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於是
2019年秋冬對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來說是悲喜交加的。
這一年9月10日，《使女的故事》續作《證言》全球發布。但就在英倫做新書宣傳時，和她相濡以沫四十年的伴侶格雷姆·吉布森（Graeme Gibson）因失智而病逝。曾有記者在文中艷羨地寫道「每個女作家都該嫁給格雷姆·吉布森」，阿特伍德顯然很贊同——她把這句話印在了T恤上。
這一年10月14日，她憑藉《證言》第二次榮膺布克獎；第一次是2000年的《盲刺客》。但不久後有一種小範圍的輿論認為，這屆布克獎看起來是雙黃蛋，實際上阿特伍德的風頭完全蓋過了該獎史上第一位非裔女作家伯納黛特·埃瓦里斯托（Bernardine Evaristo）。
這一年11月18日，阿特伍德八十歲大壽，企鵝蘭登出版社給她的生日禮物是來自世界各地讀者們的視頻寄語。
這一年，根據《使女的故事》改編的同名電視劇第三季上映，該劇已在這三年里橫掃艾美獎、金球獎和（被譽為奧斯卡風向標的）評論家選擇獎。雖然在1990年就有了同名電影，但影響力遠不及這次葫蘆網（Hulu）製作的電視劇集。阿特伍德本人還在第一季中客串了一位嬤嬤，在劇中扇了奧芙弗雷德一巴掌，明明是自己寫出來的場景，她演出時卻覺得特別恐怖。
不可否認的是：正是電視劇的成功促動了阿特伍德動筆寫續集——電視劇推動了書籍的銷售，英文版《使女的故事》售出了八百萬餘冊。之後，有觀眾和讀者問她：基列國到底是如何運作的？再之後，特朗普時代的女性主義者穿上了使女的紅袍白帽——顯然這本書已締造、衍生出了重要且普及的文化符號——舉牌抗議遊行，她也更清醒地意識到：在原著出版三十多年後，世界並沒有進步太多，甚至有後退。
因而，毋寧說《證言》是「影—視—書使女系列」數以億計的受眾推動出來的新作，既是歷史和現實互動的產物，也是受眾和創作者互動的產物——甚至於「瓊」這個名字也是讀者們抽絲剝繭推測的，因為在紅色感化中心提到的五個真名中（阿爾瑪、珍妮、德羅拉絲、莫伊拉、瓊）只有瓊在整本書中沒有被稱呼過，換言之，她就是第一人稱的擁有者；阿特伍德沒有否認讀者的這種推斷，於是，瓊的名字在電視劇版得到了正式使用。
有使女的基列國在影視化的強烈視覺感中尤其讓人難忘，不僅將原著建構的虛擬世界具象化了，還以集體創作的方式對原著精神做出了更全面的闡釋——在原著作者阿特伍德和製片人米勒（Bruce Miller）的指導下，創作團隊發揮群智群力，填滿了既有大框架中的小縫隙，彌補了一本書的體量所不能完備的人物和場景細節，塑造出性格更豐滿的尼克、麗迪亞嬤嬤、珍妮、奧芙格倫，補全了馬大信號系統（由不同烘焙品組成暗號）……這次非常成功的影視化充分說明了影視可以是原著作者夢寐以求的一種「解讀＋延展」的方式。但影視化也必定導致我們會在閱讀續作時有強烈的代入感。所以，十五年的間隔是必要的，讓劇集有充分的舞台細膩演繹已有角色，而不影響到續作的構成；更重要的是，讓新一代人物上場，讓續作關注新的命題。
事實上，劇集剛進入第二季，觀眾就發現改編已脫離原著：原著的結尾是「五月天」在尼克的指示下將奧芙弗雷德帶離大主教家，生死未卜；而在劇集中，妮可出生後被送往加拿大，奧芙弗雷德放棄了一起逃亡，決定留在基列拯救大女兒……所以，每個人都會問：《證言》要怎樣處置劇集與原著的不同呢？
《使女的故事》是在柏林牆倒下之前構思動筆的，當時阿特伍德在西柏林，目睹了羅馬尼亞實行的《770法令》：為了讓羅馬尼亞人口從當時的2300萬增加到3000萬，齊奧塞思庫在1966年10月授權通過《770法令》：除了45歲以上（後來被降至40歲）、已經生育至少4個孩子（後來被提升為5個）、可能會因為生育而有生命危險、由於強姦或亂倫而懷孕的女性之外，墮胎和避孕均為非法。
但最初的寫作衝動也許要再往前追溯五年：1980年阿特伍德在參加波特蘭詩歌節的時候，因華盛頓州的聖海倫火山爆發，公共交通爆滿，她不得不和詩人卡羅琳·佛雪（Carolyn Forché）拼車南下，一路上，佛雪向她講述了自己在中美洲薩爾瓦多目睹的內戰實情：包括性暴力在內的各種暴力行徑都是外界所不知的。阿特伍德曾在《作為女性寫作者》一文中提到這件事，視其為自己寫作生涯中的轉折點，她開始明確意識到藝術創作需要背負社會責任感，要有政治性，並在1981年的演講中提及這類素材進入寫作場域的重要性，「因為寫作者就是觀察者，見證者」。
為此，阿特伍德做了充分的功課，專門收集了二戰集中營、焚書、克格勃、蓄奴制及美國內戰前的地下鐵道救助系統之類的歷史資料，因而她屢次強調：書中所寫到的一切迫害都是歷史中確實發生過的。雖然她把故事設定在近未來，但不言自明的是：那些事也可能在未來重演。
在使女系列橫空出現於整個文化領域後，對其是否歸屬於科幻類可能是最無聊的一種討論了——就因為時空設定是未來、是虛構、是反烏托邦的就必須是「科幻」嗎？阿特伍德從一開始就用「Speculative Fi懸測／推理」這個概念來界定這部小說，同時也極其強調這是「見證者文學」——《使女的故事》中的奧芙弗雷德是用錄音機口述的，《證言》是用第一人稱記述的手記和口述記錄組成的。
至於《證言》誕生的背景，我們不妨仿照阿特伍德的做法：用一些歷史事件來概括——
1792年英國女作家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出版了《女權辯護》，指出女性並非天生地低賤於男性，只有當她們缺乏足夠的教育時才會顯露出這一點；她也認為男性和女性都應被視為有理性的生命，繼而設想了建立基於理性之上的社會秩序。（順便說一句，《弗蘭肯斯坦》的作者瑪麗·雪萊是她的大女兒。）
1859年英國第一個女權組織（Ladies of Langham Place）成立了「促進女性就業協會」。
1869年《婦女的屈從地位》出版，作者是英國功利主義政治哲學家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呼籲給予婦女平權和參政選舉權。這本書得到了他的妻子哈莉特·泰勒·密爾的大力協助。
1884年恩格斯在整理馬克思手稿後加以補充，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爾根的研究成果而作》，用唯物主義歷史觀指出：由於勞動生產力的發展，產生了私有財產，因此形成了階級和階級對立；各階級的衝突導致以血親家族為基礎的舊社會被摧毀，被組成國家的新社會所取代，家庭制度受所有制支配。
1949年法國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出版《第二性》，這部被譽為女權主義「聖經」的存在主義傑作從文學、歷史、社會學、生物學和醫學多方面進行了豐富的闡述，不僅控訴男人對於女人的歧視、卑鄙甚至有時殘忍的所作所為，同時也指出了女人對於自己弱勢地位的造成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認為她們被動、屈服、缺乏雄心。在波伏瓦看來，女性獲得解放必須依靠以下兩個途徑：對於生育與否的自我決定權以及工作。
1963年美國女作家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出版《女性的奧秘》，針對家庭主婦群體的普遍問題，明確指出當時的社會在商業、教育、媒體等多方面都提倡「女人的最高價值和唯一使命就是她們自身女性特徵的完善；女人完美的本性只存在於男人主宰一切、女人在性方面溫順服從和對孩子施加母愛之中。追求事業的成就和接受高等教育會導致女子的男性化，會對丈夫、家庭、孩子都產生極其危險的後果」，其本質就是要求女性放棄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放棄職業，成為一名全職家庭主婦。
1970年澳大利亞學者傑梅茵·格里爾（Germaine Greer）出版《女太監》，認為女性從嬰兒到少女直至成年，始終都擺脫不了男權社會認可的理想女性形象對自己的誘惑和束縛，始終被囚禁在這個精神牢籠中，從而變成弗洛伊德所稱的「被閹割的人」，即「女太監」——精神閹割的產物，被社會男權控制主宰的女性。
1973年羅訴韋德案。
1978年美國銀行職員米歇爾·文森訴上司性騷擾。
2017年底#metoo反性侵女性平權運動因美國電影人哈維·韋恩斯坦的性騷擾事件而在全球社交媒體上如火如荼地展開。
2019年底以第一人稱講述性侵事件的《黑箱：日本之恥》作者伊藤詩織獲得勝訴。
……被性騷擾、被家庭和生育禁錮的女性用了將近