，十面糾正鏡片被超人般精確地設置在問題鏡片的四周邊緣，而在地面上的控制中心裡，如瓦格納管弦樂隊般龐大的科學家群體和電腦設備在原地檢測指揮。從技術層面上講，這比把一個人發射到月球上更加困難。錯誤被糾正了，距今120億年久遠的圖像從太空中傳來，清晰而真切。人們忘卻嘲笑，換以驚訝和好奇——只有一天——然後又開始各行其是。
我一口氣工作了兩個半小時，沒有休息。那天早上，當我在電腦里輸入我的文章時，不安困擾著我，那是一種讓我難以確定的生理感覺。有些錯誤是再多的宇航員也糾正不了的，就像我昨天的那樣。可我到底做了什麼，或者沒有做什麼呢？如果這種感覺是「愧疚」，那麼它究竟從何而來？是在氣球下面抓住繩子，還是放手的時候，是後來靠近屍體附近，還是昨晚在電話上的時候？這份不安依附在我身上，並深入我內心，就像是一種沒有洗過澡的感覺。但當我停止打字，停下來將整個事情回想一遍後，我發現那根本不是愧疚。我搖搖頭，字打得更快了。我不知道我是怎樣把深夜來電的想法全部拋之腦後的，我設法把它和昨天遇到的所有麻煩混在一起。我覺得自己仍處於驚愕之中，我想要保持忙碌以撫慰自己。
我比截稿時間提前了五個小時完成了這篇文章，作了些修改，把它列印出來，然後用傳真件發到了紐約。我給牛津市警察局去電，在電話轉接了三個部門之後，我得知法院將組織一個陪審團聽取約翰·洛根的死亡調查，死因裁判庭 很可能會在六周內召開，參與這一事件的我們所有人都要參加。
我乘坐計程車前往索霍區，去會見一位電台談話節目的製作人。他把我引進辦公室，對我說，他想做一檔關於超市蔬菜的節目。我告訴他我對這個不熟悉。這位名叫埃里克的製作人隨即站起身來，做了一番激情四溢的演講，讓我大吃一驚。他說，對於像四季荷蘭豆、草莓這一類食品的需求，正在損害一些非洲國家的自然環境和當地經濟。我說這可不是我的研究領域，然後我告訴他某幾個人的姓名，讓他不妨試著與之聯繫。隨後，儘管我幾乎與他素不相識，或者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我回應了他的滿腔熱情，給他講述了那場事故的來龍去脈。我情不自禁啊。我得對什麼人說出來呀。埃里克很耐心地聽著，他搖頭晃腦，適時地做出些回應的聲音，不過他看我的眼神怪怪的，就好像我是一個受到傳染的病毒攜帶者，帶著一種新近變異的厄運病毒踩進了他的辦公室。我本可以中途打住，或者以一個不夠自然的結局收場，但我還是說了下去，因為我欲罷不能啊。我是在講給自己聽，對我來說，一條金魚也可以成為好聽眾，和一個談話節目製作人沒什麼分別。等我說完以後，他趕緊向我道別——還有一場會見在等著他，以後他有了其他主意會再和我聯繫。當我走出來、踏上污穢骯髒的米爾德大街時，我感覺自己也被玷污了。那種無可名狀的感覺又回來了，這一次，它讓我感到沿著後脖頸傳來一陣刺痛，肚子也疼了起來，隱隱又產生了一股想要拉屎的衝動，這在今天已經是第三次了。
整個下午，我都在倫敦圖書館的閱覽室里度過，查閱一些與達爾文處於同一時代、卻更加默默無聞的人物的資料。我想寫一篇關於軼聞和敘事在科學文獻中消亡的文章，我的觀點是，達爾文那一代的科學家是最後一批能在其出版的論文中講述故事的人，而在今日看來，這種做法已經成了奢望。這裡有一封1904年寫給《自然》雜誌的信，一份通訊員稿件，投給該雜誌的一個長期合作通訊項目，研究的對象是動物的意識，尤其探討了是否可以認為像狗這樣的高級哺乳動物對其行動造成的後果具有認知。作者X先生有一位親密的好友，這位朋友的狗特別喜歡趴在書房壁爐邊一張舒適的椅子上。有一次，在吃完正餐後，X先生和他的朋友退到書房裡，去品嘗一杯波爾圖紅葡萄酒。那隻狗被趕下了椅子，它的主人坐在了這個位置上。狗蹲在爐火旁，在沉默中靜靜地待了一兩分鐘，然後來到門邊，嗚嗚叫著讓人放它出去。它的主人熱心地站起來穿過房間，這時X先生看到，那條狗猛衝回來，又一次佔據了它最喜愛的位置。有那麼幾秒鐘，它的嘴邊露出了一絲毫不掩飾的得意表情。
作者由此得出結論，說那隻狗肯定有一個計畫，它對未來有一種知覺，知道自己能通過深思熟慮的欺騙手段去改變現狀，而在開展行動的意向和達到目的後的歡喜結果之間，肯定有一種記憶行為起到了中介作用。這篇文章里讓我感興趣的是，敘事的影響力和吸引力如何遮蔽了科學的判斷。從任何科學考察標準來講，這個故事，無論有多麼動聽，都是在胡說八道。沒有任何理論可以印證，也沒有任何術語可以定義，它只是一個沒有意義的例子，一種賦予動物人格體現的可笑的擬人論調。我可以很輕鬆地用一種說法來解釋這件事情，從而讓它變得更符合生物的自然反應，或者把那條狗描述成一種命中注定要永遠活在當下的可憐生物：被主人趕下椅子後，它在爐火旁找了個次佳的位置蹲下，在那裡舒舒服服地烤火取暖（而不是在動壞腦筋），直到發覺自己需要出去撒泡尿，於是它便按著平時主人教它的做法去了門邊。突然，它注意到那個自己無比珍視的寶貴位置又空了出來，便一下子忘記了從自己膀胱里傳來的內急信號，跑了回去，重新佔據了椅子。那副洋洋得意的表情不過是它高興情緒的瞬時表現而已，或者僅僅是觀察者把自己的想法放在狗身上的心理映射罷了。
我自己就舒舒服服地坐在一張皮質光滑的大扶手椅上，看到眼前的三名讀者都在睡覺，每個人的大腿上都放著書或雜誌。圖書館外，聖詹姆斯廣場上車流熙攘，喧鬧無比，就連送快件的摩托車也像其他人節奏緊張的高速運動那樣，聽來令人昏昏欲睡。閱覽室內，隱蔽的古老管道中傳出低沉含糊的汩汩水聲，而在附近，傳來一下腳踩在地板上的嘎吱聲響。有個人站在雜誌架後面，我看不見他的身影。他挪動了幾步，停了一兩分鐘，然後又開始動彈。仔細回想起來，我發覺，從我模模糊糊地意識到這種聲音的出現直至現在，已經將近有半個小時了。我心想，自己是否可以和這個傢伙講講道理，請他保持靜立，或者建議他拿上一疊雜誌，然後安靜地坐下來。那個叫我煩心的傢伙又稍微動了一下，閑庭信步，傳來四聲嘎吱嘎吱的響動，然後一切復歸寧靜。我繼續閱讀X先生的文章，想了解他對犬類心智能力的論述，但現在我的心已經分神了。當那個人開始穿過房間往外走的時候，我決定，即使我現在從紙上看不進任何東西，我也不會抬起頭去看他。但隨後，我又打消了這個念頭。我只看見一隻白鞋，還有紅色的什麼東西從我眼前一閃而過，然後，彈簧門「吱」地發出一聲嘆息，合上了。那扇門正通向閱覽室外面的樓梯。
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