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號工程的頭目、監察隊隊長黨衛軍少校卡爾勒夫特，終於做到讓中心調度室每天晚上交一份次日將要到來的軍用列車運行表。卡爾勒夫特就可事先對自己的工作人員就他們面臨的工作作一番部署，如一列火車的車廂總數和裝載人數，根據列車來自哪個國家，調配相應的囚犯輔助人員——理髮師、嚮導和裝卸工。
卡爾勒夫特不喜歡對工作馬馬虎虎，玩忽職守。他不喝酒，如果下屬喝得醉醺醺他就大發脾氣。人們只見過一次他興緻勃勃的模樣。那天他準備回家過復活節，已經坐到汽車上，把黨衛軍軍需官哈恩叫到自己身旁，給他看女兒的照片——大臉盤、大眼睛的姑娘，活像她的父親。
卡爾勒夫特喜好工作，捨不得白白浪費時間，吃過晚飯，他不上俱樂部小屋，不玩牌，不看電影。聖誕節那天，監察隊組織了樅樹晚會，演出了業餘合唱隊的大合唱，吃晚飯時還免費兩人供應一瓶法國白蘭地。卡爾勒夫特順路到俱樂部待了半小時，大家看到他手指上還有新鮮的墨水漬，知道他聖誕之夜還在工作。
住在父母的鄉村住所那陣，他覺得將要在這裡度過他的一生。他喜歡寧靜的農村，不怕幹活。他想要壯大父親的家產，但他又覺得無論養豬、賣蔬菜和小麥的收入有多少，他這輩子都是會在舒適寧靜的父親的房子里度過的。但人生多變。第一次世界大戰末，他到了前線，走上了命運替他安排的道路。彷彿他從農民到士兵，從戰壕到司令部警備隊，從辦公室到副官，從在帝國保安總局中央機關到在集中營管理局的運動，最後又在死亡集中營擔任監察隊長的職務，都是命中注定的。
如果卡爾勒夫特不得不面對上天的審判，他將證明自己的心靈是無罪的，他將實事求是地告訴法官，命運是如何把他推上殺害59萬人的劊子手之路的。在世界大戰、巨大的民族主義運動、百折不撓的黨和國家暴力那強大力量的意志面前，他能做什麼？誰能按自己的意願行事？他是個人，他本該生活在父親的房子里。不是他在走，而是有人拽著他走。不是他想走，而是有人領著他走。他猶如一個小男孩那樣踽踽而行，命運拉著他的手，領著他走。在上帝面前，那些曾受卡爾勒夫特指使乾的人和那些曾指使卡爾勒夫特乾的人都會這樣，或大致會這樣證明自己是無罪的。
卡爾勒夫特不需要在上天的審判面前證明自己的內心是無罪的，因此上帝也沒有必要向卡爾勒夫特承認世上沒有罪人。
有上天的審判、國家和社會的審判，但還有更高的審判，那就是有罪的人對有罪的人的審判。有罪的人衡量了極權主義國家的力量，它是無限強大的；這種恐怖力量用宣傳、飢餓、孤寂、集中營、死亡的威脅、默默無聞和恥辱將人的意志加上鐐銬。但是，人在貧窮、飢餓、集中營和死亡的威脅下所走的每一步，經常在受制約的同時表現出人的不受制約的意志。在監察隊長的生活道路上，從農村到戰壕，從非黨的凡夫俗子到國家社會主義黨的自覺成員，時時處處無不留下自己意志的痕迹。命運指引著人，但人走是因為他想走，他本可以隨自己的意願不走的。命運指引著人，人成為殲滅性力量的工具，但他本人同時獲得了好處，並無什麼損失。他了解這點，於是他賓士而去，可怕的命運和人各有不同的目的，但他們走的是一條道。
是誰在宣讀判決書，並非純潔無邪、慈悲為懷的上天法官，並非賢明通達、以國家和社會利益為準則的大智大慧的國家最高法院，並非聖人和正人君子，而是可憐的、屈服於法西斯主義壓力的骯髒的罪人，是親自體驗過極權主義國家可怕權力的，失節、折腰、膽怯、俯首聽命的人。
他說：
「在這可怕的世界上有的是罪人！我就是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