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妹是自殺的。
當阿怡在沙田富山公眾殮房聽到警察說出這句時，她不由得激動地爭辯，口齒不清地吐出「不可能」「你們根本沒好好調查」「小雯才不會自殺」之類的話。負責案件的程警長是個年約五十、髮鬢帶點花白的瘦削大叔，雖然外貌帶點痞子氣，眼神卻透露了他老實人的本性。面對阿怡近乎歇斯底里的反應，他倒能平心靜氣，以低沉穩重的聲線安撫對方，並說出令阿怡無法反駁的話。
「……區雅怡小姐，您『真的』認為您妹妹不是自殺的嗎？」
阿怡很清楚，縱使她不想承認，小雯有充分的理由尋死。畢竟小雯在過去半年所受的壓力，已超出了一個十五歲女孩能承受的範圍。
而這一切，要從區家多年的不幸談起。
阿怡的父母生於上世紀60年代，是新移民的第二代。自1946年內戰開始，每月有許多人從內地湧進香港。阿怡的祖父母是從廣州來港的，當時香港社會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對來港者幾乎來者不拒，於是他們落地生根，獲得居留權成為香港居民。縱使得到留港的資格，這些「新香港人」的生活大都相當艱苦，從事體力勞動工作，工時長、薪水低，居住環境更是惡劣；然而那時候香港正值經濟起飛，所以只要吃得了苦，仍有改善生活的機會，有些人更能乘著浪潮，白手興家，躋身成功人士之列。
可是，阿怡的祖父母抓不住這些機會。
1976年2月，筲箕灣愛秩序灣木屋區發生大火，上千間木屋遭焚毀，令三千多人無家可歸。阿怡的祖父母都在這場大火中喪命，他們遺下一個十二歲的孩子，亦即是阿怡的父親區輝。區輝在香港沒有其他親人，結果投靠了另一位在火災中失去了妻子的鄰居。這位鄰居有一個七歲的獨生女，女孩名字叫周綺蓁，她便是阿怡的母親。
因為家境清貧，區輝和周綺蓁都沒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為了幫補家計，兩人未成年便投身社會工作。區輝在貨倉當倉務工人，而周綺蓁在茶樓當侍應生，雖然每天為生活奔波，但他們沒有抱怨，反倒感到微小的幸福——區輝與周綺蓁相戀，已到談婚論嫁的地步。他們於1989年趕及在周綺蓁的父親因病去世前完婚，算是圓了長輩一個心愿。
就像是先人庇佑，之後數年，區家似乎擺脫了厄運。
周綺蓁和區輝婚後三年，誕下一個女嬰。周綺蓁的父親肚裡有多少墨水，離世前留下遺言，說將來孫子出生，男的要叫「頌朗」，女的便叫「雅怡」。「雅」有高尚、美好之意，而「怡」則代表了和悅快樂。區輝一家三口租住土瓜灣一棟舊樓的小單位，生活上捉襟見肘，但尚算窮得快樂。區輝每天下班回家，看到妻女的笑靨，便覺得別無所求。周綺蓁持家有道，阿怡文靜乖巧，區輝一心為家庭多賺幾分錢，好讓孩子他日念大學，不用跟自己和妻子一樣，只念完中三便要找工作。區輝和周綺蓁都知道，彼一時，此一時，香港社會愈來愈看重學歷，七八十年代只要肯吃苦便有工作，但往後的日子可不能用過去同一把尺來量度。
當阿怡六歲時，區輝更獲得幸運之神眷顧——他們一家輪候多年的公屋終於有迴音。
香港寸土寸金，地小人多，居住一直是香港人面對的生活難題。政府雖然有提供公共房屋，讓低收入家庭以低廉的租金租住，但因為供不應求，申請者可能要等上好幾年才獲得接納。區輝在1998年收到房屋署通知，他們獲分配觀塘樂華邨奐華樓的一個單位。這對區家來說是一場及時雨，在亞洲金融風暴影響下，區輝就職的公司大幅裁員，而區輝也是其中一人。即使他的老闆介紹他到另一間公司工作，薪水卻大不如前，他正為阿怡上小學的學費與雜費發愁，房屋署的來信簡直是天降甘霖。公屋的租金比私人房屋的低一大半，如此一來，區家只要省吃儉用，還能夠多存一點錢，以應付日後所需。
搬進樂華邨兩年後，周綺蓁再次懷孕，為區家多添一位成員。區輝二度當爸自然喜不自勝，而阿怡亦漸漸懂事，知道自己當了姐姐，要更努力替父母分擔。由於岳父仙游前只留下一男一女兩個名字，區輝不知道如何替二女兒取名，於是他向鄰居一位退休老師請教。
「叫『雅雯』如何？」老先生跟區輝在奐華樓前方空地的一張長椅上聊著，「令愛叫『雅怡』，我們沿用『雅』這個字，而『雯』就是有花紋的雲彩。」
區輝循老先生指示，抬頭一看，夕陽斜照下的彩霞映入眼帘。
「區雅雯……真是動聽的名字啊。還好有黃老師你在，我這個老粗抓破腦袋也想不出這麼漂亮的名字啦。」
因為區家變成四人家庭，奐華樓的單位就顯得略微狹窄。奐華樓的單位是為了二至三人家庭設計，室內沒有房間間隔，如今人數增加，區輝可以申請換屋，搬到大一點的房子。不過，房屋署回覆說房屋供應緊張，無法在樂華邨甚至原區找到適合四人居住的單位，如果要搬的話，只能選擇大埔或元朗。區輝跟妻子商量，周綺蓁笑著說：「我們在這兒住慣了，搬到老遠的話，你上班麻煩，雅怡又要轉校，划不來。我們這兒再擠也不及我們當年在木屋區那麼擠吧？」
周綺蓁就是如此一位樂天知命的婦女。對妻子的說法，區輝搔搔頭，找不到反駁的理由，雖然他心想孩子上中學後，還是得讓她們有自己的房間，他聽聞這有助小孩獨立成長。
然而區輝沒料到，他根本沒機會看到兩個孩子上中學。
2004年，區輝遇上嚴重工業意外身亡，終年四十歲。
經過1997年的金融風暴，以及2003年的疫症爆發，香港經濟受到嚴重打擊，不少企業老闆為了省減營運成本，將業務外判，或以合約形式招聘員工，逃避資方應負的責任。大企業以低價聘用小公司負責某些工作流程，而小公司亦可能從中取利，將作業再分拆外判給更小型的公司，由於這種層壓式的僱傭關係，勞工的薪水被大幅削減，可是由於不景氣，工人們害怕飯碗不保，只能默默承受剝削。區輝輾轉在這些小型外判公司工作，跟其他工人搶奪有限的職位空缺，可幸他在貨倉就職多年，考取了俗稱「鏟車」的叉式起重車的駕駛執照，這正是他的求職利器。除了物流業要聘用懂駕駛和操作鏟車的司機，貨櫃碼頭亦有同樣的需求，不過鏟車司機的工作不是搬運貨物，而是「拉纜」。在大型貨櫃碼頭，泊岸貨輪的纜繩既粗且重，無法用人手牽拉固定在系纜墩上，必須使用鏟車代勞。為了增加收入，區輝身兼兩職，不但在九龍灣的貨倉負責搬運貨物，更在葵涌貨櫃碼頭當「拉纜員」。他想趁自己還有氣力時多賺點錢，畢竟年紀愈大身體便愈不中用，他日即使想多兼幾份差事也力有不逮。
2004年7月一個下著毛毛雨的黃昏，葵涌四號貨櫃碼頭的主管發現有一輛鏟車不見了。他向工人們查問後，發覺失蹤的不止鏟車，還有一名拉纜員。在一眾工人和警衛搜索下，一位六十歲的吊機操作員說看到區輝駕著鏟車經過Q31區後沒回來，於是主管帶人到該區尋找。他們在岸邊一個系纜墩上發現異樣——系纜墩左方有明顯的刮痕，旁邊地上有黃色的塑膠碎片。工人們一看便認得，那些碎片來自碼頭的鏟車。
主管慌忙報警，在消防隊潛水員花了半個小時搜索後，證實了工人們不安的猜想。區輝出了意外，連人帶車掉進海里，身體卡在車架與起重叉之間，而車子半埋在十二米深的海床上。當碼頭工人使用吊機將沾滿淤泥的鏟車吊上水面時，區輝已回天乏術。
阿怡失去父親時只有十二歲，而小雯更只有四歲。
深愛的丈夫猝逝，周綺蓁肝腸寸斷，但她沒有讓自己陷入哀傷之中，因為她知道兩個女兒以後只能依靠這位母親。
按道理，區輝因公殉職，遺屬應該可以依勞工法例獲得六十個月薪金的賠償，這樣周綺蓁一家三口還可以利用這筆保險金撐幾年。可是區家的噩運再度降臨，彷彿區輝離世只是一連串不幸的開始。
「嫂子，我不是不想幫忙，但公司只能付這個數目。」
「牛哥，阿輝替你們宇海拼了命工作，每天天未亮便出門，晚上回來時孩子都睡了，兩個女兒也沒機會跟他多見幾面，如今他出了事，我們孤兒寡婦無依無靠，公司卻只能拿出這丁點錢？」
「唉，嫂子，公司環境也不好，搞不好明年便要結業，到時連這筆錢也付不出來啊。」
「為什麼要宇海老闆出這筆錢？阿輝不是有什麼勞工保險的嗎？錢該由保險公司付啊？」
「阿輝的保險……似乎過不了公證行一關。」
牛哥是區輝在公司的前輩，跟周綺蓁見過幾次面，所以宇海起卸運輸姓鄧的老闆吩咐他當中間人，跟周綺蓁「洽談」。根據他的說法，公司雖然有替區輝購買勞工保險，但保險公司委託公證行調查意外後，認為保險並不適用。最主要的原因是，區輝在發生意外時已過了他的輪班時間，亦無法證明他當時駕駛鏟車是履行職務；此外，墜海的鏟車經過檢驗證實沒有任何故障，所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