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魯薩諾夫接受全劑量的反應如何，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不放心，所以一天去看了他好幾次，就連下班之後也沒有馬上就走。如果按排定的順序由奧林皮阿達·弗拉季斯拉沃夫娜值班的話，她就用不著去那麼多次了，可是奧林皮阿達還是被調去參加工會司庫的學習班，今天替換她的是圖爾貢值班，而圖爾貢這個人是很不可靠的。
魯薩諾夫接受注射之後很不好受，但還沒到忍受不了的限度。打過針之後就讓他服了安眠藥，他雖然沒有醒過，但老是翻身、扭動和呻吟。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每次都要停留一會兒，對他進行觀察，聽聽他脈搏的跳動。他有時蟋縮著身子，有時又伸直兩腿。他的臉已變得通紅，殲淡淡的。他的這個不戴眼鏡而又擱在枕頭上的腦袋，已不再顯得那麼官氣十足。禿頂上所剩無幾的稀疏白髮緊緊地貼在顱頂上。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到病房裡去的次數雖多，但她同時也兼顧別的事情。波杜耶夫要出院了，他被認為是病房裡的組長，這個職務雖然有名無實，但總得有人擔任。所以，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離開魯薩諾夫的病床轉向鄰近一位病號的時候宣布說：
「科斯托格洛托夫。從今天起您擔任病房裡的組長。」
科斯托格洛托夫是和衣躺在被子上看報紙的（漢加爾特已是第二次進來，而他仍在看報）。漢加爾特總是無法預料他會做出什麼奇怪的反應，所以說這句話時臉上還帶著淡淡的微笑，似乎是在解釋，她自己也知道這只不過是一種形式罷了。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視線離開報紙，仰起愉快的面容，不知該怎樣表示對醫生的尊敬，便稍稍屈起在床上伸得很直的兩條長腿。他態度非常友好地說了這樣一番話：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您是想讓我在道義上蒙受不可彌補的損失。任何一個當官的都免不了要犯錯誤，而有時還會權迷心竅。因此，經過多年的反覆思考，我發誓不再擔任什麼行政職務。」
「那就是說，您曾經擔任過，對嗎？而且，職務還挺高，是吧？」她也善於以開玩笑的口吻跟他談話。
「最高職務是副排長。不過實際上職務還高些。我們的排長因為實在遲鈍和無能被送去進修，進修出來之後至少得當個炮兵連長，但不再回到我們炮兵營。而上面派來接替他的另一位軍官，一下子就被提到上面的政治部里去了。我們的營長對此並不反對，因為我是個挺棒的測繪兵，小夥子們也都聽我的。這樣，我雖然只有上士軍銜，卻擔任了兩年代理排長——從葉列茨直打到奧得河畔法蘭克福。順便說一句，不管有多麼可笑，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歲月。」
他雖然把兩條腿屈了起來，但畢竟不大禮貌，所以還是把腿垂到了地板上。
「您瞧，」漢加爾特在聽他講或自己在講話的時候，微笑始終沒有從臉上消失。「既然是這樣，您何必推辭呢？如今這差使也會使您滿意的。」
「這真是妙不可言的邏輯！——會使我滿意！而民主呢？您豈不是在踐踏民主原則：病房的人又沒選我，選舉人連我的履歷也不知道…順便說說，您也不知道……」
「那好，您就說說吧。」
她照例說話聲音不大，他也把聲音壓低，讓她一個人聽見。魯薩諾夫在睡覺，扎齊爾科繼續看書，波杜耶夫的床位空著，幾乎沒有人能聽到他們的談話。
「說來話長啊。況且，我坐著而您站著，我感到很不好意思。這樣跟女同志談話是不合適的。但是，如果這會兒我像士兵那樣站起來在通道上立正，那就會顯得更蠢。您還是在我的床邊上坐下吧，請。」
「其實，我倒是該走了，」她說，不過，還是在床治上坐了下來。
「您瞧，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我一生中所吃過的苦頭，大多是由於熱衷於民主。我曾企圖在部隊里樹立民主作風，就是說，允許大家議論。結果，1939年沒選送我進軍官學校，繼續讓我留下當兵。1940年總算到了軍官學校，可是在那裡由於頂撞領導而被清除了出來。直到1941年才勉強畢業於遠東的一個軍士訓練學校。說心裡話，我沒當上軍官可真感到懊喪，我所有的朋友都成了軍官。年輕的時候這樣的事似乎不能不使人難受。不過，我還是把公道看得高於一切。」
「有一個跟我很接近的人，」漢加爾特眼睛望著被子說，「差不多也是這樣的遭遇：很有才能，卻始終是普遍一兵。」短暫的停頓、瞬間的沉默掠過他們的腦海，她抬起了眼睛。「不過，您直到今天還是像從前那樣。」
「您指的是：很有才能還是普通一兵？」
「很會頂撞人。比方說，您跟醫生談話的一貫態度怎樣？特別是跟我。」
正如薇拉·漢加爾特所有的談話和動作，她提出這個問題時的態度是嚴厲的，但她的嚴厲十分奇特，可說是整個兒洋溢著一種和諧的美。
「我頂撞您？我跟您談話可是畢恭畢敬的。您大概還不知道，這是我最禮貌的談話方式呢。如果您指的是第一天的情形，那是因為您無法想像我當時的處境有多麼困難。我幾乎是奄奄一息了，他們才放我出州境。我來到這裡，不料冬天竟下起了傾盆大雨，我只得把氈靴夾在腋下，要知道，我們那邊已經是相當冷了。我的外套淋透了，簡直可以擰出水來。我把氈靴放在行李寄存處，坐上了電車去老城，那裡我有一個地址，還是在前線時我手下的一個士兵留給的。當時天已經黑了，全車的人都勸我不要去，說是會被人殺了的！1953年大赦之後，所有的流氓和騙子都放了出來，從此再也透不住他們了。而我對於那個士兵是不是還在那裡，心裡也沒有把握，至於那條街在什麼地方，誰也說不上來。於是我就去找旅館。有些旅館的前廳那麼漂亮，我這雙腳走進去自己都會感到難為情。有幾處甚至有地方住，可是只要見到我遞過去的不是身份證，而是流放證明，馬上就回答說：『不行！不行！唉，有什麼辦法呢？死我倒是心甘情願，可為什麼要像條狗似的死在籬笆下面呢？我直接到民警局去，對他們說：『聽著，我縣屬於你們管的。你們就安排我過夜好了。』他們支支吾吾地說：『您可以到茶館去過夜，我們一般不去那裡檢查證件。』可是我沒找到茶館，就又回到火車站。睡在火車站上也不行，因為民警要趕。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到你們門診部。先是排隊。診斷之後說我必須馬上住院。這麼一來，我就得乘兩趟電車到城市另一端的監督處去。雖然整個蘇聯都有一定的工作時間，可是監督官走開了，根本沒把工作當成一回事兒。他也沒留張字條讓流放人員明白他自己會不會回來。這時我想，如果把證明交給他，那我恐怕就沒法從火車站取回氈靴。於是我就再乘兩趟電車折回火車站。每奔波一次就得花上一個半小時。」
「我好像不記得您還帶著氈靴。難道真有嗎？」
「您不會記得，因為我就在那兒的火車站上把那雙氈靴賣給了一位大叔。我心裡想，這個冬天我要躺在醫院裡，下一個冬天我反正活不到。賣了氈靴就又去監督處！光是坐電車就花了10個盧布。那邊還有1，000米爛泥路得步行，而我身上疼得厲害，真是一步一挪。不論走到哪兒，都得背著自己的行李袋。謝天謝他，監督官總算回來了。我把流放地所屬州監督處的證明交給他作抵押，並出示你們門診部開的住院證明，他在上面批了『准予住院』這幾個字。於是我就坐車……還不是到你們這兒來，而是去市中心。因為我從海報上看到，那裡正在上演《睡美人》」
「噢，原來如此！您倒還能去看芭蕾舞？早知道這樣，我才不會讓您住進來呢！決不!」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這是奇蹟！臨死之前還能最後一次去看芭蕾舞！何況，即使不死，我在自己的永久流放地一輩子也看不到芭蕾舞。可是偏偏看不成，活見鬼！劇院臨時把節目換了！《睡美人》換上了《阿古一瓦雷》。」
漢加爾特不出聲地笑著連連搖頭。毫無疑問，她對一個垂死病人想看芭蕾舞的奇怪念頭是讚賞的，非常讚賞。
「怎麼辦？音樂學院有一位女研究生在舉行鋼琴獨奏音樂會。可是這地方離車站太遠，去那裡連個凳子角也占不到。而雨卻一直下個不停！只有一條路了：到醫院裡來，把我自己交給你們。我坐上車來了，院方說：『沒有床位，只得等幾天了。』可病人們告訴我：等上一個星期也是常有的事。再說，我到什麼地方去等呢？我該怎麼辦？不採用勞改營里的那套本事，人也就完蛋了。而您那時還打算從我手裡把證明拿走，是不是？……在這種情況下，我該用什麼態度跟您談話？」
現在回想起來很有趣，兩個人都覺得可笑。
他在講這一切的時候，是不用動什麼腦筋的，心裡卻在想：如果她是1946年醫學院畢業，那麼現在至少是31歲，跟他差不多的同齡人。可是為什麼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在他看來比23歲的卓娘還年輕？不是根據面貌，而是根據靦腆、羞怯的習性給人留下這種感覺。在這種情況下，往往會使人猜測，她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